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十年，洛陽，環境署。
鄭明遠已經六十二歲了，仍精神矍鑠，每日卯時準時出現在衙署。
十年過去，環境署從一個草創新設的部門，成長為擁有兩千餘名官吏、數萬名技術員、遍佈全國的龐大機構。
他面前擺著一份剛剛統計出來的《永徽十年全國環境質量報告》。
洛陽、長安、成都、廣州等主要城市的空氣質量，較永徽元年均有改善。
全國主要河流中，重度汙染河段佔比從永徽元年的三成，下降至不足一成。洛河、渭水、長江中下游、珠江，均已恢復至可游泳、可養魚的水質標準。
礦山復墾面積，十年累計達三千萬畝。曾經寸草不生的礦渣山，如今已被綠樹青草覆蓋。一些地方甚至發展起了生態農業，在復墾土地上種植果樹、藥材，收益可觀。
全國鐵路、官道兩側，累計植樹二十億株。從洛陽到碎葉的萬里鐵道線，兩側已形成綿延不絕的綠色長廊。
此外，環境署還做了一件大事：推動朝廷頒佈《清潔生產促進法》，強制要求新建工廠必須同步建設環保設施，老廠限期改造。違者罰金逐年遞增，直至關停。
十年間，因汙染嚴重且拒不整改而被關停的工廠，累計一千二百家。因環境違法而被查處的官員，累計三百餘人。
鄭明遠知道，這些數字背後，是無數人的罵聲、哭聲、甚至威脅聲。但他更知道，十年後的帝國，比十年前更適合人居。
這就夠了。
…………
永徽十五年，西域，疏勒城。
裴懷仁站在疏勒城頭，望著城下熙熙攘攘的人群。
十五年前，他受命出任民族協調司首任司正，帶著一紙詔書和一腔熱血，開始了漫長的邊疆協調生涯。
十五年過去，他已經六十三歲，滿頭白髮，但精神依舊矍鑠。民族協調司也從當初的幾十人，發展為擁有三千餘名官吏、分駐全國各地的龐大機構。
這些年，他跑遍了帝國的每一個角落：西域的綠洲、漠北的草原、西南的群山、南洋的島嶼。他見過歸化民的眼淚，聽過羈縻民的怒吼，甚至與工役營裡的“賤民”有過短暫的交流——儘管那是皇城司嚴密監視下的特許。
十五年，變化是顯而易見的。
永徽元年的歸化民，約六億五千萬人。永徽十五年，歸化民人口增至八億兩千萬。增長的主要來源一是羈縻民抬籍，二是歸化民的自然繁衍，三是少數工役族透過特殊貢獻獲得抬籍。
十五年間，累計有一千二百萬羈縻民成功“抬籍”為歸化民。這些人大都是在帝國服役滿十五年、無違法記錄、且能熟練使用華語的“模範羈縻民”。他們抬籍後，獲得了與歸化民同等的權利：可以自由遷徙、自由擇業、購買土地、與華族通婚（需符合新《通婚條例》）、子女可入學接受華文教育。
歸化民中，也湧現出一批傑出人物：有在西域都護府擔任六品官職的粟特人，有在格物天工院參與科研的波斯後裔，有在商界叱吒風雲的突厥商賈。他們雖然仍不能進入帝國最高權力核心，但至少，他們有了向上攀爬的梯子。
永徽元年的羈縻民，約三億八千萬人。永徽十五年，羈縻民人口降至三億兩千萬。減少的主要原因，是一千二百萬最優秀者抬籍為歸化民，另有數百萬人因叛亂、犯罪等原因被削為工役族。自然增長被這兩項抵消。
羈縻民的生活，比十五年前有所改善，但改善有限。他們依然被禁錮在保留地內，依然不能自由遷徙，依然不能與華族通婚，依然不能擁有武器。但至少，他們有了申訴的渠道：民族協調司的專員定期巡視，受理他們的投訴；一些欺壓羈縻民的華族官員、商賈，確實受到了懲處。
裴懷仁推動的最重要的一項政策，是在羈縻區推行“雙語教育”：所有羈縻民兒童，必須接受華語教育，同時允許保留本族語言。學成之後，可以選擇在帝國境內任何地方就業——但前提是，必須脫籍為歸化民。
