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團的船帆消失在水平線後，吳銘的生活彷彿被按下了快進鍵。海事院如同一個剛剛啟動的精密機器，每一個齒輪都需要他傾注心力去潤滑、校準。每日裡，案頭的公文堆積如山，從沿海各衛所的防務彙報，到市舶司試點港口的稅收賬目，再到對往來商船糾紛的裁決請示，千頭萬緒，紛繁複雜。
他不再是那個可以專注於單一案件的御史，而是必須統攬全域性的掌院大臣。這要求他具備更宏觀的視野和更果斷的決策能力。好在現代專案管理中的統籌規劃、優先順序劃分等思維幫了大忙。他將事務分為緊急重要、重要不緊急、常規事務等幾類，分派給各司房處理，自己則牢牢抓住人事、財務、軍情等核心環節，確保衙門高效運轉的同時，不至於被瑣事淹沒。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海事院的強勢崛起和吳銘的簡在帝心，不可避免地觸動了舊有利益格局。這一日，都察院內幾位與江南士族關係密切的御史，聯名上了一道奏章，彈劾吳銘“職掌海事，靡費國帑，苛擾商民，更兼年少氣盛，不諳海事，恐致邊釁”。
奏章雖未明指呂宋使團之事，但字裡行間暗指海事院開銷巨大（用於支援使團和加強水師），且政策嚴苛，影響沿海民生。這顯然是保守勢力對海事院新政的一次試探性反撲。
彈劾奏章遞到御前，朱元璋留中不發，但訊息卻悄然在朝堂傳開。一時間，各種或明或暗的目光再次聚焦到吳銘身上。有為他擔憂的，有幸災樂禍的，更有暗中推波助瀾，想借此扳倒這位新貴的。
壓力之下，吳銘卻異常冷靜。他深知，這種攻擊在意料之中。他沒有急於上疏自辯，而是更加勤勉地處理公務，將海事院近期整頓漕運、平抑沿海物價（打擊了部分勾結水師抬價的奸商）、新增稅收的成果，整理成詳實的資料包告，透過正常渠道呈報。同時，他授意幾位支援海事政策的官員，在合適的場合為海事院辯護，強調其對於鞏固海防、增加歲入的積極作用。
這是一場無聲的較量，比拼的是實績、是聖心、也是朝堂輿論的掌控力。吳銘每日下朝回到海事院，往往已是深夜，還要繼續批閱公文，聽取各方彙報。徐妙錦見他日漸消瘦，心疼不已，卻只能默默備好參湯夜宵，將家中打理得井井有條，讓他無後顧之憂。
就在這內外交困之際，南方終於傳來了使團的第一批訊息！不是透過信鴿，而是由一艘偽裝成漁船的接應快船，歷經風浪，悄然駛回了寧波港。
訊息是加密的，譯解後內容簡短卻至關重要：使團已安全抵達呂宋馬尼拉灣，李文昌侍郎已依禮覲見當地實力最強的土王，場面尚算順利。初步觀察，呂宋各方勢力矛盾重重，西番（指早期西班牙殖民者）影響力正在滲透，但尚未形成絕對控制。關於“珍珠嶼”，土王言語閃爍，似有忌憚，但承認北方海域確有一股“不守規矩”的強大勢力活動，其船隻偶爾南下劫掠。
更重要的是，偵察快船冒險靠近珍珠嶼外圍，確認島上確有新建營壘，望樓林立，戒備森嚴，遠觀可見人員操練，規模似乎不小。但未能確認“霧隱”或“星槎”是否在島，也未發現西番人員直接活動的證據。
訊息是好壞參半。好的一面是使團安全抵達，初步站穩腳跟，並證實了珍珠嶼的存在和威脅。壞的一面是“夜梟”殘黨顯然已在此地紮根，且實力不容小覷，而呂宋本地形勢複雜，可能不利於大明行動。
吳銘立刻將情報密奏朱元璋。他在奏章中分析，眼下不宜輕舉妄動，應讓使團繼續潛伏，一方面加深與土王及其他勢力的聯絡，蒐集更多情報；另一方面，尋找機會，對珍珠嶼進行更深入的偵察。
