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下午。

調研組來到二機床廠齒輪車間。

周大海親自操作，演示新工藝。

看著那枚閃閃發光的齒輪在精密儀器上檢測出的優異資料。

一位隨行的專家忍不住湊近仔細觀看，低聲與同事交流。

晚飯依舊安排在紅星廠食堂。

菜色簡單，但那道銅鍋涮羊肉讓寒冷的冬夜多了暖意。

李副局長破例喝了一小杯白酒，話也略多了一些。

“王建軍同志，你們這個探索，膽子不小。”李副局長看著他：

“不怕犯錯誤？”

王建軍端正坐姿：“局長，我們的一切嘗試，都基於一個前提：

有利於發展生產，有利於提高效益，有利於調動工人積極性。

只要符合這‘三個有利於’，我們覺得就可以大膽試。

錯了，我們改；對了，就堅持。總得有人先探探路。”

李副局長深深看了他一眼，沒再說甚麼，只是舉了舉杯。

調研組原定兩天的行程，延長到了三天。

他們不僅看了紅星廠，還深入走訪了另外三家協作廠，與更多的工人、技術員交談。

送走調研組那天，天空飄起了細碎的雪花。

周主任把王建軍叫到市經委，關上門，低聲道：

“李副局長臨走前跟我說，你們這個‘協作網’，是個很有意思的‘細胞級’改革實驗。

它觸及了國企改革的一些深層問題：

橫向聯合、技術進步的內生動力、微觀激勵。

他個人表示，經委會持續關注。”

王建軍心中一定。這個評價，比單純的表揚更有分量。

“另外，”周主任從資料夾裡抽出一份檔案：

“關於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實施細則，上面已經原則透過，很快就要下發。

你們廠，肯定在列。

到時候，你提出的很多想法，可能會有試驗的空間。

但要謹慎，一步一個腳印。”

“我明白。”

王建軍接過那份還帶著油墨香的徵求意見稿，感覺手中沉甸甸的。

回到廠裡，王建軍還沒坐下，秘書就送來一封加急信件。

信封很普通，落款是“內詳”。

王建軍心中一動，揮退秘書，拆開信。裡面只有一張薄紙，是婁振華的字跡，內容卻讓他瞳孔微縮。

“謙弟如晤：聞國內春潮湧動，不勝欣喜。

近日與歐美客商接洽，得知有種‘微型計算機系統’及‘數控程式設計技術’，乃西方製造業升級之核心。

彼有舊型號裝置願以‘教學儀器’名義轉讓，價甚廉。

另，港島股市地產近期蠢動，似有熱錢暗流。

‘奶糖’市值日增，兄謹守之，靜待東風。兄振華 匆筆 .8”

資訊量極大！微型計算機、數控技術——這正是王建軍透過兒子王皓文在關注的前沿！

而“教學儀器”名義，可能是一條規避技術封鎖的潛在路徑。

港股地產蠢動，更是印證了他對未來的記憶。

王建軍將信紙點燃，看著灰燼落入菸灰缸。

婁振華這條線，開始反饋具有戰略價值的情報了。

但現在還不到動用的時候，他需要等待，等待國內政策更明朗，等待自己的位置更穩固。

他走到窗邊，雪花漸漸變大，天地間一片蒼茫。

西南邊境，王援朝和他的戰友們，此刻是否也在風雪中堅守？

北京高校裡，王皓文他們是否正圍著實驗室的儀器爭論不休？

這間工廠，這個剛剛萌芽的協作網，又將在即將到來的1979年，迎來怎樣的風雨和陽光？

王建軍推開窗戶，冰冷的風夾著雪花撲面而來，卻讓他精神一振。

潮水已至，他必須站穩，看得更遠，想得更深。

因為很快，就不是他一個人。

而是他身後的工廠、家庭、乃至一條正在成形的脈絡，都將隨著這時代的潮水，起伏前行。

1979年1月1日。

《百姓日報》發表元旦社論《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產建設上來》。

同一天，國務院正式批轉《關於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干規定》等五個檔案。

標誌著以“放權讓利”為核心的國企改革正式拉開帷幕。

四九城被列為第一批試點城市。

而紅星軋鋼廠毫無懸念地名列試點企業名單之首。

廠裡的新年氣氛，被這份沉甸甸的政策檔案賦予了完全不同的意義。

王建軍在元旦後的第一個工作日，召開了全廠幹部大會。

沒有張燈結綵，只有會議室牆上新掛出的一幅標語：

“用好自主權，爭當排頭兵”。

“同志們，從今天起，國家把一部分經營決策權、產品銷售權、利潤留成使用權……

以及內部人事和分配權，交給了我們。”

王建軍的聲音清晰響徹整個禮堂，

“交給我們，不是讓我們躺在上面睡大覺，是要我們扛起更重的擔子，闖出一條新路！”

他宣佈了廠黨委研究後的幾項立即執行的新措施：

一、成立“市場銷售科”，專門負責“星火”系列等計劃外產品的市場開拓；

二、在財務科下設“利潤留成基金管理小組”，制定詳細的使用和審批章程；

三、技術科改組為“技術研發部”，下設“工藝攻關室”和“新產品開發室”；

四、人事科啟動“最佳化勞動組合”試點調研。

每一項，都指向更深層的變革。

更大的變化發生在“協作網”內部。

有了更明確的利潤留成和分配政策，王建軍立即著手將之前的“君子協定”制度化。

他召集四家協作廠的負責人，在市經委的見證下，共同簽署了一份《試點企業技術經濟協作協議書（草案）》。

協議明確了技術攻關的“委託-受託”關係，規定了基於新增利潤的階梯分成比例。

設立了由五家廠共同派員組成的“協作基金管理委員會”，甚至約定了技術成果的共有和後續改進權益。

簽字儀式後，東風化工廠的錢書記拿著還帶著墨香的協議副本，手都有些發抖：

“王主任，這……這就算有個說法了！咱們這協作，算是名正言順了！”

“這才剛起步。”

王建軍與他握手：

“老錢，接下來要看你們的了。塗層要儘快量產，質量要穩。

我們的採購合同，下週就籤。”

協議簽署的訊息，連同紅星廠內部機構改革的簡報，被市經委作為“試點初期動態”，報送到了國家經委。

一月十日，王建軍接到一個意外的電話。

來電者是輕工業部下屬一家大型日用化工廠的廠長，姓沈。

對方語氣客氣，甚至有些急切：“王主任，久仰大名！

我們看到報紙上關於你們技術協作的報道，深受啟發。

我們廠在新型洗滌劑助劑上遇到個技術難題，不知道……

能不能請你們協作網裡的化工專家，幫忙給看看？

當然，我們可以支付諮詢費，或者按你們協議的模式來合作……”

王建軍心中微動。

影響力，已經開始輻射到系統之外了。

他沒有立即答應，只表示需要先了解一下具體情況，並需要與協作夥伴商議。

掛掉電話，他意識到，“協作網”這種模式，本身正在成為一種稀缺資源和技術服務平臺。

這遠比他最初設想的“供應鏈最佳化”意義更大。

與此同時，一封來自西南的信，終於送到了王建軍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