徹底的死寂。連電風扇的嗡嗡聲似乎都消失了，街上電車的叮噹聲、小販的叫賣聲，全都退到了遙遠的背景裡。
房間裡只剩下呼吸聲，邵仁粗重而急促的呼吸，邵義夫輕而淺的呼吸，羅浮屏住呼吸。
“條件只有一個，”何雨柱的目光從邵氏兄弟臉上掃過，最後落在羅浮寫滿震驚的臉上，“我要利潤的百分之五十。不是扣除預算後的利潤，是總利潤的百分之五十。”
邵義夫手中的茶杯“哐當”一聲掉在了地上。
瓷器碎裂的聲音清脆而尖銳，茶水在地板上蔓延開來，浸溼了邵仁擦得鋥亮的皮鞋尖，但他渾然不覺。
羅浮的煙終於燃到了盡頭，燙到了他的手指。
他猛地一抖，菸蒂落進菸灰缸，濺起幾點火星，很快熄滅了，留下一縷細弱的青煙，裊裊上升，然後在電風扇的風中消散無形。
何雨柱重新坐回藤椅裡，陽光又一次在他身上切出明暗相間的條紋。
他看起來還是那個二十二歲的年輕人，瘦削，面龐光潔，嘴角帶著一絲若有若無的笑意。
但此刻，在所有人眼中，他變成了別的甚麼東西，一個謎，一個奇蹟，一個令人不安的未知數。
桌上的十萬港幣靜靜地躺在那裡，青綠色的，在午後的陽光下泛著幽暗的光澤。它們見證了某種轉變的發生，見證了權力的易手，見證了一個年輕人如何用一堆鈔票和幾句話語，重新定義了這場遊戲的規則。
窗外的港城還在運轉，電車還在跑，小販還在叫賣。但在這間充滿油墨味和舊報紙黴味的辦公室裡，時間似乎停頓了一秒，然後朝著一個誰也無法預料的方向，悄然轉向。
邵仁終於找回了自己的聲音，乾澀得像砂紙摩擦木板：“何先生……此言當真？”
何雨柱將手提箱放到桌上，取出兩萬港幣，宣佈投資邵氏兄弟的電影，並提出利潤五五分賬。邵氏兄弟與羅浮對此感到震驚與不解。
那鈔票是簇新的，剛從銀行鐵櫃子裡睡醒般，帶著油墨和編號的氣味，一沓沓排在紅木桌面上，像一排剛出籠的肥鵝，油光光的脖頸挺著，等著挨刀。
何雨柱的手按在鈔票上，那手粗大，指關節突出如田埂上被牛蹄踩實的土疙瘩，手背上幾道疤，在電燈光下泛著白蠟似的亮。
邵老大邵仁楞先是愣住，眼珠子定在鈔票上，像是被粘蠅紙粘住的綠豆蠅。
他那張臉原本是苦瓜相，常年皺巴巴的，此刻那皺紋突然活了，從額頭到下巴都在抽搐，彷彿面板底下有蚯蚓在鑽。
邵老二邵邨人稍年輕些，喉結上下滾了三滾，沒發出聲，只聽見咕咚一聲，像是把整個雞蛋囫圇吞了下去。
羅浮瘦，穿一身灰綢衫，坐在紫檀木太師椅上，像只脫了毛的老鶴。他右手拇指和食指捻著下巴上幾根稀拉的鬍鬚，左手藏在袖子裡，可何雨柱瞧見他袖口在微微地顫。
“何先生……”邵老大終於擠出聲音，那聲音從喉嚨深處爬出來，帶著鐵鏽味，“這……這版權費……”
“不要了。”何雨柱說，聲音不高，卻像塊青石砸進泥塘，噗通一聲，水花四濺。
屋裡靜下來。
外頭街市的聲音隔著玻璃窗滲進來，叮叮噹噹的電車鈴，小販拉長了調的吆喝，遠處碼頭輪船沉悶的汽笛，都成了這寂靜的底襯。牆上掛鐘的鐘擺左一下右一下，像個瘸腿老漢在不緊不慢地趕路。
“這兩萬塊，”何雨柱的手在鈔票上拍了拍，那聲音脆生生的，像在拍打新收的麥子，“算我入股。片子拍出來，賺了錢，對半劈。”
邵老二的嘴唇開始抖，起初是微微的，後來抖得厲害了，上下牙磕在一起，嘚嘚嘚地響。他突然站起來，又坐下，又站起來，在原地轉了小半個圈，最後撲通一聲跪下了。
不是衝著何雨柱，是衝著北邊。
他面朝北方，咚咚咚磕了三個頭，額頭撞在地板上，聲音悶實如槌擊鼓面。抬起頭時，額上一片紅，眼裡兩包淚，那淚不滴下來，在眼眶裡汪著，亮晶晶的，映著屋頂吊燈的光。
