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號，白露剛過。長白山草北屯的早晨已經有了秋意，樹葉邊緣開始泛黃，晨風裡帶著涼意。曹大林站在合作社門口，看著東邊的山路——今天，佐藤教授要來了。
這次佐藤教授不是一個人來，帶著一個五人考察團：兩個日本學者，一個攝影師，一個翻譯，還有一個讓曹大林意外的人——佐藤教授的女兒，佐藤美穗，二十歲的大學生，學考古的。
上午十點，兩輛越野車開進了屯子。佐藤教授第一個下車，精神很好，穿著戶外裝，像個老登山家。他身邊跟著一個年輕姑娘，扎著馬尾辮，揹著雙肩包，眼睛很大，好奇地打量著四周。
“曹先生，又見面了！”佐藤教授熱情地握手。
“佐藤教授，歡迎歡迎。”曹大林笑著，看向那個姑娘。
“這是我女兒美穗，東京大學考古專業的學生，”佐藤教授介紹，“她對你們這兒的歷史遺蹟很感興趣。”
佐藤美穗鞠躬，用生硬的中文說：“曹先生，請多關照。”
“你好你好，”曹大林連忙回禮，“一路辛苦了。”
這次接待規格提高了。省裡派了外事辦的人陪同，縣裡也來了人。合作社騰出了最好的房間——其實就是收拾乾淨的幾間民宿，但被褥都是新的。
安頓好之後，佐藤教授迫不及待地要去看白山金蓮。曹大林帶路，吳炮手、陳明跟著，佐藤美穗揹著相機包，一路上問個不停。
“曹先生，這山裡的樹，都是原始森林嗎？”
“大部分是，有些地方是次生林。”
“動物多嗎？”
“多，但不像以前那麼容易見到了。”
“為甚麼？”
“它們學聰明瞭，聽見人聲就躲。”
走到白山金蓮生長地，大家遠遠站住，用望遠鏡觀察。七株金蓮花還在，經過一個夏天，花期已過，結了籽。
“真美……”佐藤美穗輕聲說，舉起相機拍照，“爸爸，和爺爺畫的真的一樣。”
佐藤教授眼睛有些溼潤：“我父親要是能看到，該多高興。”
看完金蓮，佐藤教授從包裡拿出一個資料夾：“曹先生，這次我來，還有一件重要的事。”
曹大林接過資料夾開啟，裡面是幾張發黃的照片和手繪圖，拍的是巖畫——正是去年冬天他們在溫泉洞發現的那種！
“這是……”曹大林震驚。
“這是我父親當年在興安嶺一帶考察時，發現的巖畫照片和臨摹圖，”佐藤教授說，“當時他記錄了三處巖畫點，都在山洞裡。其中一處，據他描述，和你們去年在溫泉洞發現的很像。”
曹大林仔細看照片。照片很舊，但能看清：紅色的顏料，畫的是狩獵場景，有人，有鹿，有太陽。手法和溫泉洞的巖畫如出一轍。
“您父親……記錄具體位置了嗎？”
“記錄了，但很模糊，”佐藤教授說，“戰亂中很多資料遺失了，只剩下這些照片和簡略筆記。筆記上說，這些巖畫很古老，可能屬於一個已經消失的古代民族。”
佐藤美穗補充：“我們研究過，這些巖畫的風格，和西伯利亞、蒙古的一些古巖畫有相似之處。可能是古代遊獵民族留下的，記錄了他們的生活和信仰。”
曹大林心裡翻騰。如果這些巖畫真有這麼古老的歷史價值，那溫泉洞就不僅僅是避難所，還是重要的文化遺產。
“佐藤教授，您的意思是……”
“我想去看看，”佐藤教授直言不諱，“我父親當年只做了簡單記錄，沒有深入研究。現在有機會，我想完成他未完成的工作。當然，一切按照中國的法律和規定來，該申請申請，該報備報備。”
曹大林想了想：“這事我得向省裡彙報。巖畫是文物，不能隨便看。”
