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兵：你們合作了這麼多部電影，從《那些年》、《盜夢空間》、《星運裡的錯》到《婚姻故事》，還有準備在明年春節上映《火星救援》，這種合作，和普通夫妻相處有甚麼不同？
柳亦妃：（想了想）拍戲的時候，他是導演，我是演員。那是一種完全不同的關係。他會很嚴格，不會因為我是他妻子就放水。《婚姻故事》裡那場吵架戲，他讓我拍了十幾遍。每一條拍完，他都過來說“再來一遍，你能更好”。那時候我真的很想打他。（笑）
古兵：打了嗎？
柳亦妃：（笑）沒有，捨不得。因為我知道他是對的。他是想讓我的表演更好，想讓這部電影更好。而且他從來不會在片場發脾氣，永遠是很冷靜地跟我說“再來一遍”。這一點，我特別佩服他。
古兵：《婚姻故事》裡的那個角色，和現實中的你，有相似之處嗎？
柳亦妃：（認真思考）有，也沒有。那個角色的困境——在婚姻中失去自我，在事業和家庭之間掙扎——我能夠理解。但現實中的我，沒有經歷過那種撕裂。因為小剪子一直在支援我，從沒讓我覺得“你必須為了家庭放棄甚麼”。這是我很幸運的地方。
古兵：你覺得，一個好的伴侶，最重要的品質是甚麼？
柳亦妃：支援。不是那種嘴上說“我支援你”但實際行動上甚麼都不做的支援，是真正讓你感受到“你的事就是我的事”的那種支援。我拍戲遇到困難，他會幫我分析角色；我想休息，他會說“那就休息”。這種支援，讓我覺得自己不是一個人。
古兵點點頭，低頭看了看手裡的提綱，然後抬起頭。
古兵：說到支援，我們聊聊這次奧斯卡之後的一些反應。你在獲獎感言裡提到孩子，提到平等，在國內引起了很大的共鳴。有很多普通觀眾留言，說聽了你的話很感動。你有甚麼想對他們說的嗎？
柳亦妃：（真誠地）謝謝他們。其實我做的，只是說出了一些很多人都想說的話。我不是甚麼英雄，只是一個普通的演員，一個普通的母親。我能站在那個舞臺上，是因為有很多人幫助我——我的家人、愛人，我的團隊，我北電的老師，我的朋友們。如果沒有他們，我甚麼都不是。
古兵：但你還是站出來說話了。很多人都有想說的話，但不見得每個人都會說出來。
柳亦妃：（點頭）是，說出來需要勇氣。但這個勇氣，不是我一個人的。是小剪子給我的，是家人給我的，也是所有支援我的人給我的。我知道，就算我說錯了甚麼，就算有人罵我，也有人會站在我這邊。這種感覺，很重要。
古兵：你提到“有人罵你”，你在意這些聲音嗎？
柳亦妃：（笑了笑）說實話，以前在意。剛出道的時候，看到網上有人說我“演技差”“面癱”，我會難過好幾天。後來慢慢就不在意了。不是麻木了，是明白了——你不可能讓所有人喜歡你。你能做的，就是對得起自己，對得起那些真正喜歡你的人。
古兵：這次奧斯卡之後，你覺得自己有甚麼變化嗎？
柳亦妃：（想了想）好像沒甚麼變化。還是那個人，還是每天被孩子們追著跑，還是被小剪子管著喝水吃飯。獎盃放在書架上，偶爾看一眼，覺得“哦，我好像真的拿了奧斯卡”。但生活還是那個生活，該幹嘛幹嘛。
古兵：孩子們知道媽媽拿獎了嗎？
柳亦妃：（笑意溫暖）知道。我婆婆給我拍了影片，平平安安看電視的時候，看到我上臺領獎，就在客廳裡跑來跑去，喊“媽媽拿獎了媽媽拿獎了”。他們知道媽媽被表揚了，就很高興。
古兵：他們有沒有問你，媽媽拿了甚麼獎？
柳亦妃：問了。安安問我：“媽媽，你拿的那個金人，是不是跟爸爸拿得一樣？”（笑）我說一樣的，這下你和平平就一人有一個了，一個影帝小金人，一個影后小金人。平平比較認真，說“媽媽是最棒的”。
窗外的陽光照進來，灑在柳亦妃身上，讓她的輪廓變得柔和。楊簡看著這一幕，心裡湧起一陣暖意。這就是他的家，他的一切。
古兵：聊聊你接下來的計劃吧。懷孕期間，有甚麼工作安排嗎？
柳亦妃：（手放在肚子上）沒甚麼工作上的安排，就是多陪陪家人，等生完孩子再說。到時候會多參與制片方面的工作，演戲的話，可能會暫停一段時間。當然，不是說以後不演戲，只是想留出更多的時間陪孩子和家人。（看向窗邊，幸福的笑）
