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知微心裡一緊。周子昂是北電導演系的研究生，去年拿晚雲工坊的基金拍了部短片《默河》，講的是一個聾啞女孩在留守兒童村的故事，拿了幾個國際學生獎，最近在籌備長片。

“周子昂怎麼了？”

“新浪潮找過他，要投資他的長片，但要求改劇本——把聾啞女孩改成健全人，把留守兒童村改成新農村樣板間。周子昂拒絕了。”李澤宇頓了頓，“然後，他的短片就被舉報了。”

“舉報甚麼？”

“說‘醜化農村形象’‘刻意誇大社會矛盾’。”李澤宇點開手機，給夏知微看微博，“你看，已經上熱搜了。”

#默河短片被指醜化農村#的話題下，幾個大V齊刷刷發文，配著從短片中擷取的畫面——破舊的校舍、沉默的老人、髒兮兮的孩子。評論裡水軍帶節奏：“導演為了拿獎臉都不要了！”“外國人就愛看這種抹黑中國的片子！”

周子昂的微博被攻陷了。這個二十五歲的年輕人慌了，給陸雲打電話，聲音都在抖：“陸總，我是不是...闖禍了？”

陸雲正在開專案會，接到電話立刻讓公關部處理，但已經晚了。舉報信發到了電影局，周子昂的導師也收到“上面”的電話，暗示“管好你的學生”。

三天後，電影學院的領導找周子昂談話，委婉地建議他“暫時休學，避避風頭”。同時，幾家原本有意向的投資方紛紛表示“再考慮考慮”。

周子昂崩潰了。他在晚雲工坊的剪輯室裡砸了鍵盤，對著秦朗哭喊：“我只是想拍真實！我奶奶就是聾啞人，我小時候就在那樣的村子裡長大！我錯了嗎？！”

秦朗按住他的肩膀：“你沒錯。但現在，你得學會活著才能拍電影。”

“怎麼活？學都不讓上了，誰還敢投我的片子？”

“晚雲工坊投。”陸雲推門進來，手裡拿著合同，“你的長片，我們投。但劇本要改。”

周子昂抬頭，眼睛通紅：“陸總，您也要我改？”

“不是改成樣板戲，是改得更聰明。”陸雲坐下，“聾啞女孩可以保留，但可以加一條線——有個年輕老師來支教，想幫她，但方法不對。留守兒童村也可以拍，但可以拍村裡的老人怎麼努力，拍國家政策怎麼一點點落實。我們要拍的，不是‘這裡有多慘’，是‘這裡的人在怎麼活’。”

周子昂愣了愣：“這...這不還是妥協嗎？”

“這是策略。”夏知微走進來，手裡拿著李澤宇給的檔案袋，“你知道新浪潮為甚麼能一手遮天嗎？因為他們懂規則，還會利用規則。我們也要懂規則，然後在規則裡，找到說真話的縫隙。”

她翻開檔案袋，抽出一份資料：“你看這個——新浪潮去年投的一部主旋律劇，收視率造假30%。還有這個，他們旗下藝人偷稅的證據。我們要做的不是硬碰硬，是找到他們的軟肋，讓他們不敢隨便動我們。”

秦朗看著夏知微，忽然覺得這姑娘長大了。從威尼斯回來，她身上那股不管不顧的勁兒還在，但多了層盔甲。

“那我們具體怎麼做？”周子昂問。

“分三步，”夏知微在白板上寫，“第一，周子昂的劇本，按陸總說的改，但要保留核心——聾啞女孩的困境是真實的，不能粉飾。第二，我去找媒體朋友，把《默河》被黑的真相寫出來，但要講究方法，不能硬剛。第三...”

她頓了頓：“我們要找到盟友。”

盟友很快就來了，但來的方式出人意料。

三天後，一個穿著樸素的中年女人出現在晚雲工坊門口，說要見陸雲。前臺看她不像圈內人，本想打發走，但女人說：“我叫趙春梅，是周子昂短片裡那個村的村支書。”

陸雲親自接待了她。趙春梅五十多歲，面板黝黑，手很粗糙，但說話條理清晰。

“陸總，我在網上看到有人說我們村壞話，很生氣。”趙春梅掏出手機，點開《默河》的片段，“小周導演來我們村拍片子，住了半個月，天天跟孩子們在一起。他拍的，都是真的。我們村是窮，校舍是舊，但我們沒覺得丟人——因為我們在改。”

她從包裡拿出一沓照片：“這是新的教學樓，上個月剛封頂。這是村裡的圖書室，是小周導演走後，我們拿他給的勞務費建的。還有這些，”她翻出孩子們寫的信，“孩子們都想小周導演，問他甚麼時候再去。”