“理解，”佐藤教授點頭，“我可以等。”
回到合作社，曹大林立即給省裡打電話。接電話的是林處長：“曹大林，這事我知道了。省文物局也接到了佐藤教授的申請。原則上同意，但要嚴格按照文物保護的規矩來：第一，只能觀察記錄，不能觸碰，更不能取樣；第二，要有中國專家陪同；第三，所有研究成果要共享。”
“那派誰來陪同？”
“省文物局派一個專家，明天就到。叫王建國，是研究東北古代民族的專家。”
掛了電話，曹大林松了口氣。有規矩就好辦。
第二天，省文物局的王建國到了。四十多歲，瘦高個，戴眼鏡，說話慢條斯理，一看就是學者。
“曹主任，情況我聽說了，”王建國說，“佐藤教授提供的照片，我們已經看過了，確實和你們發現的巖畫相似。如果確認是同一文化型別，那將是重要的考古發現。”
“那現在……”
“現在咱們組織一次聯合考察，”王建國說，“我，佐藤教授，還有你們合作社的人，一起去溫泉洞。但人數要控制，不能超過十個人。”
曹大林選了五個人：自己，吳炮手，陳明，劉二愣子，還有趙木匠——他手巧，可以做拓片。
九月十二號，考察隊出發。一行十人：中日雙方各五人。帶著裝備：相機，手電筒，測量工具，還有做拓片用的宣紙和墨。
溫泉洞在北山深處，要走大半天。路上，佐藤教授走得很穩，一看就是經常野外工作的人。他女兒美穗體力也很好，揹著沉重的相機包，不叫苦。
“佐藤教授，您經常爬山？”曹大林問。
“年輕時常爬，”佐藤教授說，“日本的山，富士山，北阿爾卑斯，都爬過。但長白山不一樣，更雄偉，更原始。”
“您父親當年考察，很辛苦吧？”
“很辛苦，”佐藤教授回憶，“那時候條件差，沒有好路，沒有好裝備。我父親揹著幾十公斤的儀器，一走就是幾個月。但他樂在其中，他說山是他的老師。”
這話讓曹大林對這位未曾謀面的日本學者有了敬意。一個真心愛山的人，無論國籍，都值得尊重。
下午三點，到達溫泉洞口。洞口還是那樣，被藤蔓半掩著。
“就是這兒，”曹大林指著洞口，“去年冬天我們困在裡面七天，發現了巖畫。”
王建國先進入，用手電筒照了照：“溼度合適，溫度穩定，適合巖畫儲存。大家小心，別碰壁面。”
眾人魚貫而入。洞裡還是那樣，溫泉潭冒著熱氣，巖壁溼漉漉的。走到深處，巖畫出現了。
“就是這些。”曹大林用手電筒照著一處。
佐藤教授湊近看，眼睛瞪大了：“和我父親照片上的一模一樣！”
王建國仔細檢視：“這是用赭石和木炭畫的，顏色保持得很好。看這風格——人物簡化為線條，動物突出特徵，這是典型的古代遊獵民族巖畫風格。”
佐藤美穗忙著拍照，從不同角度拍，還測量尺寸。
陳明在記錄環境資料：溫度、溼度、光照條件……
“這裡不止一處，”吳炮手指著洞深處，“往裡走還有。”
大家繼續往裡。果然，在洞穴更深處，發現了更多巖畫：有狩獵場景，有祭祀場景，還有生活場景——婦女採集，孩子玩耍，人們圍著篝火跳舞。
“看這個，”王建國指著一幅特別的巖畫，“這是太陽崇拜的圖式。中間一個大太陽，周圍一圈小人跪拜。這種圖式，在西伯利亞和蒙古的巖畫中常見，但在長白山地區是首次發現。”
佐藤教授點頭：“我父親當年記錄的三處巖畫，都有太陽崇拜的圖式。這可能是一個崇拜太陽的古代民族。”
“是甚麼民族？”曹大林問。
“不好說，”王建國搖頭，“可能是肅慎，可能是挹婁，也可能是更早的民族。需要進一步研究。”