古兵：我很好奇，楊導說他三十五歲退休是真的嗎？
柳亦妃：（再度看向床邊，微笑）是的，他說需要好好陪陪家人，陪陪孩子，他不想錯過孩子們的成長階段。不過大家不用擔心，他不是徹底退出娛樂圈，只是會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多做一些監製的工作。
古兵：嚇我一跳，看來不用擔心以後看不到楊導的作品了。
柳亦妃：嗯，大家真的不用擔心。
古兵：剛剛我注意到，楊導不想錯過孩子們的成長，能具體說說嗎？我們都知道，楊簡其實算是家庭與工作平衡得很好的，他錯過了許多孩子們成長的瞬間嗎？
柳亦妃：（點頭）平平安安剛出生那會兒，他很忙，我幹出月子，他就去忙工作，經常不在家。雖然一有空就回來，但還是錯過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翻身，第一次爬。他一直挺遺憾的。所以這次，他說一定要陪著我，看著孩子出生，看著孩子長大。
古兵：這樣很好。
柳亦妃：是，很好。
古兵：說到平平安安，他們是雙胞胎，性格像嗎？
柳亦妃：（笑）一點都不像。平平比較安靜穩重，喜歡看書；安安特別活潑，整天跑來跑去，話也多。
古兵：孩子們知道爸爸媽媽是演員嗎？
柳亦妃：知道。他們看過我和小剪子演的《那些年》，安安問我：“媽媽，那個姐姐是你嗎？”我說是。他說：“那你為甚麼變年輕了？”（笑）那時候他們才三歲多，我解釋了半天，他似懂非懂。後來他說：“爸爸媽媽會變魔術，可以把自己變成別人。”我就說，對，爸爸和媽媽會變魔術。
古兵：這個解釋挺好的。
柳亦妃：對，挺可愛的。他們現在還小，對“表演”一知半解，但知道爸爸媽媽的工作是“變成別人講故事”。這就夠了。
訪談已經進行了快一個小時。古兵看了一眼時間，繼續問道。
古兵：最後一個問題，關於這次奧斯卡歧視事件，你還有甚麼想說的嗎？
柳亦妃：（認真思考）我想說的是，歧視這件事，不是隻有奧斯卡才有，不是隻有美國才有。它無處不在，只是有時候我們習慣了，有時候我們覺得“算了，別惹事”。但我覺得，如果每個人都覺得“算了”，那就永遠不會有改變。
古兵：你覺得應該怎麼做？
柳亦妃：說出來。不用像小剪子那樣，在全世介面前說。可以在自己的圈子裡說，可以在朋友之間說，可以告訴自己的孩子“這不公平”。說出來，讓別人知道，你不同意，你在意。慢慢地，就會有更多人說出來。慢慢地，就會有改變。
古兵：你說得對。
柳亦妃：（笑了笑）我只是說了自己想說的話。能聽到的人，就聽到；聽不到的人，也沒關係。至少，我說了。
古兵：謝謝你接受我們的採訪。
柳亦妃：謝謝古兵老師，謝謝《面對面》的觀眾。
錄製結束。
燈光熄滅，攝像機關機。古兵站起來，和柳亦妃握手：“辛苦了，說得特別好。”
柳亦妃站起來：“謝謝古兵老師，您問得也特別好。”
楊簡從窗邊走過來，手裡還拿著那本書：“古哥，喝杯茶再走？”
古兵笑著擺手：“不了不了，你們休息。我們也得趕緊回去剪片子。”
送走了攝製組，書房安靜下來。柳亦妃坐回沙發上，長長地呼了口氣：“呼——終於結束了。”
楊簡坐到她身邊，把水杯遞給她：“累不累？”
柳亦妃喝了一口水：“還好，比拍戲輕鬆多了。”
楊簡笑了笑，輕輕攬住她的肩：“你今天說得特別好。”
“真的？”
“真的。”楊簡認真地說，“特別是最後那段，關於‘說出來’的那段。特別好。”
柳亦妃靠在他肩上，手輕輕撫著肚子：“我就是說了想說的話。你不是教過我嗎，想說的話就大膽說，別憋著。”
“那是我教你的？”
“不是你教的，是你做的。”柳亦妃抬起頭看著他，眼裡的愛意都要溢位來了。
楊簡嗅著她身上的味道：“這是不是就叫夫唱婦隨？”
“嗯吶嗯吶！”
窗外，初春的陽光灑進書房，把書架上的書染成金色。那尊奧斯卡小金人就放在書架的第三層，和她戛納影后以及楊簡過往的座獎盃擺在一起，在陽光下泛著柔和的光。
下午，BJ城初春的陽光很好。