朱元璋的回覆很快，只有硃筆御批的兩個字：“准奏。慎之。”
有了皇帝的明確指示，吳銘心中稍定。他給李文昌發出了新的指令：穩住陣腳，廣結善緣，耐心尋找“珍珠嶼”的破綻。同時，他加大了對沿海水師的調動，令其在呂宋以北海域進行更頻繁的、帶有威懾性質的巡航，既是對“夜梟”的壓迫，也是對使團的側面策應。
處理完這一切，已是月上中天。吳銘疲憊地靠在椅背上，揉了揉發脹的太陽穴。書案上，一邊是堆積的日常公文，另一邊是剛剛譯出的密信和南洋海圖。他彷彿同時身處兩個世界：一個是瑣碎卻關乎帝國日常運轉的朝堂政務，另一個是遠在萬里之外、充滿未知與危險的海外諜戰。
“這就是CEO的日常嗎？”吳銘自嘲地笑了笑，內心OS帶著一絲疲憊，“既要處理公司內部管理（海事院事務）和董事會鬥爭（朝堂攻訐），又要緊盯海外併購專案（呂宋使團）的進展，還得防範競爭對手（夜梟）的反撲。這管理幅度，真是夠寬的。”
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倒下。他是連線這兩個世界的樞紐，是這場跨越海疆大棋的關鍵執子者。他深吸一口氣，提筆開始批覆下一份公文。窗外的更鼓聲，提醒著他新的一天即將到來，而萬里之外的海上，風雲依舊變幻莫測。他必須保持清醒，等待下一個來自遠洋的訊息，或是應對下一次朝堂的風波。
等待的日子在繁忙與焦慮中流逝。吳銘如同一個同時照看多個火候的廚子，一邊要穩住海事院的日常運轉，應對日漸增多的各類涉海事務（甚至包括調解一起因爭奪捕魚海域引發的沿海村落械鬥）；另一邊要緊盯朝堂風向，化解那些針對海事院和他本人的明槍暗箭；最重要的，則是時刻牽掛著萬里之外呂宋使團的安危與進展。
期間，又有兩批透過信鴿傳來的簡短密報送達。內容多是李文昌彙報與當地土王、部落首領周旋的細節，以及呂宋各方勢力錯綜複雜的關係。關於“珍珠嶼”，依舊沒有突破性進展，只提到其巡邏船隻活動頻繁，似乎對外界的警惕性非常高。李文昌在密信中表示，正在設法透過貿易接觸與“珍珠嶼”有間接往來的人，但需耐心和時間。
這一日，吳銘正在與戶部官員就新增海關稅收的分配問題爭論得面紅耳赤（戶部想多留，吳銘堅持大部分應用於水師建設和海防），一名親信長隨匆匆入內，在他耳邊低語了幾句。吳銘神色不變，三言兩語結束了與戶部官員的爭論，便立刻返回了海事院的值房。
密信是透過最新返回的接應快船送來的，比信鴿傳遞的資訊詳細得多。吳銘屏退左右，小心翼翼地用特製藥水顯影。信是李文昌親筆，字跡因船體顛簸略顯潦草，但內容卻讓他精神大振！
信中稟報，使團經過數月努力，終於透過一個與“珍珠嶼”有少量藥材往來的土著部落，獲得了一張極為粗糙、但標註了島上關鍵地點的手繪示意圖！示意圖顯示，島嶼中心依山建有一座堅固石寨，疑似首領居所和指揮中心；靠近唯一深水灣澳處，有大型工坊區，終日煙霧繚繞；此外，還標註了幾處瞭望塔、倉庫和練兵場的位置。
更重要的是，隨信附上了一份根據土著描述、由隨團畫師繪製的“島上大人物”畫像！
吳銘迫不及待地展開那張畫像。畫中人身穿結合了南洋與某種古典風格的華服，面帶薄紗，只露出一雙深邃的眼眸。雖看不清全貌，但那眉眼間的輪廓、尤其是眉梢一顆細微的小痣，竟與之前密室中得到的那幅女子肖像有八九分相似！