“爹啊，”他喊了一嗓子，聲音劈了岔，像只被踩了脖子的公雞，“娘啊，咱邵家……咱邵家的片子有救了啊！”
邵老大也跪下了，沒喊，只是哭，哭得沒聲音，肩膀一聳一聳的，那身藏青色的長衫跟著抖，像風中一面破旗。
何雨柱看著，不勸，也不扶。他從口袋裡摸出煙盒，是香港本地產的“南洋”牌，抽出一支，在拇指蓋上頓了頓，劃火柴點著，深吸一口，煙霧從鼻孔裡緩緩爬出來，兩條灰白的蛇，在空中扭了扭，散了。
羅浮這時才動。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背對著眾人，看窗外。
窗外是彌敦道，下午四點的光景，太陽斜斜地照著，把樓房的影子拉得老長，像一攤攤潑在地上的墨。電車駛過，車廂裡擠滿了人，一張張臉貼在玻璃上，模糊的，蒼白的，像浸泡在福爾馬林裡的標本。
“何先生，”羅浮開口，聲音乾澀，“年輕氣盛是好事，可這兩萬塊不是小數目。電影這碗飯，不好吃。膠片貴，機器貴，人工貴，拍十部能有一部回本就不錯了。您那小說改編權，實實在在兩千塊，拿了走人，穩當。”
何雨柱笑了。
他那張方臉上平時沒甚麼表情，一笑，眼角堆起密密的紋，像曬乾了的河床。
“羅先生，”他說，煙夾在指間，菸灰積了長長一截，要掉不掉，“我老家在山東高密鄉，種地的。地裡刨食，看天吃飯。風調雨順，一畝地能打三百斤麥子；碰上旱澇，顆粒無收。可莊稼人年年都下種，為啥？因為地在那兒，你不種，它就荒著。”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和羅浮並肩站著。
窗外，一個報童舉著報紙跑過，尖著嗓子喊：“號外！號外！大陸災荒，糧價飛漲！”
“這電影，就是塊地。”何雨柱說，菸灰終於掉了，落在深紅色的地毯上，悄沒聲的，“邵先生兄弟倆是老實莊稼人，懂節氣，會伺候地。我投點種子錢，等秋收。”
他轉身，看著還跪在地上的邵家兄弟：“起來吧。地上涼。”
邵老大先爬起來，腿有點軟，扶著桌子邊才站穩。
邵老二還跪著，仰著臉看何雨柱，眼淚這時候才流下來，兩道清鼻涕跟著淌，他也不擦，任它們在嘴唇上邊亮晶晶地掛著。
“何先生，”邵老大聲音穩了些，“您這兩萬塊，是救命的錢。不瞞您說，廠子裡膠片只剩最後兩卷，下個月的工錢還沒著落。您這錢一到，機器就能轉，燈就能亮，演員就能吃飽飯。”
何雨柱走回桌前，把煙按滅在銅菸灰缸裡：“我有個條件。”
“您說！”
“拍咱們夏人自己的片子。”何雨柱說，眼睛看著邵老大，那眼神忽然變得很銳，像兩把錐子，“別學洋人那套，哭哭啼啼，摟摟抱抱。咱們有《水滸》，有《三國》，有楊家將，有岳飛。拍這些。拍出骨頭，拍出血性。”
邵老二這時候猛地站起來，鼻涕眼淚糊了一臉，卻咧嘴笑了，那笑容難看，可真實：“何先生，就衝您這句話，我邵邨人這條命，豁出去了！”
羅浮轉過身來，看著何雨柱。他瘦臉上那雙小眼睛眯著，像是要透過何雨柱的皮肉，看清他骨頭縫裡藏著甚麼。看了好一會兒，他忽然也笑了，笑得鬍子一翹一翹的。
“何先生，”他說，“我羅浮在報館混了三十年，見過的人，比這屋裡地板的木板還多。您這樣的，頭一回見。”
他走回桌前，從抽屜裡拿出紙筆：“既然要幹，就立字據。白紙黑字，天地鬼神都看著。”
合同是羅浮擬的。
他寫得快，鋼筆尖在紙上沙沙地響，像春蠶啃桑葉。寫完了，念一遍，條款清楚，滴水不漏。
何雨柱聽罷，接過筆，在落款處簽下自己的名字。那三個字寫得歪扭，像三捆被風雨打趴的高粱。
邵家兄弟也簽了，手抖得厲害，名字寫得像蚯蚓爬。