楊簡從李大佬辦公室出來的時候，天色還亮著。走廊裡很安靜，偶爾有工作人員經過，看見他都只是點頭微笑，不多問一句。這是機關大院裡的規矩——不該問的不問，不該看的不看。
他走出辦公樓，在臺階上站了兩秒，深吸一口氣。
BJ早春的空氣還帶著涼意，但陽光曬在臉上是暖的。遠處的天空很藍，有幾隻鴿子在飛，鴿哨聲若有若無地傳來。
楊簡沒有立刻上車。他站在那兒，看著那些鴿子發了會兒呆。
剛才在辦公室裡，他把那些東西交出去的時候，李大佬的反應比他預想的還要複雜。那種複雜不是懷疑，也不是驚訝，而是一種更深的、難以言說的東西——像是看到了一個深淵，而自己正站在深淵邊緣。
那些東西。
有關於埃普斯坦案的相關詳細資料——飛行日誌、聊天記錄、銀行轉賬明細，還有那些受害人的資料。那些檔案裡涉及的名字，遍佈西方政商兩界，尤其是美國，有參議員，有州長，有華爾街大佬，有常春藤名校的教授，還有幾個聽起來像是從童話裡走出來的名字——英國王室。
還有更可怕的。
2015年，也就是去年，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實驗室裡，一群科學家在做甚麼研究，他們自己大概最清楚。公開的論文裡寫的是“探索冠狀病毒跨物種傳播的機制”，但楊簡透過統子拿到的內部報告顯示，他們成功合成了一種能夠感染人類細胞的嵌合冠狀病毒。不是理論上可能，是真的合成出來了。
沒有誰比楊簡更清楚這意味甚麼。
那些檔案裡還有一份名單——被境外間諜機構收買的國內人員名單。分佈在各個領域，有的在科研機構，有的在媒體，有的甚至在政府部門。有些名字楊簡前世看新聞看到過，有些完全陌生，但每一頁紙背後，都站著一個個具體的人，一個個可能改變無數人命運的選擇。
楊簡在臺階上站了大概兩分鐘，然後上了車。
“小簡，直接回家？”王軍問。
“嗯，回家。”
車子駛出院門，匯入長安街的車流。楊簡靠在後座上，看著窗外掠過的紅牆綠瓦，腦子裡卻還在想剛才的事。
四十分鐘前。
楊簡在秘書的帶領下推開李大佬辦公室的門時，李大佬正在看檔案。那間辦公室楊簡是第一次來，但饒是他都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壓迫感——不是來自人，是來自空間本身。那種深色的木質傢俱，那種整齊到近乎苛刻的檔案擺放，那種牆壁上掛著的字畫裡透出的“慎獨”二字，還有那兩面旗幟，這些都在提醒你，這裡不是隨便說話的地方。
“小簡來了？”李大佬抬頭看了他一眼，“先坐一會兒，等我兩分鐘，我把剩下的看完。”
“叔您先忙，我不著急。”楊簡沒坐，而是問旁邊的秘書，“李叔的茶葉放哪了？”
秘書指了指櫃子，楊簡自己動手泡了杯茶，端到沙發上坐下。
他一邊喝茶，一邊打量李大佬。老爺子今年六十多了，頭髮白了不少，但腰板挺得筆直，看檔案的時候戴著老花鏡，眉頭微微皺著，偶爾用筆在檔案上劃一下。那專注的樣子，和他記憶裡十多年前第一次見李大佬時一模一樣——那時候是在李家大院，當時的老爺子也是這種表情，聽人說話的時候全神貫注，好像你說的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兩分鐘後，李大佬放下筆，摘下老花鏡，揉了揉眉心，然後抬起頭看向楊簡。
“說吧，甚麼事？”李大佬的語氣很平常，但那雙眼睛在看你的時候，會讓你覺得他甚麼都知道。
楊簡端著茶杯站起來，走到李大佬辦公桌前，把茶杯放下，然後開啟隨身帶的電腦。
“叔，今天來找你沒甚麼大事兒，就是前段時間去美國，拿到一些資料，您給瞧瞧。”楊簡把電腦螢幕轉向李大佬，“您看看，有用沒用。”
李大佬看了他一眼，沒說話，又把老花鏡戴上。
螢幕上是一個加密資料夾。楊簡輸入密碼，資料夾開啟，裡面是幾十個文件。
李大佬點開第一個。
是英文的。飛行日誌。私人飛機的飛行記錄，從2000年到2015年，密密麻麻幾百條。起飛地點、降落地點、乘客名單、飛行時長，每一項都清清楚楚。
李大佬的目光在那份名單上停留了幾秒，然後點開第二個。
