“子昂現在躺在醫院，可能再也拍不了電影。”夏知微聲音很輕，“但他拍的這些東西，會留下來。十年後，二十年後，有人看到，會知道在那個時代，有這樣一群孩子，有這樣一個人，試圖記錄他們的存在。”

她看著這些年輕的面孔：“銀河可以給你錢，給你技術，給你流量。但他們不會告訴你，你的作品，最終會成為他們資料庫裡的一個位元組，成為他們證明演算法優越性的一個案例。你的名字還在，但你的聲音...會被演算法調校成他們想要的樣子。”

陳默的眼淚掉下來：“夏導，我...”

“不用現在決定。”夏知微說，“回去想想。想想你為甚麼要拍電影。是為了出名？為了掙錢？還是為了...說一些必須說的話？”

年輕人陸續離開。蘇晴留下來，遞給夏知微一杯熱茶。

“微微，工坊賬上...只剩二十萬了。下個月工資都發不出來。”

“我知道。”

“銀河那邊...沈玥下午聯絡我了。”蘇晴猶豫了一下，“她說，如果你願意坐下來談，銀河可以投資工坊一個獨立專案，金額你定，創作完全自主。條件只有一個...專案要用銀河的資料系統做‘效果評估’。”

“效果評估？”

“就是...測試你的作品在銀河系統裡的‘社會價值評分’。沈玥說，這是為了‘幫助創作者更好理解觀眾’。”

又是溫水煮青蛙。先讓你用系統評估，然後告訴你哪些部分“評分低”，建議修改。一次，兩次，三次...不知不覺，創作就變成了迎合系統。

“你怎麼回她的？”夏知微問。

“我說要考慮。”蘇晴看著她，“微微，我知道你會拒絕。但我想說...也許我們該考慮生存。活著，才能繼續創作。死了，就甚麼都沒了。”

這話陸雲說過，現在蘇晴也說。夏知微知道，他們都是為她好。

“給我三天時間。”她說，“三天後，我給你答案。”

那一夜，夏知微沒睡。她在剪輯室看工坊這些年拍的所有片子——《啞光》《默河》《風暴眼》，還有那些年輕導演的習作。每一部都不完美，但每一部都有種笨拙的真實。

清晨五點，她做了決定。

她給沈玥發了條資訊：“可以談。但我要先看看銀河的‘創作輔助系統’到底甚麼樣。”

沈玥秒回：“太好了。明天上午，銀河實驗室，我等你。”

第二天，夏知微獨自去了銀河總部。實驗室在頂層，一整層樓都是。白色牆面，玻璃隔斷，巨大的螢幕上流淌著資料流。十幾個技術人員在電腦前忙碌，沒有人抬頭看她。

沈玥穿著白大褂，像個科學家。“歡迎來到未來。”她微笑，“這裡，是銀河的‘創作大腦’。”

她帶夏知微走到一個操作檯前。螢幕上顯示著一部電影的劇本大綱，旁邊是實時跳動的資料：預計觀眾情緒曲線、話題討論度預測、社會價值評分...

“輸入你的劇本，系統會在三分鐘內給出最佳化建議。”沈玥演示，“比如這部關於環保的片子，系統建議加強‘個人行動帶來改變’的敘事線，弱化‘制度性批判’。因為資料表明，前者更能激發觀眾的行動意願，後者容易引發無力感。”

“所以...真實不重要，重要的是‘激發行動意願’？”

“真實是相對的。”沈玥調出另一組資料，“觀眾調查顯示，過於沉重的真實會讓人逃避。適度的希望，才能讓人參與。我們不是篡改真實，是讓真實...更容易被接受。”

夏知微看著那些冰冷的資料，忽然想起父親。如果當年有這樣一個系統，分析父親案件的“社會價值評分”，會得出甚麼結論？可能會是：“會計堅持原則導致入獄——評分低，易引發對司法公正的負面情緒。建議修改為：會計在家人勸說下妥協，最終問題得到妥善解決。”

把悲劇改成和解，把反抗改成順從。因為這樣“評分更高”。

“我想試試。”她說。

沈玥眼睛一亮：“當然。你想輸入甚麼？”

“《默河》續集的大綱。周子昂沒寫完的那個。”

技術人員接過夏知微寫的大綱——關於那個留守兒童長大後，成了鄉村教師，努力改變更多孩子的命運。輸入系統，三分鐘後，結果出來了。

社會價值評分：8.7（滿分10）。建議：加強“感恩社會幫助”的敘事，增加“政府政策支援”的情節，弱化“個人掙扎”的部分，因為資料表明，“集體力量”的敘事更受觀眾歡迎。