裴懷仁很清楚：當所有羈縻民兒童都會說華語、寫漢字、認同帝國價值觀時，所謂的“羈縻”，就只剩下一個名號了。
永徽元年的工役族，約一億六千萬人。永徽十五年，工役族人口增至一億八千萬。增長的主要來源，是新增的罪犯、戰俘，以及部份叛亂失敗的羈縻民。
十五年間，累計有約五十萬工役族因“特殊貢獻”獲得抬籍——或是在礦山救人有功，或是在邊疆戰鬥中表現英勇，或是獻出重要技術發明。五十萬，相對於一億八千萬的總數，微不足道。但至少，它證明了一條路是存在的——雖然極其狹窄。
更重要的變化，是工役族內部的“層級化”。永徽五年，裴懷仁推動出臺了《工役營管理細則》，將工役族分為三等：
上等工役：表現良好、無違規記錄者，可從事技術性勞動，如操作機器、維修裝置。生活條件相對較好，每七日可休息一日，家屬可同營居住。
中等工役：普通勞動者，從事採礦、伐木、築路等重體力勞動。生活條件一般，每日勞動五個時辰，每月可休息兩日。
下等工役：違規者、反抗者、危險分子，從事最艱苦的勞役，如井下采礦、極地築路。生活條件惡劣，每日勞動九個時辰，無休息日。
工役族可透過勞動表現，逐年提升等級。上等工役若連續三年表現優異，可申請“特殊貢獻考核”，透過後抬籍為羈縻民。
這套制度，也確實起到了分化瓦解的作用。叛亂、逃亡事件較永徽元年前下降了七成。
裴懷仁知道，工役族的最終出路，不是靠朝廷的恩賜，而是靠帝國對勞動力的需求逐步減少。當蒸汽機替代了人力，當機器替代了苦力，工役族自然會失去“存在價值”。到那時，朝廷要麼讓他們自生自滅，要麼……給他們一條真正的活路。
但，那是下一任民族協調司司正的事了。
洛陽，信訪院。
信訪院院長程文淵，正在翻閱一份厚厚的檔案。
程文淵今年五十八歲，曾任大理寺少卿，以剛正不阿著稱。永徽元年，易君澤親點他出任信訪院首任院長。
十五年間，信訪院累計受理各類申訴一百二十萬件。
經信訪院核查、轉交相關部門處理後，約有七成的申訴者得到了滿意的答覆——或是案件被重審，或是貪官被查處，或是糾紛得到調解。剩下的三成，或因證據不足，或屬無理取鬧，或涉及帝國核心利益不便公開處理，被駁回或存檔待查。
信訪院的設立，最大的作用不是解決所有問題，而是給所有人一個“出口”。 帝國邊境的騷亂、叛亂事件，較永徽元年前下降了六成。
這六成的降幅裡，有多少是信訪院的功勞，誰也說不清。但程文淵知道，至少有一半的申訴者，在離開信訪院時，臉上帶著如釋重負的表情。
………
永徽二十年，洛陽，審計署。
審計署署長錢明理，正在主持一年一度的“全國財政審計大會”。
審計署成立於永徽元年，首任署長就是錢明理——那時他還只是個戶部度支司的六品郎中。二十年過去，他已經六十二歲，滿頭白髮，但精神依舊矍鑠。
二十年間，審計署累計審計各級衙門賬目三十萬份，發現貪腐、挪用、虛報案件八千餘起，涉及金額三億兩白銀。移交督察院、皇城司查處的官員，累計四千餘人。其中，二品以上大員十七人，三品以上八十九人。
這些數字，讓錢明理在官場中樹敵無數。有人罵他“酷吏”，有人罵他“鷹犬”，有人暗中威脅要取他性命。但他不在乎。他只在乎一件事：帝國的錢，每一兩都要花在明處。
永徽二十五年，帝國的財政收入，已經增至十八億兩白銀。比永徽元年的十二億兩，增長了五成。但錢明理知道，真正的進步，不在於收入增加了多少，而在於每一兩銀子花得值不值。
審計署推動的最大的一項改革，是“預算公開”。
永徽十年，審計署聯合戶部，頒佈了《預算公開條例》，要求全國所有州府以上衙門，每年必須公開上一年度的收支賬目。賬目張榜公佈，任何人都可以查閱、核對、舉報。
這項改革，被一些官員痛斥為“自斷手足”、“授人以柄”。但錢明理力排眾議，堅持推行。他的理由很簡單：
