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玉的轟然倒塌，如同一場席捲朝野的颶風，短暫地滌盪了所有公開的雜音。軍中驕橫之氣為之一肅，勳貴集團噤若寒蟬，再無人敢輕易挑戰新帝的權威，更無人敢直面吳銘那套令人窒息的經濟“體系”。秦王府門前，彷彿連車馬都多了幾分謹慎，帶著敬畏繞行。
然而，吳銘心中的警兆卻並未因此消散，反而愈發強烈。他清晰地感覺到，那來自皇宮深處的目光，審視的意味越來越濃。新帝朱標（明惠帝）對他依舊禮遇有加，諮詢國事，依賴他的能力維持著帝國的運轉，但在那溫和的表象之下，一種刻意維持的距離感，正在悄然滋生。
朱標不再是那個可以毫無保留分享改革藍圖的太子，他已是皇帝，一個需要平衡朝局、防範任何可能威脅的帝王。吳銘的功勞太大，權勢太盛，手段太奇，已然成了一柄過於鋒利、甚至可能傷及執劍者自身的雙刃劍。
這種微妙的變化，很快便在人事安排上顯現端倪。
朱標並未如一些人所猜測的那樣，趁機削弱吳銘的權柄，反而在幾次朝會上，更加明確地支援“新政”的推廣，肯定吳銘的功績。但與此同時，他開始大力提拔一批以 “方正古樸”、“精通經義” 著稱的儒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被譽為“天下讀書人種子”、以道德文章聞名海內的方孝孺（歷史人物）。
方孝孺被徵召入京，授翰林院侍講，不久又晉升為帝師，負責為皇帝和皇室子弟講授經史。此舉，無疑向天下士林釋放了一個強烈的訊號：新帝在重用能臣幹吏的同時，也將重新高舉儒家道統的大旗，倡導仁義，回歸“王道”。
這本身無可厚非，甚至可視為新帝穩固統治、爭取士林支援的必要舉措。但吳銘卻從中嗅到了非同尋常的危險氣息。方孝孺並非那些只知道空談道德、不通實務的腐儒，他學問淵博，氣節剛直，在士林中擁有極高的聲望和號召力。更重要的是，他及其所代表的“正統”儒家思想，與吳銘那套強調“實效”、“利益”、“變革”的新政理念，在根本上存在著難以調和的衝突！
方孝孺入京後，並未立刻對吳銘發難，反而表現得頗為謙遜低調，甚至在公開場合還稱讚過吳銘在江南“活民無數”的功績。但他講授經義時，開始頻繁引用《春秋》大義，強調“華夷之辨”、“義利之辨”，隱隱將北方戰事、乃至朝廷與周邊勢力的關係，都納入“王道”與“霸道”的框架中進行評析。其門生故舊，也開始在士林中宣揚“為政以德”、“不患寡而患不均”等思想，雖未指名道姓，但其批判的鋒芒，隱隱指向了吳銘新政中注重效率、鼓勵商業、承認利益驅動的核心邏輯。
這是一種更高明、也更致命的攻擊。它不再糾纏於具體的政策得失或個人品行，而是直接從意識形態和道德制高點上，否定吳銘改革路線的“合法性”！
“王爺，方孝孺門下的弟子，近日在國子監和各地書院講學，言論愈發尖銳。”蔣瓛憂心忡忡地彙報，“他們宣稱，朝廷若一味追求‘富國強兵’，重利輕義，便是捨本逐末，必將導致人心不古，禮崩樂壞。長此以往，國將不國！許多年輕士子受其影響，對新政頗有微詞。”
吳銘面無表情地聽著，手中把玩著一枚精緻的銅錢——這是“皇家銀行”發行的新式銅元，製作精良，信譽卓著，已是市面上流通的主要貨幣之一。他知道，真正的風暴即將來臨。方孝孺和他的儒家正統，就是那些隱藏在暗處的敵人，推到前臺來的最強大的“王牌”。
“他們這是要挖我們的根啊。”吳銘輕聲道，語氣中帶著一絲冷意，“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毀人理念，便是絕人子孫。這一招，比藍玉的刀劍，狠辣十倍。”