“看到了嗎？”沈玥說，“系統不是否定個人奮鬥，只是建議...調整比例。這樣，作品更容易獲得認可，也更容易被傳播。”

夏知微盯著螢幕上的“建議”，想起周子昂躺在病床上的樣子。那個年輕人想拍的，是一個人的掙扎與堅持。但系統告訴他：這樣不好，要改成感恩，要改成集體。

“如果...我不接受建議呢？”她問。

“當然可以。”沈玥依然微笑，“但那樣的話，作品可能很難獲得高評分，也很難得到銀河的資源支援。夏導，這只是一個工具。用不用，怎麼用，在你。”

用不用在你。但用了有資源，不用就甚麼都沒有。這真的叫“選擇”嗎？

夏知微離開銀河大廈時，天空又下起了雨。她站在路邊，看著車流，想起很多年前，父親帶她去電影院看的第一部電影。那是部老片子，畫面粗糙，但講了一個很簡單的故事：一個人，堅持做對的事，哪怕所有人都說他錯了。

父親看完說：“微微，人這一輩子，能堅持對一件事說‘不’，就不算白活。”

她現在懂了。說“不”很難，因為說“不”的代價很大。但如果說“是”的代價是失去自己的聲音，那說“不”也許更值得。

手機震動，是秦朗：“查到了。歐洲有個叫‘自由創作聯盟’的組織，正在反抗銀河的系統。他們下個月在巴黎有個秘密會議，討論怎麼對抗演算法操控。你想去嗎？”

夏知微看著簡訊，又抬頭看看銀河大廈頂層的實驗室。那些資料流還在螢幕上閃爍，像一張巨大的網，正在籠罩整個行業。

她回覆：“去。幫我聯絡。”

雨越下越大。夏知微走進地鐵站，在擁擠的人群中，她忽然覺得很孤獨。周圍的人都在看手機，螢幕上可能是銀河推送的內容，可能是演算法推薦的影片。他們以為自己有選擇，其實只是在系統設定的選項裡打轉。

但至少，還有人醒著。

周子昂醒著，雖然躺在醫院。秦朗醒著，在歐洲尋找盟友。那些在工坊堅持的年輕人醒著，雖然前路艱難。

她也醒著。

這就夠了。

巴黎左岸那家地下酒吧名叫“鏡中鏡”，入口藏在二手書店的後門，穿過堆滿舊書的走廊，再下一段吱呀作響的木樓梯。夏知微推開沉重的橡木門時，裡面已經坐了二十幾個人，煙霧繚繞，空氣裡混雜著咖啡、紅酒和潮溼石頭的氣味。

秦朗在角落的卡座裡招手。他旁邊坐著一個戴貝雷帽的法裔女人，五十多歲，眼角有深刻的皺紋，手指夾著細長的雪茄。

“夏，這是伊莎貝爾·杜邦，自由創作聯盟的發起人。”秦朗介紹，“她年輕時拿過戛納金棕櫚，現在...全職對抗銀河。”

伊莎貝爾握住夏知微的手，力道很大：“秦跟我說了你的事。歡迎來到抵抗者的地下室。”

地下室很貼切。這裡的人來自不同地方——歐羅巴、北美聯邦、南美共同體、甚至有兩個來自非洲聯盟的導演。他們說著口音各異的英語，分享著相似的故事：作品被演算法“最佳化”後失去靈魂，拒絕合作後遭遇資源封鎖，或者更直接的——被銀河收購的公司解約。

“銀河的擴張比我們想象的快。”伊莎貝爾在簡陋的黑板上畫著關係圖，“過去三年，他們透過控股、投資、技術合作，控制了歐羅巴百分之四十的發行渠道，北美百分之三十五，亞洲...華夏是關鍵戰場。如果他們拿下華夏，全球內容產業的半壁江山就落入演算法之手。”

一個滿臉鬍子的北歐導演站起來：“我們試過法律訴訟，但銀河的合同滴水不漏。試過輿論曝光，但他們的公關團隊太強大。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讓更多人知道真相——演算法不是在服務創作，是在馴化創作。”

“怎麼讓更多人知道？”夏知微問，“如果傳播渠道也在他們手裡？”

伊莎貝爾笑了，笑容裡有種老戰士的狡黠：“所以我們要用最原始的方式——口口相傳。每個離開這裡的人，至少要告訴十個信得過的同行。沒有郵件，沒有社交媒體，面對面說。”

會議進行了兩小時。夏知微瞭解到更多細節：銀河在歐洲推行的“創作輔助系統”已經升級到3.0版本，不僅能評估劇本，還能在拍攝中實時調整——根據演員微表情資料建議重拍，根據場景情緒分建議剪輯點，甚至能預測哪些臺詞可能引發“不必要的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