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系統已經龐大到，任何試圖“拆除”或“大幅限制”它的努力，都會引發連鎖反應。
數百萬人可能失去收入來源，數千萬消費者可能面臨價格上漲。
地方政府可能失去重要稅收，企業可能失去銷售渠道。
就像一個病人，已經依賴呼吸機生存。
你可以調整呼吸機的引數，但不能拔掉管子。
因為病人的自主呼吸能力，已經在長期依賴中衰退。
聽證會結束時，橋本大臣總結：
“感謝各位的意見。
我們將進一步完善法案，力求在促進創新和保障權益之間取得平衡。”
“平衡。”散會後，鈴木重工在走廊裡對佐藤一郎苦笑：
“這個詞現在成了不作為的最好藉口。
因為要平衡，所以不能動平臺的根本，改革只能停留在表面。”
佐藤一郎點燃一支菸：
“老鈴木，你我都知道，我們已經輸了。
不是輸在今天的聽證會，而是輸在過去四年。
當平臺悄無聲息地長成參天大樹時，我們沒有及時修剪。
現在它已經把根扎得太深，要砍倒它，會帶出太多泥土，可能引發山體滑坡。”
“那東瀛製造業的未來呢？”鈴木重工的聲音有些激動：
“那些需要數十年技術積累的精密產業呢？”
佐藤一郎沉默了很久，直到煙燃到盡頭。
“也許，”佐藤最終說道：
“那已經不是未來的一部分了。”
………
2000年7月5日，財神島！
財神基金金融全球戰略會議室。
這是一年一度的高層閉門會議，不設記錄員，所有電子裝置在入口處寄存。
橢圓會議桌旁坐著十二人，是張啟明旗下啟明系最核心成員。
張啟明看向鄧偉倫，說道：
“東瀛作為第一個完整週期，先彙報。”
鄧偉倫聞言，站起身，身後的螢幕顯示著最終版戰略閉環圖。
“我們從96年底開始佈局，截止目前，我們在東瀛數字生態系統已經完成閉環，並實現自我強化執行。
我彙報幾個關鍵指標。”
第一，市場主導地位固化。
第二，資料壟斷形成。
第三，金融滲透深化。
第四，人力資源虹吸。
第五，政策影響確立。
鄧偉倫對四個指標進行了詳細彙報。
四大指標，透過平臺壟斷資料，透過金融，滲透到商家和個人，形成一個完美的整體
環球支付線上上支付市場份額達到71%，線下正在透過補貼戰快速擴張。
去年，基於支付資料的信貸業務快樂貸，壞賬率只有傳統銀行的四分之一。
短短一年不到的時間，貸款餘額已經突破1.5萬億日元，年化收益率8.7%，成為新的利潤支柱。
東瀛頂尖大學畢業生中，選擇加入網際網路平臺企業的比例，從1996年的3%上升到2000年的17%。
相比之下，選擇進入豐田、索尼、三菱等傳統制造業巨頭的比例，從25%下降到11%。
大量人才的加入，會讓網際網路數字平臺經濟以更快的速度發展。
更讓張啟明滿意的是，拼夕夕這些龍頭企業，與東瀛政府的關係進入深度合作期。
經濟產業省的數字經濟政策委員會，有這些平臺兩位前高管擔任顧問。
總務省的通訊政策審議會，有平臺推薦的學者參與。
厚生勞動省的零工保障方案，採用了平臺提交的框架草案。
現在平臺已經不再是被監管的物件，而是規則制定的參與者。”
走到這一步，張啟明的謀劃可以說是已經成功了一大半。
接下來數字平臺的更深入，已經不需要環球金融刻意推動，就會自我進化的進入加速期。
聽完鄧偉倫彙報，會議室安靜了幾秒，馬雲飛提問道：
“東瀛政府和社會，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陷阱’嗎？”
“早就有一部分人意識到了。”鄧偉倫回答道：
“學者、傳統企業家、有遠見的官員。
但意識到又能如何？
我們的系統提供了短期利益：就業、消費便利、經濟增長資料。
在民主政治和短期選舉週期下，沒有政治家敢冒風險去對抗一個讓民眾得到實惠的系統。
這就好比糖，大家都知道吃太多糖有害健康，但當糖已經滲透進每一道菜、每一個人的飲食習慣中時，戒糖的痛苦遠大於繼續吃的風險。”
張啟明輕輕敲了敲桌子，所有人的目光轉向他。
“東瀛的成功經驗，驗證了我們的核心戰略假設。
現在拼夕夕模式已經達到臨界規模，會產生自我強化的網路效應和路徑依賴，最終改變整個經濟體的執行邏輯。”
張啟明調出東南亞地圖，指著螢幕說道：
“過去兩年，我們在東南亞大肆做通訊基礎建設。
3G網路已經基本覆蓋主要城市，4G網路試驗田，也已經覆蓋各國最發達城市。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就是將東瀛成功的經驗帶入東南亞。
將這裡達成我們更加穩固的後花園。”
會議室所有人，全都屏氣凝神的看向張啟明。
“引入不是簡單的複製。”張啟明鄭重道：
“每個市場都有獨特的社會文化、監管環境、產業結構。
我們需要本地化適配。
東瀛的經驗中，最核心的不是拼夕夕或愛拼團這兩個產品，而是我們發現的幾個關鍵機制。”
張啟明操作遙控，螢幕上頁面閃過：
“第一，低價黑洞效應，透過補貼和規模壓價，創造價格絕對優勢，吸走所有價格敏感型需求。”
“第二，零工內卷機制，用演算法最佳化將人力成本壓到最低，同時讓從業者陷入多勞多得的自我驅動迴圈。”
“第三，流量封建體系，控制流量分配權，讓所有商家不得不遵守我們制定的規則，包括價格、服務標準、佣金比例。”
“第四，資料賦稅模式，表面上提供免費服務，實際上透過資料獲取和金融滲透，對每一筆交易徵收數字稅。”
“第五，政策合作策略，用就業資料和增長資料，換取政策支援和監管寬容，逐步從被監管者變為規則制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