走到洞穴最深處，發現了一幅最大的巖畫——畫的是圍獵猛獁象！一群原始人用長矛圍攻一頭巨大的長毛象，場面激烈。
“猛獁象！”佐藤美穗驚呼，“這說明這些巖畫非常古老，至少上萬年！”
王建國激動了：“如果確認是猛獁象，那這些巖畫可能是東北地區最古老的巖畫之一！對研究古代氣候、動物分佈、人類遷徙都有重大價值！”
大家都興奮了。這不僅僅是巖畫，是歷史的視窗。
佐藤教授從包裡拿出他父親的照片，對照著看：“我父親當年只發現了外圍的巖畫，沒發現這幅猛獁象圖。可能是當時被石筍擋住了。”
確實，這幅大巖畫在一個凹進去的壁龕裡，外面有石筍遮擋，不仔細看發現不了。
“要做拓片，”王建國說，“但得小心，不能損傷巖畫。”
趙木匠開始準備。做拓片是技術活：先把宣紙噴溼，輕輕貼在巖畫上，用軟毛刷輕輕拍打，讓宣紙和巖畫表面完全貼合。等宣紙半乾時，用棉球蘸墨，輕輕拍打。墨色透過宣紙，印出巖畫的圖案。
做一幅拓片要幾個小時。大家輪流幫忙。佐藤教授也參與，他手法很穩，看得出有經驗。
“我父親教過我，”佐藤教授說，“他說，拓片是儲存文物的好方法，比拍照更能保留細節。”
做拓片時，大家聊天。佐藤教授講了他父親的故事：
“我父親佐藤正雄年出生在東京，從小喜歡自然。大學學地質年被派到滿洲（東北）考察礦產資源。但他真正的興趣是動植物和古代文化。他利用考察機會，記錄了大量自然和人文資料。”
“戰爭開始後，他很痛苦。他是個學者，不想參與戰爭。但他無法違抗命令。1942年，他被派到菲律賓，再也沒能回到他熱愛的中國東北。戰後他回到日本，在大學教書，直到1975年去世。臨終前，他還在唸叨長白山。”
王建國聽了，感慨：“戰爭毀了很多人，包括真心熱愛學術的人。”
“是的，”佐藤教授說，“所以我一直想完成父親未完成的事——把他記錄的知識，還給這片土地，還給這裡的人。”
拓片做了一下午，完成了三幅。天快黑了，大家準備出洞。
就在這時，劉二愣子在洞穴角落裡有了新發現——幾塊石片，上面刻著符號！
“看這個！”他喊。
大家圍過去。是幾塊巴掌大的石片，青黑色，像是頁岩。上面刻著奇怪的符號：有的像鹿角，有的像樹，有的像水流，還有的像太陽。
“這是……”王建國拿起一塊，仔細看，“好像是原始文字！或者符號系統！”
佐藤教授也看：“和我父親記錄的一種符號很像！他在筆記裡提到，在巖畫點附近發現過刻符石片，但當時沒引起重視。”
陳明忽然想起甚麼：“曹主任，咱們在興安嶺發現的那種石片，是不是和這個很像？”
曹大林想起來了——在興安嶺參窩子發現的石片，上面刻的符號，確實和這個類似！
“對，很像！”他激動地說，“那些石片拼起來是一張地圖，標註了七個‘寶地’。這些石片可能也是類似的記錄！”
王建國眼睛亮了：“如果這些石片上的符號能解讀，可能揭示古代民族的地理認知、資源分佈！這是重大發現！”
大家小心翼翼地把石片收集起來，一共七塊，大小形狀相似，顯然是一套。
出洞時天已經黑了。大家在洞口露營，生火做飯。圍著火堆，討論今天的發現。
“這些巖畫和石片，說明長白山地區在古代就有活躍的人類活動，”王建國分析，“而且不是孤立的，可能和整個東北亞地區有文化交流。”
佐藤教授點頭：“我父親也提出過類似觀點。他認為，古代東北亞是一個文化整體，民族遷徙，文化交流，形成了豐富的文化面貌。”
