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9章 承受帝國第一擊的殉道者！
倫敦的禁令傳到印度時，已經是九月中旬。
電報先到孟買，再轉加爾各答。總督府的文書員抄寫了兩份，一份歸檔，一份送到宣傳處。
處長看了，皺皺眉，把它壓在了一迭待辦檔案下面。
他對副手說：“又是倫敦的麻煩。別急著辦，等兩天。”
副手點點頭。他們都知道，這種來自本土的緊急命令，往往雷聲大雨點小。
去年還有封電報說要加強貨物的檢疫，防止霍亂擴散，結果到今年連檢疫站的預算都沒批下來。
禁令在檔案筐裡躺了三天。這三天裡，從英國來的商船「孟買之星號」已經卸了貨。
船艙裡除了打字機、腳踏車和蒸汽機的零件這些熱門貨，還有十箱最新一期的《良言》雜誌。
這些雜誌很快被送到加爾各答城區的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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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紡商行的會計蘇倫德拉下班後沒回家，而直接去了加爾各答北區佐拉桑科，一個看起來頗為陳舊的老宅子。
輕輕敲門以後，一個僕人開了門，把他引入的內室。而他的朋友們，已經等在了那裡。
其中兩個是律師，都在倫敦讀過書，一個叫阿肖克，一個叫尼拉傑。
還有一個是為《孟加拉日報》撰稿的記者，叫比馬爾。還有三個是和他一樣在商行裡工作的年輕人。
最後一個坐在窗邊，很安靜，他是這座宅子的主人，也是這個小小的讀書會的發起人。
他叫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
他是個年輕人，剛滿二十歲，家裡希望他學法律，把他送去了倫敦，但他只想寫詩，於是沒有畢業就回來了。
現在他是整個加爾各答青年讀書會的領袖人物。
蘇倫德拉驚訝地發現，大家並沒有在翻閱剛剛上市的《良言》，而是在聽那個叫阿肖克的律師朗讀著甚麼。
他捧著一本小冊子，聲情並茂，語調鏗鏘，他的英語是標準的倫敦口音。
蘇倫德拉來的正好，故事才剛剛開始——
一個叫溫斯頓的小公務員，在大英帝國的“真理部”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修改舊報紙和檔案。
讀到這裡時，記者比馬爾笑了一聲：“這不就是新聞處那些人的工作嗎？把壞訊息改成好訊息。”
阿肖克繼續讀，讀到“OLD LADY IS WATCHING YOU”時，他不自覺地停了下來。
房間裡安靜下來。
泰戈爾開口了，他輕聲問：“能再讀一遍那句嗎？”
阿肖克又讀了一遍，特意加重了語氣：“OLD LADY IS WATCHING YOU。”
泰戈爾點點頭，沒說話。他拿起筆，在一張紙上寫下一行孟加拉語。
他寫的是：“（她一直在看著你們）”
寫完後，他把紙推到桌子中央。幾個人湊過來看。
“這個‘她’……是指女王？”
“可以指很多。總督府，稅務局，警察局，檔案處……所有那些‘看著’我們的東西。”
阿肖克繼續讀。他讀得很快，讀到溫斯頓被捕，讀到“友愛部”的審訊，讀到老鼠的鐵籠子……
最後讀到溫斯頓為了不被老鼠咬臉，尖叫著出賣戀人裘莉亞時，他再次停住了。
過了很久，蘇倫德拉才顫慄著開口：“所以恐懼可以讓人背叛一切？”
泰戈爾搖搖頭：“不是恐懼，是大英帝國的統治。它的統治既製造了恐懼，也利用了恐懼。
索雷爾先生寫得很清楚——大英帝國其實不需要每個人都忠誠於它，只需要每個人都害怕它！”
阿肖克漸漸讀到了最後幾頁。溫斯頓被釋放了，在街上遇到裘莉亞，兩人都知道對方出賣了自己，但都很平靜。
最後溫斯頓坐在咖啡館裡，看著牆上的“OLD LADY”海報，心裡充滿了愛，回到「友愛部」，平靜地接受了死刑。
聽到這裡，泰戈爾也忍不住打了個寒顫：“他最後愛上了那個讓曾經讓他恐懼的東西，這才是最可怕的！”
那天，這本叫做《1984》的增刊在幾個人手裡傳閱，被一遍又一遍地閱讀。
讀完的人往往會走到窗邊，看著外面的加爾各答。
這座城市是英國的造物，港口、鐵路、法院、學校、監獄——一切都是按英國人的圖紙建的。
他們在這裡生活，工作，賺錢，但也時刻被“看著”。
警察看著，稅吏看著，學校的英國老師看著，公司的英國經理看著。
現在，一個法國人把這種“被看著”的感覺寫成了書，還給起了個名字：“OLD LADY IS WATCHING YOU”。
第二天，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就開始翻譯《1984》，把它改寫成孟加拉語。
他沒翻譯整本書，只選了關鍵段落——開頭的設定，那句標語，審訊的場景，還有結尾。 他甚至刪掉了“1984”這個年份，把它改成“自由的終點”。
