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0章 倫敦精英的恐慌！（千票加更3）
果然，接下來幾天，關於“法國佬索雷爾才是英國窮人的保護者”的報道，越來越多。
《帕爾摩爾報》登了一篇長文，標題是《兩便士的紳士——索雷爾先生在倫敦》。
時隔一年，文章再次詳細寫了萊昂納爾如何在彎鎬酒吧讀報、寫信，如何幫助各色窮人。
還特別提到白教堂的請願信，說這封信後來真的起了作用——
市政廳派人調查，確認衛生狀況惡劣，撥款改善了供水；還特地在碼頭做好了隔離，沒讓霍亂擴散開。
文章最後寫道：
【當一些報紙指責索雷爾先生用小說“腐蝕”英國青年時，他們似乎忘記了，這位法國作家在倫敦短暫停留期間，用他最寶貴的天賦——文字——幫助了許多英國最底層的人民。
他傾聽他們的苦難，書寫他們的心聲，而且只收取微不足道的兩便士。
這是否比在報紙上高談“帝國精神”更體現人道價值？請讀者自行判斷。】
這篇文章被許多小報轉載。
很快，倫敦的普通人——工人、小販、主婦、學徒——都知道了：
那個寫《加勒比海盜》的法國人，在倫敦時幫過很多窮人！
沿著泰晤士，分成了兩個倫敦，互相之間都不理解對方。
西區的俱樂部裡，紳士們不以為然。
“幫窮人寫信？慈善行為值得讚賞，但這和他小說的危害是兩碼事。”
“那些小報就愛煽情。”
“底層民眾容易被感動，一封信就讓他們忘了大局！”
“這就是他們永遠無法成為我們這樣的精英的原因！”
但在東區、在南華克、在白教堂，人們的看法截然不同。
彎鎬酒吧裡，老吉米把《每日紀事報》的文章釘在牆上，每個進來的人都能看見。
肖恩·奧馬拉每晚都來，看見那篇文章就笑：“這才是人話！”
他成了酒吧裡的“權威”——因為文章裡提到了他。
人們圍著他問：“市政廳真來裝水管了？”
肖恩·奧馬拉伸出手，豎起三個指頭：“真的！多了三個公共水龍頭。雖然還不夠，但比之前強。
至少取水的時候，大家不用打起來了。”
“是邦德先生那封信的功勞？”
“我不敢說全是。但信遞上去，他們總得看一眼。看了，就知道情況多糟。
後來邦德先生身份暴露，報紙一報，他們壓力大了，才肯掏錢。”
有人感慨：“一封信，能換來幾個水龍頭。那些老爺在議會吵半天，又換來啥？”
換來啥？他們不知道。他們只知道，自己的生活沒變好。
工錢還是那麼點，麵包還是那麼貴，房子還是那麼破。
但至少，有人替他們說過話。而那個人叫“詹姆斯·邦德”，是個法國作家。
老比爾喝了口酒，又在嘆氣：“我兒子去印度前，也是個壯小夥。回來時，瘦得皮包骨，還少了條胳膊。
他說在印度，軍官根本不拿他們當人。幹活最累，打仗衝在最前面，飯還吃不飽。
為啥？因為他們是我們窮人家的孩子，哪怕死了殘了，也沒有人會在意。”
說到這裡，他聲音發抖：“那些老爺說皇家海軍光榮。光榮在哪兒？
我兒子的光榮就是少條胳膊回來，連個像樣的活兒都找不著！”
肖恩·奧馬拉拍拍他的背：“都過去了。人活著就好。”
比爾搖頭：“過不去。我每天晚上閉眼，就看見我兒子斷胳膊的樣子。
我就想，憑甚麼？憑甚麼他們的孩子當軍官，我的孩子當炮灰？
憑甚麼他們的孩子鍍金回來升官發財，我的孩子殘廢回來等死？”
沒人能回答。酒吧裡靜悄悄的，只有煤油燈芯偶爾噼啪作響。
最後湯姆·哈代開口：“所以咱們愛看《加勒比海盜》。因為故事裡，傑克船長誰也不怕。
總督也好，軍官也好，他敢耍，敢笑，敢罵。咱們做不到，但看看心裡痛快。”
是啊，痛快！
現實裡，他們得對工頭點頭哈腰，得對巡警賠笑臉，得對任何穿得比他們好的人保持恭敬。
可心裡呢？心裡憋著火！
《加勒比海盜》給了他們一個出口。看傑克把那些老爺耍得團團轉，就像自己也在耍一樣。
雖然只是片刻的幻想，但也夠了。
面對輿論的反撲，《泰晤士報》不得不登了一篇回應文章。
文章承認萊昂納爾·索雷爾在倫敦的“慈善行為”值得肯定，但堅持認為《加勒比海盜》的內容有害。
文章說，個人善舉不能抵消作品對公眾思想的潛在危害。並呼籲讀者“理性看待”。
彎鎬酒吧裡，湯姆把文章讀給大家聽。
讀完，肖恩·奧馬拉笑出了聲：“理性看待？意思是，邦德先生幫咱們是好的，但他寫的故事是壞的。
咱們得分開看。你們分得開嗎？反正我分不開。”
“是啊，分不開！”眾人異口同聲。
對他們來說，詹姆斯·邦德是一個整體。是那個耐心聽他們嘮叨、認真替他們寫信的溫柔紳士。
他一封信只收兩便士，走時留下所有錢給了“老菸斗”的家人。 也是那個寫出了福爾摩斯、寫出了傑克船長的作家。