聊天記錄和郵件來往記錄。加密通訊軟體的聊天記錄和郵件往來，時間跨度十幾年。對話的人名用了代號，但備註欄裡有真實身份的標註——有些名字他聽說過，有些完全陌生。
李大佬繼續往下翻。
第三個文件，銀行轉賬明細。幾十個賬戶之間的資金往來，從幾千美元到幾百萬美元不等。收款方有些是個人賬戶，有些是離岸公司，有些是慈善基金會，還有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名字。
那些文字被翻譯成中文，但李大佬能看出，原文應該是英文。裡面的內容讓他老人家的眉頭越皺越緊。
第五個文件、第六個文件、第七個文件……
辦公室裡很安靜，只有滑鼠偶爾點選的聲音。
楊簡站在旁邊，沒有坐下，也沒有說話。他看著李大佬的表情，從最初的平靜，到微微皺眉，到眉心擰成一個疙瘩，到摘下眼鏡、又戴上、又摘下。
大約過了二十分鐘，李大佬終於看完第一組檔案。他摘下老花鏡，揉了揉眼睛，然後抬起頭看向楊簡。
那一眼，楊簡看懂了。
不是懷疑，不是驚訝，是一種更復雜的東西——像是一個在戰場上待了很多年的老兵，突然看到一份情報說“敵人已經打到指揮部門口了”。那種震驚，那種警覺，那種下意識的肌肉緊繃。
“你這些東西怎麼來的？”李大佬的聲音很平靜，但楊簡聽得出，那種平靜是刻意壓出來的。
“叔，您別管我怎麼來的。”楊簡說，“您就說有用沒用？”
李大佬盯著他看了兩秒，然後往後靠在椅背上。
“有用。”他說，“太有用了。”
他頓了頓，指了指電腦螢幕：“這些東西如果屬實——我說如果——那將是過去二十年裡，關於歐美權貴階層最完整的黑料。飛行日誌、聊天記錄、銀行轉賬、受害者證詞，全都對得上。這要是扔出去，夠那幫人喝一壺的。”
楊簡點點頭：“那第二組呢？”
李大佬沒說話，重新戴上老花鏡，點開第二組資料夾。
第一個文件，是一篇學術論文。標題是《蝙蝠SARS樣冠狀病毒的跨物種傳播風險研究》，作者是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一個研究團隊。
第二個文件，是同一研究團隊的內部實驗報告。不是公開發表的論文那種冠冕堂皇的語言，是真正記錄實驗過程的筆記——哪天做了甚麼實驗，用了甚麼材料，觀察到甚麼現象，遇到了甚麼問題。那份報告的最後幾頁，有一行字被紅筆圈了出來：“成功構建了能感染人類細胞的嵌合冠狀病毒。”
第三個文件，是研究團隊的郵件往來。討論實驗設計，討論經費申請，討論論文發表。其中有一封郵件，來自團隊負責人，發給團隊所有成員：“各位，我們剛剛完成了一項重要的工作。合成的病毒能夠穩定感染人類細胞系，這意味著我們的研究方向是正確的。接下來需要進一步測試病毒的傳播能力和致病性。這將是我們實驗室迄今為止最重要的成果。”
第四個文件，是美國政府某個部門的內部備忘錄。日期是2015年11月。備忘錄的內容是討論這項研究的潛在風險，以及是否應該要求該團隊暫停後續實驗。備忘錄的結論是：“目前沒有證據表明該病毒對公眾構成直接威脅。研究應繼續進行，但需加強生物安全監管。”
第五個文件，是一份更高階別的會議紀要。參會人員的名字被隱去了，但他們的職務標註得很清楚——國防部、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國土安全部、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會議討論的主題是：“該病毒是否具有作為生物武器的潛力。”會議紀要的最後一行寫著：“建議作為機密專案繼續跟蹤，不公開討論。”
李大佬看完這些文件，沉默了很久。
他摘下老花鏡，放在桌上，然後看向楊簡。這一次，他的眼神裡沒有驚訝，沒有警覺，只有一種近乎可怕的平靜。
“小簡，”他說，聲音很輕，“你知道這些東西意味著甚麼嗎？”
楊簡點點頭：“知道。”
“知道你還敢拿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