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作為背景元素保留。”
夏知微笑了：“那就算了。我要的不是保留元素，我要的是那些故事被原原本本地聽見。”
卡維爾離開時，臉色難看。但二十分鐘後，陳總出現了。
“夏小姐，我看了首映，非常好。”他舉杯，“我代表新浪潮集團正式承諾——如果你們簽約，我們會保留《啞光》的全部完整性，全球發行不加剪輯。而且，我們會投資拍續集，講這些樂隊後來的故事。”
“條件還是51%的股份？”
“對，但投票權我們可以談。”陳總壓低聲音，“我知道晚雲工坊的資金問題。我可以先打一筆過橋貸款，讓你們渡過難關。這筆錢，無論最後籤不簽約，都不用還。”
這是陸雲無法拒絕的條件。那天深夜，他在酒店房間和徐情影片。
“你覺得呢？”他問。
徐情在螢幕那頭，背後是北京的夜晚：“錢很重要，但控股權更重要。如果沒了控股權，晚雲工坊就不是晚雲工坊了。它會變成新浪潮的一個分支，一個招牌。”
“可是沒有錢，工坊可能就沒了。”
“那就想辦法找錢，而不是賣身。”徐情頓了頓，“陸雲，你還記得我們建工坊的初心嗎？是要給那些拍不出商業片的年輕人一個地方。如果工坊變成了資本的工具，那和星途娛樂有甚麼區別？”
陸雲沉默了。
“再堅持一下，”徐情輕聲說，“也許會有轉機。”
轉機真的來了，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
電影節的倒數第二天，《啞光》拿了兩個獎：最佳女演員（夏知微），和評審團特別獎。夏知微上臺領獎時，用中文說了一段話：
“這個獎，屬於所有還在堅持真實表達的人。屬於那些在酒吧唱到凌晨的歌手，屬於那些在地下室排練的樂隊，屬於那些用手機拍第一部短片的年輕人。電影會結束，音樂會被遺忘，但真實的聲音，永遠不會消失。”
這段話被同步翻譯成多種語言。頒獎禮結束後，一個法國製片人找到秦朗，說想買下《啞光》的法國發行權，並且投資他的下一部電影。
“我們有個‘作者導演扶持計劃’，專門找像你這樣有個人風格的導演。”法國人說，“錢不多，但完全尊重創作自由。”
同時，一個德國的藝術影院聯盟也找上門，想打包購買《啞光》的歐洲放映權。雖然單價比不過好萊塢，但加起來也是一筆不小的收入。
最意外的是，一箇中國的影片平臺——不是巨頭，是個專注文藝內容的小平臺——聯絡了陸雲。
“陸總，我們想和晚雲工坊深度合作。”對方CEO很年輕，穿衛衣，像大學生，“我們平臺不大，但使用者都是真正愛電影的人。我們可以籤獨家，預付一筆版權費，幫你們渡過難關。條件只有一個：工坊的作品，在我們平臺首播。”
陸雲問：“你們不怕虧錢嗎？”
“怕，但我們相信好內容最終會贏。”年輕人笑了，“而且，我們調查過，晚雲工坊的片子雖然不賺錢，但口碑好，能拉動平臺的會員黏性。這是長線投資。”
這筆錢不多，但夠發三個月工資了。更重要的是，它給了陸雲一個訊號——市場不全是唯利是圖的。
從威尼斯回北京的飛機上，三個人都很疲憊，但眼神裡有光。
“我決定拒絕新浪潮，”陸雲說，“跟那個小平臺籤。”
“我也拒絕卡維爾，”夏知微說，“我想拍續集，但要用我們自己的方式拍。”
秦朗看著他們，忽然說：“你們知道嗎？在威尼斯的時候，有個義大利老導演跟我說，他六十年前也遇到過這樣的選擇——是去好萊塢，還是留在義大利拍自己的東西。他選了留下，窮了一輩子，但他的電影現在還在電影學院當教材。”
“他後悔嗎？”夏知微問。
“他說，有時候會想，如果去了好萊塢，會不會更有錢、更有名。但每次重看自己的電影，就覺得——值了。”秦朗頓了頓，“我現在覺得，也值了。”
飛機穿越雲層，下面是阿爾卑斯山的雪頂。夏知微靠在窗邊，寫下新歌的第一句：“我們在高空做選擇/不知道哪片雲會下雨/但至少/我們選了自己想淋的那場雨。”
回到北京，生活繼續。晚雲工坊和小平臺簽了協議，暫時渡過危機。《啞光》的歐洲發行帶來了持續收入，雖然不多，但穩定。
夏知微開始籌備續集，這次她要拍那些地下樂隊在“出名”之後的故事——有人堅守，有人妥協，有人消失。秦朗繼續當導演，但多了一個身份：晚雲工坊的青年導演導師。
而陸雲，在拒絕了新浪潮之後，收到了另一份邀約——一家國企背景的文化基金，想投資晚雲工坊，條件很寬鬆：只佔股30%，不參與管理，但要求工坊每年至少做兩個公益放映專案，去偏遠地區放電影。
陸雲簽了。簽約那天，陳總打來電話：“陸總，你選了一條很難的路。”
“我知道。”
“但我也尊敬你。”陳總頓了頓，“新浪潮的大門，永遠為你們敞開。如果哪天改變主意了...”