就是她！“霧隱”！ 雖然依舊蒙著面紗，但基本可以確定，這位“珍珠嶼”的首領，就是畫中女子，也就是“夜梟”組織的最高頭目“霧隱”！
李文昌在信中寫道，據土著隱約透露，這位“女首領”極少露面，但威嚴極重，手下皆稱其為“殿下”，似有王室血統。島上紀律嚴明，且似乎在大量囤積糧食、火藥，並頻繁進行海上操練，其志非小。至於西番火器，土著語焉不詳，只說見過“噴火的鐵管”，但未親眼見到西番人。
情報雖然依舊未能揭開“霧隱”的全部面紗，但已將其身份、據點、活動意圖勾勒得更加清晰！一個擁有（或自稱擁有）古三佛齊王室血統的女子，盤踞海外孤島，積蓄力量，其目的不言而喻——復國？抑或是對大明報復？
吳銘立刻將最新情報整理成緊急密奏，連同那張模擬畫像和島嶼示意圖的副本，直送大內。他知道，這些資訊將直接影響皇帝的最高決策。
果不其然，次日朝會，氣氛陡然緊張。朱元璋並未直接出示呂宋來的密報，而是將話題引向了是否應該調整海禁國策、有限度開海的問題上。這如同一石激起千層浪！
保守派官員立刻群起反對，引經據典，大談“重農抑商”乃立國之本，開海必引倭患、滋奸民、動搖國本。言辭激烈者，甚至暗指主張開海者是“懷揣私利，罔顧社稷”。
吳銘心知，這是皇帝在藉機觀察朝議，也是在為可能的重大政策轉向鋪墊和施壓。他不能再沉默。出列躬身，聲音清晰而沉穩地響徹奉天殿：
“陛下，諸位大人！臣以為，海禁之策，乃特定時勢之需。然今時不同往日！‘夜梟’之患，已證明鎖國並不能高枕無憂，反使賊寇藏身海外，坐大成患！且東南沿海，百姓依海而生者眾，片板不得下海，無異於斷其生路，迫其為盜！”
他頓了頓，目光掃過那些反對的官員，繼續道：“有限度開海，非為縱容私貿，乃為‘以通制閉，以導代堵’！設市舶，嚴監管，則可徵關稅以實國庫；興官營，控航道，則可保海疆安寧；允民有限參與，則可安沿海民心，消弭隱患。更可藉此通道，廣佈耳目於海外，使‘夜梟’之輩再無藏身之所！此乃長治久安之策，非為一時之利！”
他並未提及呂宋的具體情報，但句句緊扣現實威脅和國家利益，邏輯清晰，擲地有聲。支援開海的官員（多與沿海利益相關或眼光較新者）紛紛出聲附和。
朝堂之上，爭論異常激烈。朱元璋高坐御榻，面無表情地聽著，直到雙方都有些詞窮，他才緩緩開口，聲音不高，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威嚴：
“吳卿所言，不無道理。海禁之利弊，朕自有考量。然眼下之急，乃在肅清海患，鞏固防務。海事院近來整飭漕運、增加稅入、安定沿海，頗有成效。至於開海與否，如何開海，需待海疆徹底靖平，詳加籌劃後，再行定奪。”
這番話，看似沒有明確表態，實則意味深長。既肯定了吳銘和海事院的工作，為開海留下了活口，又將其與“肅清海患”這個當前首要任務繫結，堵住了保守派的嘴。更重要的是，暗示了開海的前提是“海疆靖平”，而這“靖平”的物件，顯然包括遠在呂宋的“夜梟”。
退朝之後，吳銘知道，皇帝心中已有決斷。開放海禁或許不會一蹴而就，但經略海洋、肅清外患的戰略方向已經明確。而這一切的前提，就是徹底解決“珍珠嶼”的威脅。
他回到海事院，立刻給李文昌發出新的指令：繼續潛伏，儘可能摸清“珍珠嶼”的兵力部署、物資儲備、以及與外界的聯絡渠道，為下一步的“靖平”行動，做好最充分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