“那這些巖畫，該怎麼保護？”曹大林問出最實際的問題。
“第一，要保密地點，防止盜掘破壞；第二，要科學記錄，建立完整檔案；第三，要控制訪問，只有研究人員可以進入；第四，長期監測，防止自然破壞。”王建國說。
“我們合作社可以負責日常巡護，”曹大林說，“但技術上的事，需要專家指導。”
“我們可以合作，”王建國說，“省文物局可以派技術員來，培訓你們的人，建立保護機制。”
佐藤教授也表態：“我可以提供我父親的資料，還可以聯絡日本的相關學者，進行對比研究。但一切以中國方面為主。”
這個態度很好。曹大林放心了。
夜裡，曹大林睡不著，坐在火堆旁。佐藤美穗也沒睡，坐在對面，藉著火光畫畫——她在畫今天的巖畫。
“曹先生，您覺得，這些古代人為甚麼要畫這些畫？”她忽然問。
曹大林想了想：“記錄生活，表達信仰，也許……還想告訴後人甚麼。”
“就像我爺爺的筆記一樣，”佐藤美穗說，“他記錄這些，也是想告訴後人，這裡曾經有甚麼。”
“是啊，跨越時間，人總想留下點甚麼。”
“曹先生，您覺得，五十年後，一百年後，人們會怎麼看我們今天的記錄？”
這個問題讓曹大林沉思。過了一會兒，他說：“希望他們會說：那些人在努力保護這片山，保護這些歷史。他們做得對。”
佐藤美穗笑了：“我也這麼希望。”
第二天，大家下山。回到合作社，王建國立即給省文物局打電話彙報。省裡很重視，決定成立“長白山古代巖畫保護研究專案”，王建國任組長，曹大林任副組長，合作社負責日常保護。
佐藤教授也表示，回日本後會組織學者進行研究，成果共享。
九月十五號，佐藤教授一行要走了。臨走前，他送給合作社一份禮物——他父親筆記的完整電子影印件（存磁帶裡），還有一臺日本產的錄音機。
“這些資料，希望對你們有用，”佐藤教授說，“錄音機，可以用來記錄山裡聲音——鳥叫，蟲鳴，風聲，水聲……這些都是自然的聲音，應該保留。”
曹大林很感動：“佐藤教授，謝謝您。這些資料，我們會好好用，好好保護。”
“我相信你們，”佐藤教授握著曹大林的手，“曹先生，你們在做一件偉大的事——保護自然，保護歷史，傳承文化。這不僅僅是中國的財富，也是人類的財富。”
送走佐藤教授，合作社又恢復了日常。但有些東西不一樣了——他們肩上多了保護文化遺產的責任。
九月二十號，王建國帶來了省裡的批文：溫泉洞巖畫點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草北屯合作社被指定為保護管理單位。
合作社開了會，制定了保護細則：每月巡護兩次，記錄巖畫狀況；嚴格控制訪問，非研究人員不得進入；建立巖畫檔案，包括照片、拓片、文字記錄。
吳炮手負責巡護隊，他選了五個可靠的人：劉二愣子、趙木匠的兒子趙強，還有三個年輕社員。陳明負責技術指導，教他們怎麼記錄，怎麼監測。
九月二十五號，合作社收到佐藤教授從日本寄來的信和包裹。信裡說，日本學界對長白山岩畫很感興趣，希望能開展國際合作研究。包裹裡是幾本關於巖畫研究的日文書，還有佐藤教授翻譯的中文摘要。
曹大林讓曲小梅整理這些資料，建立合作社的“巖畫檔案室”——其實就是一間小屋，但收拾得很整齊，資料分類存放。
十月一號，國慶節。合作社組織社員學習文物保護知識。王建國從省裡來，給大家講課。
“文物是甚麼？”王建國問。
大家七嘴八舌：“是老東西。”“是寶貝。”“是歷史。”