“謝謝，但應該不會了。”
結束通話電話，陸雲站在工坊的院子裡。夕陽西下，老廠房的磚牆被染成金色。幾個青年導演正在一號棚拍短片，場務跑前跑後，燈光亮起。
他想，母親林晚當年在這個廠裡採風時，看到的應該也是這樣的場景——一群年輕人，用笨拙但真誠的方式，記錄他們眼中的世界。
六十年過去了，機器換了，技術新了，但那份真誠，還在。
這就夠了。
從威尼斯回來後的第二個月，《啞光》在國內正式上映。
排片率只有6.8%，全在非黃金時段。發行方給的宣傳預算少得可憐，連地鐵燈箱廣告都鋪不起。夏知微跟著秦朗跑了幾場路演，最大的影廳也只坐了一半人。
“很正常，”秦朗安慰她，“文藝片都這樣。”
但夏知微不甘心。她想起威尼斯電影宮裡那十分鐘的掌聲，想起那些外國觀眾紅著眼眶說“我從沒見過這樣的中國電影”。為甚麼回到自己的國家，反而沒人看了？
她做了件瘋狂的事——自費包了二十場放映，在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的大學裡做免費的校園放映。沒有明星站臺，沒有媒體宣傳，就她和秦朗，帶著一臺複製，去和學生面對面。
第一場在電影學院，能坐三百人的報告廳擠了五百人，過道都坐滿了。放完電影，提問環節，一個戴眼鏡的男生站起來：“夏學姐，電影裡那個主唱最後放棄了音樂去送外賣，這是不是太悲觀了？難道堅持藝術就只能餓死嗎？”
全場安靜。夏知微拿起話筒：“我不覺得這是悲觀。他去送外賣，不是放棄了音樂，是在用另一種方式活著。電影想說的不是‘藝術會餓死你’，而是‘藝術不能當飯吃，但沒藝術，飯也不香’。”
掌聲響起來。那晚，夏知微的微博漲了三萬粉，全是大學生。
校園放映的口碑開始發酵。豆瓣評分從7.2漲到8.4，短評裡最熱的一條是：“這不是電影，這是一記耳光，扇在所有說‘這屆年輕人不行’的人臉上。”
第二週，排片率奇蹟般回升到12%。一些小影院開始主動加場，甚至有了下午場滿座的情況。發行方這才反應過來，緊急追加宣傳費，但已經晚了——電影靠自來水火了。
李澤宇就是在這時候找到夏知微的。
距離《星光計劃》停播已經半年，星途娛樂瀕臨破產，李澤宇瘦了二十斤，眼鏡片後的眼睛顯得更大，也更疲憊。他在晚雲工坊門口堵住夏知微，手裡提著個檔案袋。
“夏小姐，能聊十分鐘嗎？”
夏知微本想拒絕，但看到他眼裡的血絲，心軟了：“去咖啡廳吧。”
咖啡廳裡，李澤宇把檔案袋推過來：“這是我整理的，關於新浪潮集團這些年做過的髒事。資料造假、票房注水、偷稅漏稅、還有...性交易。”
夏知微沒接：“李總，您跟我說這些幹甚麼？”
“因為新浪潮要收購晚雲工坊，而你是關鍵人物。”李澤宇苦笑，“你可能不知道，陳總——就是跟你談合作的那個陳總，他有個外號叫‘文化劊子手’。凡是他看上的專案，要麼吞掉，要麼毀掉。”
“那您為甚麼要幫我？”
“我不是幫你，我是報復。”李澤宇摘下眼鏡擦，“新浪潮當年用同樣的手段搞垮了我的公司。他們先假裝合作，拿到內部資料，然後挖走我的核心團隊，最後用資本碾壓。我現在一無所有了，但至少，可以讓你少走彎路。”
檔案袋裡的資料觸目驚心。有新浪潮操縱票房的銀行流水截圖，有旗下藝人陪酒的偷拍照，甚至還有一份內部會議紀要，上面寫著：“晚雲工坊的專案，要麼低價收購，要麼用輿論搞臭。”
夏知微翻到最後一頁，是一份名單——列著十幾個獨立導演、製片人的名字，後面標註著“已收編”或“已封殺”。秦朗的名字在“待處理”一欄，後面打了個問號。
“他們為甚麼還沒動秦導？”
“因為《啞光》的國際聲譽。”李澤宇說，“動秦朗風險太大，所以他們先從邊緣入手。比如...你們工坊那個青年導演計劃裡，是不是有個叫周子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