羅浮拿出印泥盒子，猩紅的一坨，像剛挖出來的心臟。四個人挨個按手印，大拇指摁下去，提起時，紙上留下四個紅圈圈，溼漉漉的，在燈光下反著光，像四隻剛剛睜開的眼睛。
“成了。”羅浮吹了吹紙上的墨跡，“從今日起，何先生就是這部《岳飛行》的製片人之一。按規矩，得掛名。”
“何先生還得給我們當顧問！”邵老二急急地說，“劇本，服裝，道具，您都得給把把關！”
何雨柱點點頭，沒多說。他把合同副本摺好，塞進懷裡，貼著心口放。那紙還溫著，帶著羅浮手上的溫度。
邵家兄弟揣著兩萬港幣走了。邵老大把裝錢的皮包緊緊抱在懷裡，像抱著個剛出生的嬰兒。邵老二走在旁邊，一步三回頭，朝何雨柱鞠躬，腰彎得很低，幾乎折成直角。
門關上了。屋裡忽然靜下來。
羅浮重新坐回太師椅，長長地舒了口氣，那口氣吐得綿長，像把積了多年的濁氣都吐了出來。
“何先生，”他說，眼睛看著天花板，“您知道我剛才在想甚麼？”
“想我是個傻子。”
“不。”羅浮搖頭，“我想起我爹。他也是山東人，逃荒來的香港。臨走前，他把家裡最後半袋高粱面換了三塊大洋，縫在褲腰裡。到了香港，在碼頭扛大包，扛了十年，攢下錢，開了間小印刷鋪。臨死前，他跟我說，浮啊，人活著，得有點念想。這念想不是錢，是比錢大的東西。”
他頓了頓，又說：“我這些年，辦報紙，做生意，錢越賺越多，可我爹說的那個‘念想’，我找不著了。今天在您這兒，我好像又聞著點味兒。”
何雨柱給自己倒了杯茶。茶涼了，澀得很，他一口喝乾，喉嚨裡一陣苦。
“羅先生過獎。”他說，“我就是個寫小說的，碰巧寫了本賣得動的書，又碰巧不想只拿那點死錢。”
羅浮站起來，走到何雨柱面前，伸出右手。何雨柱也伸手，兩隻手握在一起。羅浮的手乾瘦，骨頭硌人；何雨柱的手粗硬，老繭磨人。
“何先生，”羅浮說，“您在報社那連載，這個月讓報紙多賣了五千份。總編說了，得謝謝您。”
他從抽屜裡取出一串鑰匙，黃銅的，用紅繩拴著。
“三樓，朝陽的那間，給您收拾出來了。副總裁辦公室，虛職，不幹活，但名頭好聽。電話裝了，名片印了，您甚麼時候想去坐坐都行。”
何雨柱接過鑰匙，沉甸甸的一串，在手心裡冰涼。
“還有個事，想請羅先生幫忙。”何雨柱說。
“您說。”
“想託您留意著，有沒有現成的戲園子，要大，地段要好，裝修要現成的。錢不是問題，我有個朋友，不差錢。”
羅浮的眉毛揚了揚：“朋友？”
“嗯，朋友。”何雨柱說，臉上沒甚麼表情，“女的，愛唱戲，想有個自己的場子。”
羅浮笑了，那笑容裡有種瞭然的神情：“明白。不過何先生，眼下這光景，戲園子生意可不好做。電影起來了，年輕人不愛看戲了。多少老戲園子關張，您知道麼？”
“知道。”何雨柱說，“可她喜歡。”
這四個字說得平淡，可羅浮聽出了甚麼。他不再多問，點點頭：“成，我幫您打聽。有合適的，立刻告訴您。”
又說了幾句閒話，羅浮起身送客。送到樓梯口，他忽然站住，低聲說：“何先生，您那朋友，是徐老闆的千金吧？”
何雨柱沒承認，也沒否認。
羅浮拍拍他的肩：“徐老闆那人，我打過交道。戲好，人傲。您這條路，不好走。”
“路都是人走出來的。”何雨柱說，轉身下樓。皮鞋踩在水磨石樓梯上，聲音空洞，一聲，一聲，像心跳。
三樓的辦公室果然朝南，一整面牆都是窗，下午的陽光滿滿地鋪進來，在地板上淌成一條金色的河。
屋子寬敞，一張大班臺，皮質轉椅，靠牆一排書櫃，裡頭空著，等著填滿。電話是黑色的，蹲在桌上，沉默如龜。名片盒是檀木的，揭開，一沓新名片，頭銜是“新晚報社副總裁何雨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