果然，不久之後，一場精心策劃的輿論風暴，藉著一次看似偶然的事件，驟然爆發。
事情的起因，是北疆某個剛推行“供銷社”和“軍屯新政”的衛所，發生了一起士兵毆傷胥吏的事件。起因是胥吏在丈量軍屯土地、登記造冊時，與部分習慣了舊有粗放管理計程車兵發生了衝突。這本是改革推進中難免的陣痛和摩擦，若在以往，地方官員便能處理。
但這一次，事情卻被迅速放大，捅到了朝廷。都察院幾位與方孝孺關係密切的御史，聯名上奏，彈劾該地官員“推行新政過急，苛待士卒，以致激起兵變”，並將此事上升到了“新政敗壞軍民關係，動搖國本”的高度。更在奏章中引經據典，痛心疾首地指出，正是因為朝廷近年來“重商賈而輕農耕，講利害而忘仁義”，才導致了下層軍官和士兵道德淪喪，目無法紀！
奏章一出，立刻在朝堂上引發了軒然大波。文官集團中那些本就對新政不滿、或思想保守的官員，如同找到了宣洩口，紛紛附和，要求嚴懲地方官員，並“深刻反思”新政弊端。甚至一些原本中立的官員，也開始動搖，覺得御史所言，似乎不無道理。
新帝朱標面對這洶湧的輿論，再次陷入了兩難。他深知新政的好處，但也無法忽視儒家意識形態的強大力量和“動搖國本”這頂大帽子。
吳銘知道，他不能再沉默下去了。這不僅僅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方孝孺及其背後勢力，對他發起的全面總攻！若此次被壓制，不僅新政將寸步難行，他本人也將被釘在“禍國殃民”的恥辱柱上！
在又一次氣氛凝重的朝會上，面對群情洶洶的攻訐，吳銘再次站了出來。他沒有急於反駁那起士兵毆吏事件，而是將目光投向了端坐在御階之側、一直沉默不語的帝師方孝孺。
“方先生，”吳銘的聲音平和，卻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力量，“諸位同僚皆言新政‘重利輕義’，敗壞人心。吳銘才疏學淺，有一事不明，想請教先生。”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方孝孺身上。方孝孺微微頷首，神情肅穆：“秦王請講。”
“敢問先生，”吳銘緩緩道，“孔子厄於陳蔡，絃歌不輟，固然令人敬佩。然，若當時有土豆、玉米等高產作物，能讓孔子與其弟子免於饑饉，能活陳蔡無數饑民，孔子是會選擇繼續餓著肚子彈琴，還是會選擇先讓眾人吃飽飯，再論仁義？”
此言一出，滿殿皆寂！這是一個極其刁鑽，卻又直指核心的問題！
方孝孺眉頭微蹙，沉吟片刻，謹慎答道：“聖人之心，在於教化。倉廩實而知禮節，固然不錯，然若只求倉廩實而忘卻禮節，則與禽獸何異？義利之辨，不可不察。”
“先生所言極是。”吳銘點了點頭，隨即話鋒一轉，語氣陡然變得銳利，“然，吳銘在江南，所見並非‘只求倉廩實’，而是‘倉廩實後，方有力氣學習禮節’！無數貧苦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彼時與他們空談仁義道德，何異於空中樓閣？唯有讓他們先吃飽穿暖，有了餘力，方能談教化，知廉恥！”
他踏前一步，目光掃過那些攻擊他的官員，聲音提高：“諸位口口聲聲仁義道德，可曾想過，北疆將士若無充足糧餉，如何保家衛國？邊境百姓若無高產作物，如何抵禦嚴寒飢餓？朝廷國庫若無穩定收入，如何興修水利，賑濟災民？這些，難道不是最大的‘仁政’？最大的‘義舉’？！”