“帝國的錢，是天下百姓的血汗。百姓有權知道自己交的錢去了哪裡。”
二十年過去，預算公開已在全國範圍內推行。貪腐案件的數量，從永徽元年的年均三百起，下降至永徽二十五年的年均五十起。
錢明理知道，這不是審計署一家的功勞。督察院的監察、皇城司的耳目、信訪院的申訴、乃至報紙的輿論監督，共同織成了一張密不透風的網。
但他更知道，這張網，還有太多的漏洞。每年五十起貪腐案件，意味著至少還有五十個官員在侵吞民脂民膏。五十個，相對於數十萬官僚大軍，也許微不足道。但對於那些被他們坑害的百姓，五十個，就是五十個天塌下來的災難。
…………
洛陽，譯書館。
譯書館館長沈明遠，正在主持一場特殊的儀式。
三十年前，沈明遠還只是個年輕的翰林院編修，因精通梵文、波斯文、大食文，被易君澤親點出任譯書館首任館長。三十年後，他已經六十三歲，滿頭白髮，但精神依舊矍鑠。
譯書館成立三十年來，累計翻譯引進各類學術著作一萬二千餘種，涵蓋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地理、醫學、農學、哲學、歷史、文學等各個領域。
這些譯著，一部分來自波斯、大食、天竺等傳統文明古國，一部分來自更遙遠的拂菻（拜占庭），還有一部分來自極西之地——那些沈明遠也念不出名字的國度。
譯書館的翻譯工作，遵循一個原則：先易後難，先實用後理論。最初的十年，主要翻譯醫學、農學、工程技術類書籍；第二個十年，開始翻譯數學、物理、化學基礎理論；第三個十年，才涉足哲學、歷史、文學等“無用之學”。
三十年下來，譯書館累計刊印譯著八千萬冊，遍佈帝國各地的大小書店、圖書館、學堂。
更重要的，是譯書館培養的人才。
三十年間，譯書館累計培養通譯三萬餘人，其中精通三種以上語言者兩千人。這些通譯，除少數留館工作外，大部分被分配到宣威使司、格物天工院、各都護府，成為帝國對外交往的橋樑。
……………
洛陽，紫微宮。
易君澤獨自坐在御書房中，面前攤著厚厚一摞奏章。
三十年前，他接過父皇傳下的帝國時，曾無數次徹夜難眠，擔心自己守不住這片江山。三十年後，帝國依舊穩固，甚至比三十年前更加繁榮、更加有序、更加……有活力。
環境改善、民族關係緩和、民生渠道暢通、財政監督強化、知識引進加速。每一項新政，都像是在一座堅固的鐵桶上鑿開一個小小的視窗。
視窗很小，但足以讓桶內的人透一口氣。
這口氣，就是帝國的生命力。
易君澤翻開一份奏章，是戶部呈報的《永徽三十年全國人口統計》。
總人口二十三億四千萬。
其中華族十億二千萬，歸化民九億五千萬，羈縻民三億，工役族七千萬。
三十年前，華族與歸化民的比例約為四比三。三十年後，華族仍佔四成強，但歸化民的比例已經接近四成。增長主要來自羈縻民抬籍，以及歸化民的自然繁衍。
工役族的人口，從三十年前的一億八千萬，下降至七千萬。下降的主要原因，不是抬籍，而是帝國對苦力的需求大幅減少。蒸汽機替代了人力，機器替代了苦力，工役族失去了“存在價值”。許多工役營被裁撤，工役族被釋放，但釋放後無處可去，只能流落街頭，成為新的社會問題。
易君澤合上奏章，陷入沉思。
新政推行三十年，成效顯著，問題也很多。工役族的出路、歸化民的進一步融入、羈縻民的最終歸宿、華族內部的階層固化……每一個問題，都比三十年前更加複雜。
但至少，這些問題被擺在了桌面上，被討論、被爭論、被想辦法解決。而不是像三十年前那樣，被壓在鐵桶底下，悄無聲息地發酵。(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