“都對，”王建國說，“但更重要的是，文物是我們的根。它告訴我們，我們從哪裡來，我們的祖先怎麼生活，怎麼思考。保護文物，就是保護我們的記憶，我們的身份。”
這話說到了大家心裡。老社員們點頭，年輕社員們認真記。
講課結束後，吳炮手說：“以前我只知道打獵，覺得山裡的東西，能用的用，不能用的扔。現在知道了，有些東西，不能動，要留給後人。”
“對，”曹大林總結，“山裡的東西，分三種：能用的，比如蘑菇、野菜，可以合理利用；不能用的，比如珍稀動物、古樹，要保護；還有一種，就是這些文物，它們本身沒用，但有意義，要傳承。”
這個分類很實用，大家記住了。
十月五號，合作社開始秋季生產。人參要起參——種了五年的參該收了。這是大事，全社動員。
起參有講究：要選晴天，土要幹；要用竹籤慢慢挖，不能傷根；要按大小分類，好的留種，次的加工。
曹大林帶頭挖第一棵。小心翼翼，一點一點扒開土，露出參根。這棵參不錯，蘆頭完整，鬚根密，有“珍珠點”。
“好參！”吳炮手鑑定，“起碼值五十塊。”
大家高興。今年參園種了二十畝，按這個標準，能收一百斤乾貨，價值五千塊！加上其他收入，合作社今年收入能過萬。
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起參用了三天。收了一百二十斤乾貨，其中五十斤是精品，能賣高價。王經理聯絡了買家——還是上次那個日本商社，透過佐藤教授介紹，價格比國內高百分之三十。
“這下好了，”王經理算賬，“光人參一項，就能收入四千塊。加上木耳、蘑菇、山野菜，還有工藝品，今年總收入能到一萬五！”
一萬五！全社一百多人，人均能分一百多塊。這在1984年的農村，是了不起的收入。
十月十號，合作社分紅。按照章程：百分之三十留作公積金，百分之三十分配，百分之四十投入再生產。
算下來，每個社員能分到四十五塊錢。錢不多，但大家很滿足——這是實實在在的收入，而且看到合作社的潛力。
分紅大會上，曹大林講話：“今年是合作社轉型第一年，能取得這個成績，靠的是大家努力，靠的是路子對。但咱們不能驕傲，路還長。明年，咱們要把觀光園做起來，把工藝品出口做起來，把文物保護做起來。讓合作社不僅是生產組織，還是生態保護組織，文化傳承組織！”
掌聲雷動。大家看到了希望。
夜裡，曹大林在燈下寫年度總結。他寫道：
“一九八四年，合作社關鍵一年。從單純的狩獵採參，到生態保護、旅遊開發、文化傳承，我們摸索出了一條新路。
這條路不容易。有內部的矛盾，有外部的壓力，有歷史的包袱，有未來的挑戰。
但我們走過來了。
靠的是甚麼？靠的是對山的愛，靠的是對人的誠，靠的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山教我們：萬物有時，取用有度。
歷史教我們：不忘過去，面向未來。
人教我們：團結互助，共同富裕。
明年，任務更重。但要一步一個腳印，走下去。
為了這片山，為了這些人，為了子孫後代。”
寫到這裡，他停下筆，看向窗外。
長白山的秋夜，星空燦爛。
山沉默著，但彷彿在說：做得對，繼續走。
曹大林點點頭。
會的。
會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