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永強沉默了。
沈莫北把煙掐滅在搪瓷缸子裡，看著劉永強，目光很沉。
“再說了，”他的聲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到只有兩個人能聽見，“您的事，本來就不該那麼算了，一個為國家流過血的老軍人，就因為說了幾句真話，就被扣了帽子、開除了黨籍、遣返回了老家——這種事，不該就那麼算了。”
劉永強的眼淚終於掉了下來，他沒有擦，任憑淚水順著臉上的皺紋往下淌，一滴一滴地落在膝蓋上，洇出幾個深色的圓點。
“沈局長，”他的聲音哽咽著，“您說吧，您想聽甚麼，我全都說。”
那一夜，槐樹巷17號的堂屋裡，煤油燈一直亮到了後半夜。
劉永強從小時候和嚴世鐸相識開始講起，講起了後來自己出去參軍，講他如何在戰場上負傷，如何在五三年轉業，如何在棉紡廠保衛科一干就是四年，如何在五八年春天的那次科務會上說了那幾句“不該說的話”——“保衛工作不能搞運動那一套，該查的查，該防的防，不能為了湊指標把正常工作攪亂了。”
他講顧長河如何找他談話，如何拿出那份蓋著老家公社紅章的假材料，說他家是地主成份。
他講自己如何申辯、如何申訴、如何寫了無數封信卻石沉大海。他講自己如何在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的那一天，站在棉紡廠的大門口，回頭看了一眼那棟他工作了四年的辦公樓，然後轉身走進了雨裡。
他講自己如何被遣返回老家，如何在村裡被人指指點點，如何靠給生產隊放羊掙工分餬口。
他講自己如何在無數個深夜裡，躺在土坯房的木板床上，睜著眼睛望著黑漆漆的房梁，想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錯了甚麼。
他講這些的時候，聲音一直很平，平得像一潭死水，沒有憤怒，沒有控訴，甚至沒有悲傷，他只是平鋪直敘地講，像是在講一個別人的故事。
可正是這種平靜，讓沈莫北心裡都像被甚麼東西堵住了一樣。
一個人要經歷多少苦難，才能把那些原本應該撕心裂肺的事情，講得像白開水一樣平淡？
沈莫北一直聽著，沒有打斷，也沒有提問。他只是在劉永強講到某些地方的時候，在筆記本上記幾個字，偶爾抬起頭看一眼劉永強的臉，又低下頭繼續寫。
等到劉永強講完最後一個字，堂屋裡安靜了下來。煤油燈的火苗微微晃了晃，在牆上投下搖晃的影子。遠處傳來火車的汽笛聲，嗚嗚的，像是在哭。
沈莫北把筆記本合上，放在桌上，看著劉永強。
“老劉，”他忽然改了稱呼，不再叫“劉永強同志”，而是叫了一聲“老劉”，聲音裡多了一些甚麼——不是同情，不是憐憫，而是一種更復雜的東西，像是一個老兵對另一個老兵的尊重，“您說的那個孫桂蘭，還有嚴家坨的嚴老栓，這兩個人，您覺得還能找到嗎？”
劉永強想了想，說：“孫桂蘭我不確定，都這麼多年了，她還在不在燕京都不好說。嚴老栓……如果還活著，應該在嚴家坨，他比我父親還大幾歲，今年怕是八十往上了，就算活著，腦子還清不清醒也不好說。”
沈莫北點了點頭，在筆記本上又記了幾筆，這兩人怕是都不是這麼好攻破的。
“老劉，還有一件事我想問您。”他抬起頭，目光直視著劉永強，“您手裡有沒有任何能證明嚴世鐸改了成份的書面材料？哪怕是一張紙條、一封信、一個便條，甚麼都行。”
劉永強搖了搖頭：“沒有，其實這件事我也是這些年分析出來的，而且要真是幹了這種事他怎麼會留下證據？”
沈莫北皺了皺眉，看來還要想辦法去查一下嚴世鐸的檔案才行，但是嚴世鐸的級別，檔案都是保密的，自己也不好查啊，難道去找謝老？
沈莫北搖了搖頭，這也不合適，畢竟現在這些只是劉永強的猜測，沒有任何證據。
他又看了一眼劉永強，突然腦中靈光一閃，一個可怕的念頭浮現在眼前。
按照劉永強的說法，嚴世鐸是祖輩是富農甚至地主成份，但是想要到省公安廳以及到公安部，這個家庭成份是不可能的，如果劉永強說的是真的，他的檔案裡面家庭資訊肯定變了。
而劉永強自己本來是一個貧農成份，最後卻因為家庭成份變成了富農，從而被遣回原籍，
難道嚴世鐸把自己檔案中的家庭成份和劉永強調換了？
本來只是一個猜想，可是越想越真，越覺得事情有可能。
棉紡織廠的副廠長檔案稽核沒有這麼嚴格，而從工廠到地方再到中央，那稽核就不是一般的嚴了，如果嚴世鐸在棉紡廠工作期間改了檔案，那真沒有多少人能查到。
想到這，沈莫北的手指猛地敲在桌面上，“交換檔案。”
聲音不大，但那個“換”字像是從牙縫裡擠出來的，帶著一股寒氣。
堂屋裡安靜了一瞬。煤油燈的火苗跳了跳，在牆上投下搖晃的影子。
劉永強愣住了，瞳孔微微放大，嘴唇哆嗦了幾下，像是被甚麼東西擊中了要害，整個人僵在那裡，連呼吸都停了一拍。
“沈局長，您……您說甚麼？”他的聲音發顫，像是從很遠的地方飄過來的。
沈莫北沒有立刻回答。他站起身來，在狹窄的堂屋裡踱了兩步，每一步都很慢，像是踩在薄冰上，腳下隨時會裂開。他走到窗前，站了一會兒，又走回來，在劉永強對面重新坐下，雙手撐在膝蓋上，身體微微前傾。
“老劉，你聽我說。”他的聲音壓得很低，低到只有兩個人能聽見，“你在退伍到棉紡廠當保衛科副科長的時候，你的檔案是甚麼成份？”
“貧農。”劉永強想都沒想，“祖祖輩輩貧農，土改的時候分了兩畝地，這是板上釘釘的事，不然當年轉業的時候檔案稽核也過不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