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週後，日經指數反彈了百分之八。
那天早上村田衝進辦公室的時候，手裡攥著一份還帶著油墨溫度的《日本經濟新聞》，頭版標題用特大號字型寫著“市場急反彈”。他站在陳嘉木的辦公桌前，喘得說不出話，把報紙往桌上一攤，食指戳著那個數字，戳了三下，像在確認這不是印刷錯誤。陳嘉木看了一眼，嗯了一聲，繼續低頭看路透社終端的螢幕。
市場上開始有人說，最壞的時候過去了。電視上的股評家們紛紛換上輕鬆的表情，用技術性回撥、短期震盪、健康的市場修正這類詞彙重新組裝自己的專業性。那些在黑色星期一當天面色鐵青地拒絕了所有采訪請求的分析師們，此刻正坐在演播室裡侃侃而談，彷彿他們早就預測到了一切。
一個月後，日經指數收復了百分之六十的失地。大藏省的官員在記者會上露出笑容，說日本經濟的基本面沒有改變，這次暴跌只是全球性恐慌情緒的短暫波及，與日本無關。
電視上的經濟學家們開始用更長的時間軸來分析~~從戰後復興到高度增長，日本經濟的韌性經受住了考驗。銀座的酒吧重新爆滿，老闆娘們笑盈盈給客人倒酒。。。。
三個月後，指數回到了暴跌前的水平。好像甚麼都沒發生過。恐慌被遺忘了，那些在交易所衛生間裡嘔吐的交易員被遺忘了，那些從華爾街高樓上跳下去的人也被遺忘了。東京的報紙上不再有“崩盤”這個詞，取而代之的是“V型復甦”和“日本奇蹟”。
渡邊專務打來電話，聲音裡滿是感激，不是平常那種帶著敬語和商務禮儀的感激，而是一個人劫後餘生之後打給救命恩人的那種感激。
“陳桑，謝謝你。你那五十億，讓我們撐過了最難的時候。現在那隻基金的份額，已經漲了百分之十二。董事會讓我轉達~~三菱信託永遠記得遠洋投資的友誼。”
陳嘉木在電話這頭笑了笑。
“渡邊專務，恭喜。”
放下電話，他看著窗外的東京。
樓下的街道上，聖誕節的彩燈已經掛起來了。人們裹著大衣匆匆走過，手裡提著購物袋。銀座的百貨店裡，擠滿了買年貨的人。伊勢丹的櫥窗裡擺出了聖誕限定款的蛋糕，門口排著長長的隊伍，隊伍裡的年輕女孩們跺著腳哈著白氣，臉上是被節日氛圍烘出來的紅潤。
沒有人記得三個月前的恐慌了，那場恐慌像一個被所有人同時忘掉的噩夢，醒來之後誰也不想再提，彷彿不提就等於不存在。
但陳嘉木記得。
他記得那天早上，渡邊顫抖的手指。他記得村田眼裡的恐懼。他記得路透社終端上跳動的數字，像心跳一樣，一下一下，敲在神經上。
不是因為他勇敢。
是因為他知道，真正的風暴，還沒來。它在海平面以下正在醞釀，它的名字不叫崩盤，叫泡沫。而這個泡沫，會讓那些正在電視上侃侃而談的經濟學家們，在未來某一天突然發現，他們腳下踩著的根本不是地面，是海市蜃樓。
而他，要在風暴到來之前，成為所有人眼裡的“朋友”。
1988年1月，東京。
新年剛過，陳嘉木收到一份請柬。是三菱信託的新年酒會，地點在帝國飯店。
帝國飯店的孔雀廳，那裡不是隨便甚麼人都能訂到的。它的預約排期通常以季度為單位計算，新年酒會的檔期更是要提前一年預定。戰前這裡招待過皇室成員，戰後這裡見證了無數個財閥重組和銀行合併的握手瞬間。牆上掛著的油畫裡，孔雀展開的尾羽是用金箔一片一片貼上去的，在水晶吊燈的映照下泛著溫潤的光澤。
酒會上，渡邊一郎親自挽著陳嘉木的胳膊，把他介紹給一群銀行家、企業家和官僚。
“這位就是遠洋投資的陳桑，去年黑色星期一，多虧了他。。。。”
銀行家們紛紛遞上名片，他們的名片用紙考究，字型燙金，上面印著“代表取締役”“常務執行役員”“本部長”之類的頭銜。企業家們端著酒杯排著隊等握手，互相交換名片時的鞠躬角度比平時低了至少五度。每個人都很熱情，每個人都想和他握手，每個人都叫他“陳桑”。
“陳桑，聽說你對精密機械感興趣？我們公司最近。。。。”
“遠洋投資有沒有考慮過參與我們的增資計劃？條件可以談。。。。”
“陳桑，甚麼時候有空來大阪？我們會長隨時都有時間。。。。”
陳嘉木微笑著，一一寒暄。他接過每一張名片都雙手捧著低頭認真看過，然後仔細收進名片夾裡。
酒會結束，他走出帝國飯店的大門。外面下著小雪，雪花不大，細密地從夜空中飄落，在霓虹燈的映照下變成彩色的碎屑，東京的夜空被霓虹燈染成一片氤氳的粉紅色。
村田撐傘跑過來。
“陳桑，今天收穫不小。三菱信託那邊說，他們新成立的那隻基金，願意讓我們認購百分之三十。”
陳嘉木點點頭。
“還有~~”他突然壓低聲音。
“東京電子的田中社長託人帶話，說想約您吃飯。聽說他們正在研發一種新的光刻機。新一代的，缺資金。”
陳嘉木的腳步頓了一下，光刻機？
“約吧。”
他想起和熊光明暢談的那一晚上，“嘉木同志，你知道光刻機嗎？就是做晶片用的，把電路圖案刻在矽片上的機器。美國人能做，日本人也能做。如果我們想要，他們不會賣給我們~~給多少錢都不賣。但是如果日本人的公司裡，有我們的股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1988年1月，北京。