他也刪掉了具體的英國地名，改成模糊的“帝國中心”。
翻譯完了以後，他先給了記者比馬爾看。
比馬爾說看了一眼手裡的幾頁紙，搖搖頭：“登不了報。審查過不了。”
泰戈爾的語氣很堅定：“不登報，就用手抄。一傳十，十傳百。”
比馬爾嘆了口氣：“這很危險。”
泰戈爾點了點頭：“是，很危險。書在倫敦已經被禁了。但真正危險的不是我們，是禁書的人。他們在怕甚麼？”
比馬爾想了想，這次沒有反對。他們當天就抄了十份，給了十個信得過的人。那十個人又各抄了幾份。
不到一週時間，加爾各答的知識分子圈子裡，都在私下討論“那本法國書”。
他們有些人還不知道全書內容，只知道幾個關鍵句子，還有那句標語：“她一直在注視著你們！”
總督府的禁令終於下發時，已經是九月下旬。警察開始搜查書店、報刊攤，要求上繳《良言》增刊。
但他們搜到的很少——大部分早就被藏起來了，書店老闆宣稱接到禁令就把書燒了，灰燼都倒進了胡格利河。
警察當然不信，但搜了每一家書店，甚麼也沒找到。
其實早在搜查前三天，這些狡猾的老闆就把手裡的《1984》一頁頁拆開，藏在不同的地方——
賬簿夾層、地板下面、宗教書籍的內頁。等有人願意出高價買的時候，他們才把它“組裝起來”銷售。
禁令反而讓這本書更有價值。黑市上，一本完整的《1984》英文字能賣到10盧比，是《良言》原價的10倍。
手抄的孟加拉語節選本更便宜，但也更危險——持有者一旦被發現，就會被逮捕。
九月底，加爾各答發生了一件事——一個叫薩欽的年輕學生在街頭演講的最後，突然提高聲音：
“他們在看著我們！稅務局看著，警察局看著，總督府看著！但我們要問——憑甚麼？憑甚麼他們可以看著我們，我們卻不能看著他們？”
人群裡立刻有人喊：“因為他們有槍！”
薩欽說：“槍只能打死人，打不死思想！倫敦現在怕一本書，怕一個法國人寫的書！那本書叫《1984》，裡面有一句話——‘她一直在看著你們’！”
警察衝過來抓他時，他已經跳下演講臺，混進人群跑了。但他的話傳開了。
那天晚上，薩欽躲在朋友家裡，朋友問他：“你真讀過那本書？”
薩欽搖頭：“只讀過幾頁手抄本，但夠了。重要的是，倫敦在怕它。如果倫敦怕它，就說明它說對了。”
朋友沉默了一會兒，問：“那個法國作者……他叫索雷爾？”
薩欽點點頭：“萊昂納爾·索雷爾。他曾經在倫敦幫窮人寫信，現在因為寫了這本書被驅逐。”
“他真的這麼做過？”
“嗯，雖然他是法國人，我們是印度人。但我們一定要記住他，他是第一個在倫敦說出真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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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情況像野火一樣蔓延開來。
在愛爾蘭的都柏林，英國查禁《1984》的訊息，幾乎立刻被愛爾蘭民族主義報紙當作一份現成的證據：
帝國的統治不像它自己宣稱的那樣從容！
“OLD LADY IS WATCHING YOU”的口號被印在粗糙的傳單上，被塗寫在牆角和酒館後門。
這裡沒有人關心《1984》的文學價值，但在集會上，“萊昂納爾·索雷爾”的名字被反覆提起。
他被視為一個替所有被統治者承受了大英帝國第一擊的殉道者！
在埃及的亞歷山大港，知識分子們談論的並不是小說，而是法國和英國報紙對禁書事件的不同措辭。
萊昂納爾作為法國作者的身份在這裡被反覆強調——他來自一個共和國，卻被一個帝國驅逐。
這使他迅速被塑造成“替我們發言的歐洲人”。
當地的報紙也在暗示：如果帝國無法容忍這樣的表達，那麼殖民地就沒有保持順從的義務。
此外，在香港、在孟買、在開普敦、在新加坡、在檳城……《1984》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同一件事——
告訴所有人，大英帝國的統治依賴的不只是武力和法律，還有對語言的控制！
……
而在遠在倫敦的蘇格蘭場，透過電報彙總了各地的資料以後，發現了一個驚人的事實：
他們繳獲的《1984》冊數，已經超過了《良言》8月下旬刊的總銷量，而且是遠遠的超過。
似乎有種神秘的力量，正在不斷把《1984》擴散向大英帝國的每一個角落。
就在這風雨飄搖當中，時間不知不覺來到了1882年的10月，《1984》引發的騷動幾乎讓內閣陷入癱瘓。
於是經過整整一個月的“縝密調查”與“口頭傳喚”後——
一長串名字出現在總檢察長亨利·詹姆斯爵士親筆簽名的起訴名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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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