陸雲看著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跡，眼眶發熱。

“我想請你們幫個忙，”趙春梅說，“能不能讓小周導演再去一趟？拍個續集，就拍我們村這半年的變化。讓那些人看看，我們不是隻會賣慘，我們在努力。”

周子昂聽到這個訊息時，哭得像個孩子。他當即收拾裝置，第二天就跟著趙春梅回了村子。這次夏知微也去了，還帶了一個小型拍攝團隊。

他們在村裡待了一週。拍新教室的落成儀式，拍圖書室裡孩子們讀書的樣子，拍老人們學用智慧手機跟在外打工的子女影片。也拍依然存在的問題——年輕老師留不住，醫療條件還是差，留守兒童的心理問題沒人疏導。

素材傳回北京，秦朗帶著剪輯師連夜趕工。一週後，一部四十分鐘的紀錄片《默河·新生》上線了，免費釋出在影片網站上。

片子開頭就打出字幕：“回應所有質疑”。然後鏡頭從一年前的破敗校舍，慢慢搖到如今的新教學樓。趙春梅對著鏡頭說：“我們不怕被人看見窮，怕的是被人看見了，卻沒人伸手。”

片子最後，那個聾啞女孩用手語說：“我想當老師，教像我一樣的孩子。”字幕翻譯出來時，很多觀眾哭了。

輿論反轉了。之前罵周子昂的大V悄悄刪了微博，幾家官媒轉發了紀錄片，標題是：“記錄真實，是為了改變真實”。

新浪潮那邊暫時沒了動靜。但夏知微知道，這只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果然，兩週後，《啞光》續集的籌備會上，秦朗接了個電話，臉色變了。

“投資方撤了，”他放下手機，“說題材敏感，風險太大。”

“哪家？”陸雲問。

“三家都撤了。理由都一樣——‘政策風險’。”秦朗冷笑，“肯定是新浪潮打了招呼。”

《啞光》續集講的是地下樂隊成名後的故事，確實涉及行業黑幕、資本操控，比第一部更尖銳。沒有投資，這片子就拍不成。

夏知微翻著李澤宇給的檔案袋，忽然停在一頁上：“秦導，如果我們換個思路呢？不找傳統的影視投資，找品牌合作。”

“甚麼品牌會投這種片子？”

“獨立音樂裝置品牌、潮牌、甚至...酒品牌。”夏知微眼睛亮了，“《啞光》第一部在年輕人裡口碑很好，續集可以做成‘青年文化品牌聯名’。我們不賣版權，賣的是文化影響力。”

這個想法很冒險，但值得一試。夏知微開始四處拜訪品牌方。大部分都婉拒了，直到她見到一個國產吉他品牌的老闆。

老闆姓方，四十多歲，曾經也是個搖滾青年，後來做實業發了家。他看完《啞光》，當場拍板：“我投！但有個條件——電影裡用的吉他必須是我們品牌的。”

“還有，”方老闆補充，“我要真實的植入。不要那種硬邦邦的廣告，要劇情合理。比如主角的吉他壞了，修的時候特寫我們的logo；比如他們窮得吃不起飯，但抱著吉他說‘這個不能賣’。”

夏知微笑了：“方總，您這比我們還懂電影。”

“因為我也窮過，”方老闆點了根菸，“九十年代我在北京組樂隊，最慘的時候一天吃一頓饅頭。但我那把吉他，真沒賣。現在我有錢了，就想支援還有這種傻勁兒的年輕人。”

靠著方老闆的投資，再加上幾個小眾潮牌的贊助，《啞光》續集勉強湊夠了啟動資金。開機前夜，夏知微在微博發了張照片——劇本封面，上面寫著：《啞光2：聲囂》。

配文：“也許聲音很小，但總要有人喊出來。”

這條微博被轉發了五萬次。約翰·卡維爾在下面評論了一句英文：“Good luck.（祝你好運）” 看不出是真心還是嘲諷。

開機第三天，新浪潮的反擊來了。

這次不是針對專案，是針對人。一組夏知微的“黑料”在網上流傳——有她在酒吧演出的照片（配文：夜店駐唱出身，能有甚麼好貨），有她大學時和男生勾肩搭背的合影（配文：私生活混亂），甚至還有偽造的聊天記錄，顯示她“收錢抹黑同行”。

最毒的一招是：有人扒出夏知微的父親曾因經濟問題入獄，在她十歲時病死在獄中。這個話題被刷上熱搜：#夏知微父親是罪犯#。

“這是要毀了你。”秦朗看著那些惡評，手在抖。

夏知微卻很平靜。她關掉手機，繼續看監視器：“秦導，這條過了，準備下一條。”

“你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