熊光明坐在辦公室裡，面前攤著一份報告。
是陳嘉木從香港發來的加密檔案，翻譯成後，整整十二頁。他看了整整一個下午，一頁一頁，一行一行，看到最後一頁時，窗外已經黃昏了。
報告的最後，是幾行數字，截至1987年12月底，遠洋系資產狀況如下：
總資產：九十三點七億美元
負債：十三點二億美元
淨資產：八十點五億美元
直接持有日本企業股權：五十三家
其中控股（50%以上）：七家
重大影響（20%-50%）：十九家
參股（20%以下）：二十七家
涉及行業：半導體、精密機械、光學儀器、工業機器人、新材料、汽車零部件等十一個行業
透過貿易渠道引進技術裝置：三百二十七套
其中整條生產線：二十三條
關鍵單機裝置：一百八十四臺
測試儀器、專利圖紙等：一百二十項
已交付使用：二百五十一套
在途或待安裝：七十六套
累計技術資料（微縮膠片/圖紙）：約四噸
熊光明看到“四噸”那兩個字，嘴角微微動了一下。
四噸。
他想起1980年那個冬天，第一次跟陳老彙報時，有人問他：“你憑甚麼相信日元會漲？”
他說：“憑分析。”
那時候，他說的是真的~~他真的分析了，只不過分析的基礎，是前世二十年後才有人總結出來的規律。
但現在，他看著這些數字，忽然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不是得意，不是滿足，而是一種近乎恍惚的不真實感。
八十億美元。
八十億美元是甚麼概念？
1987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是兩千六百億人民幣，按當時匯率摺合七百億美元。這八十億美元，相當於全國一年創造的財富的十分之一以上，全部藏在海外，藏在幾十家離岸公司、幾百個賬戶、幾千份合同裡。
這些數字，很快就要變成過去式了，因為日本泡沫，快要見頂了。
日經指數在1989年12月達到點的歷史高點，然後一路狂瀉。東京地價在1990年見頂，然後開始了長達十幾年的下跌。銀座的地價腰斬再腰斬，東京的寫字樓空置率高得都他媽可以養鴿子。日本進入了他們後來稱之為“失落的十年”，實際上遠遠不止十年。
現在是1988年春。距離那個頂點，還有一年半。
該準備離場了。
報告的後面，是陳嘉木的一封信。
“光明同志親啟：
這些數字，我算了三遍。每一遍都以為算錯了，每一遍都對上了。
五十三家企業。三百多套裝置。四噸圖紙。
有時候晚上睡不著，我會想：這些日本人，要是知道他們最先進的技術，正在運往中國，會是甚麼表情？
但更多時候，我想的是另一件事：這些東西到了國內，真的能用起來嗎？真的能變成我們自己的東西嗎？
前些天，東京電子的田中社長請我吃飯。他說，年輕時去美國留學，看見美國人的實驗室，回來就想：日本甚麼時候能有這樣的實驗室？三十年過去了，日本有了。現在他去中國，看見中國的年輕人，眼睛裡也有他當年那樣的光。
他還告訴我：“陳桑，你知道嗎，我父親是關東軍的。”
我愣了一下。
他說：“我小時候，他告訴我，中國人是打不垮的。我不信。現在我信了。”
他沒說為甚麼信了。但我知道。
那種光，叫希望。
嘉木
1988年1月8日夜，於香港
想起第一次見陳嘉木的情景。那時候他剛從東北調過來，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布中山裝，釦子扣到最上面那顆，但領口還是有點大，在辦公室裡，站得筆直，但目光有些拘謹，不知道該往哪裡放。
他苦著臉說：“領導，我能力有限，怕做不好。”
熊光明說：“做不好，不怪你。不做，會怪你一輩子。”
陳嘉木沒說話，只是點了點頭。
那件藍布中山裝，換成了私人定製的西裝。那個拘謹的中年人，變成了能跟日本銀行家談笑風生的“陳桑”。但有些東西沒變，那個點頭，那種沉默，那種答應了一件事就一定會做到底的倔強。
他知道陳嘉木在信裡沒說完的話是甚麼。那些圖紙，那些裝置，那些技術，總有一天會變成中國人自己的東西。不是“引進”的，不是“消化吸收”的，是“自己”的。從無到有，從模仿到創新，從跟在別人後面跑到和別人並排跑，從並排跑到領先。
這就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命，把火種遞出去，然後看著火光照亮別人，自己慢慢消失在黑暗裡。
熊光明收回思緒：“小張~”
張秘書推門進來，手裡拿著筆記本。只是站在桌前等著，等著熊光明慢慢抽完那根菸。
“回電。告訴陳嘉木同志年底前，完成對日本中小企業的最後一輪收購。此後只賣不買。”
陳嘉木收到電報立刻就懂了。盛宴，該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