“至於那起士兵毆吏事件，”吳銘將矛頭指向具體案例，“據本王所知，乃是胥吏執行新政時，方法簡單粗暴，且有勒索之嫌，方才激化矛盾！此事，當懲處不法胥吏，安撫受屈士兵，完善新政執行細則，而非因噎廢食，藉此全盤否定能讓天下更多人受益的國策！”
他再次將問題從虛無的道德爭論，拉回到了具體的現實利弊和執行層面。
方孝孺聞言，臉色微沉，正欲開口反駁。
吳銘卻不給他機會，繼續丟擲重磅炸彈，直接對方孝孺的理念發起挑戰：
“方先生崇尚《周禮》，主張恢復井田古制。敢問先生，若真按《周禮》行事，百官俸祿、朝廷開支從何而來？莫非要讓天下官員都去做那‘採菊東籬下’的隱士，靠著微薄祿米和道德文章來治理這萬里江山、億萬生民嗎？！”
“先生主張‘華夷之辨’，強調王道感化。然，北元鐵騎寇邊之時，屠戮我大明子民，可能用仁義道德將其感化退兵？若非徐達、藍玉等將士浴血奮戰，用先生所鄙夷的‘霸道’將其擊退，今日這金陵城下，安有我等在此辯論之機？！”
他言辭如刀，句句誅心，直接將儒家理想與現實困境之間的巨大矛盾，赤裸裸地揭露出來！
“這……”方孝孺一時語塞，他學問精深，善於闡發微言大義，但對於這些具體而殘酷的現實問題，卻難以給出立刻讓人信服的回答。他臉色漲紅，胸膛起伏，顯然被吳銘這番“離經叛道”的言論所激怒。
朝堂之上，鴉雀無聲。所有人都被吳銘這大膽到近乎“褻瀆”聖賢的言論驚呆了。
吳銘卻毫無懼色，他面向朱標，深深一揖：“陛下！臣並非否定聖賢之道，更非輕視教化之功。然，治國如烹小鮮，需因時制宜，實事求是！空談誤國，實幹興邦！若一味拘泥古制，罔顧現實，則非但不能致君堯舜，反而可能將國家帶入萬劫不復之境地！請陛下明察！”
他將最終的決定權，再次交還給了皇帝。
朱標端坐龍椅，看著殿下慷慨陳詞的吳銘，又看了看面色鐵青、一時難以反駁的方孝孺，眼中光芒劇烈閃爍。他需要儒家的旗幟來籠絡人心，穩定統治；但他也同樣需要吳銘的才幹和體系來維持國家的運轉和強盛。
良久，朱標緩緩開口，做出了裁決：
“秦王所言，雖言辭激切，然亦有其理。治國之道，確需兼顧義利，不可偏廢。”
“北疆士兵毆吏一事，著刑部、兵部聯合會審，查明原委，依法處置，不得牽連新政本身。”
“方先生道德文章，天下楷模，當為朕及百官表率。然，經世致用，亦不可輕忽。”
“今後朝議，當以國事為重，務求實效，空言浮論，可以休矣。”
這番裁決，看似各打五十大板，實則巧妙地平衡了雙方。既維護了方孝孺和儒家的體面，又沒有否定吳銘和新政的價值，更隱隱表達了對空談的不滿。
吳銘知道，這一回合，他勉強頂住了。但他也明白，與方孝孺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正統的衝突，才剛剛開始。這不僅僅是權力之爭，更是道路之爭，理念之爭！
方孝孺深深看了吳銘一眼，那眼神中，沒有了之前的溫和，只剩下冰冷的決然和一種“道不同不相為謀”的疏離。
退朝之後，吳銘走出奉天殿，陽光刺眼。他知道，自己今日的言論，已然徹底得罪了天下大部分的讀書人。未來的路，必將更加艱難。
“帝師出手，果然非同凡響。”他低聲自語，嘴角卻勾起一抹倔強的弧度，“但本王的道理，源自另一個世界的實踐與智慧，豈是幾句道德文章便能駁倒？”
“儒家之劫？或許吧。但這也是大明，必須經歷的蛻變之痛！”
他抬起頭，目光堅定地向前走去。前方的鬥爭，將更加複雜，更加兇險，但他已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