他們喜歡這個人，也喜歡他的故事。
因為他們從這個人的行為裡，感受到尊重；從他的故事裡，感受到解脫。
一個老酒客嘟囔：“他們就是想把邦德先生劈成兩半。一半是慈善家，一半是壞作家。可邦德先生是一個人啊！”
是啊，一個人。
一個有才華、有同情心、願意俯身傾聽底層聲音的人。
這樣的人寫的故事，怎麼會是毒藥？
他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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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詹姆斯街的卡爾頓俱樂部裡，煙霧比平時更濃。
幾個男人坐在皮椅裡，面前放著威士忌，但沒人喝。
他們剛看完今天的報紙——
《星報》上又登了一篇關於“詹姆斯·邦德”的報道，講一個寡婦如何靠他寫的信得到親戚幫助。
亨利·卡文迪什放下報紙：“第五篇了！”他是下議院議員，保守黨，五十多歲，頭髮梳得一絲不苟。
坐在他對面的愛德華·格雷不屑一顧：“小報就愛這種煽情故事。”他在外交部做事，年紀很輕。
出身政治世家的羅伯特·塞西爾開口了：“《每日紀事報》也跟進了。現在整個東區的窮鬼都在談這個法國佬。”
俱樂部裡一片沉默。
亨利端起杯子：“你們注意到沒有？這些人說起索雷爾，口徑一致得可怕。”
“甚麼意思？”
“碼頭工說他幫白教堂裝水管。學徒說他幫忙娶到老婆。寡婦說他讓親戚伸出援手。
每個人說的都是‘他幫了我’——但重點不是幫了甚麼，而是態度。”
愛德華沒聽懂：“甚麼態度？”
“感恩的態度，一種集體的感恩。他們竟然對一個外國作家表現出某種忠誠。這不對勁。”
羅伯特點點頭：“我同意。如果只是幾個人說他好，那無所謂。但現在是一群人用同樣的語氣說同樣的話——
‘邦德先生是好人’‘邦德先生懂我們’‘邦德先生和那些老爺不一樣’。這讓我感到不安。”
愛德華笑了：“你們是不是想太多了？底層民眾一直有他們的英雄。羅賓漢，俠盜迪克……都是反抗權威的角色。”
亨利搖搖頭：“不一樣。羅賓漢和迪克都是幾百年前的人。索雷爾是活生生的，剛在倫敦待過，幫他們寫過信。
而且他有作品，每一期《良言》上，傑克·斯派洛都在戲耍皇家海軍。
那些窮鬼看著，笑著，然後想起，‘寫這個故事的邦德先生幫過我這樣的窮人’。”
他露出憂慮的神色：“這就把虛構和現實連起來了。窮鬼們會把對作者的感激，轉移到對角色的認同上。
他們會覺得，傑克船長戲耍軍官是對的——因為寫傑克的人，是站在他們這邊的。”
俱樂部裡安靜了幾秒。
亨利喝了口酒，又繼續說：“而且現在有了作者的光環。底層民眾相信索雷爾是好人，是幫過他們的人。
那麼他寫的故事，就有道德上的分量。他們會覺得，喜歡這個故事沒錯，因為寫故事的人是好人。”
羅伯特輕聲說：“法國人最擅長這個！”
一句話，讓氣氛徹底沉下去。
三個人都沒說話，他們都是讀過最好大學的上等人，都知道“這個”指甚麼。
法國大革命！
不單單是歷史事件本身，而是它發生前的幾十年，啟蒙思想如何慢慢侵蝕舊制度權威的過程。
伏爾泰如何讓人嘲笑教會，盧梭如何讓人懷疑君主，狄德羅如何讓人思考新的可能。
那些法國作家也沒直接喊“革命”，他們就寫寫故事，寫寫戲劇，寫寫哲學。
他們讓人笑，讓人想，讓人不再把舊秩序看作天經地義。
然後，等權威在人們心中已經成了笑話，推翻它就容易多了。
亨利低聲說：“法國貴族最後悔的，不是沒鎮壓起義，而是當初沒警惕那些書，那些劇，那些讓人發笑的故事。
等他們意識到危險時，人們已經不怕他們了！”
愛德華臉色嚴肅起來：“你覺得索雷爾在幹同樣的事？”
亨利站起身來，戴上了帽子：“想想看三個月前的巴黎，想想那本《老人與海》。最麻煩的是，我們沒法公開反對。
怎麼說？說‘不許喜歡一個海盜故事’？還是說‘不許感激一個幫過他們的人’？那會顯得我們小氣。”
愛德華問：“你要去哪兒？一會兒不是還要打橋牌嗎？”
亨利搖搖頭：“不了，我要去內政部，我得告訴他們這種變化究竟有多麼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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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