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夏天，就在日本首相大人與日銀糾纏怎樣積極救市，考慮動用國家資金的時候。“住專”和兵庫銀行的問題也暴露出水面，再度震驚了大藏省和日銀。
所謂“住專”，是指為了向私人提供住宅貸款，而由日本金融界於20世紀70年代相繼設立的非銀行金融機構。
20世紀80年代，該公司利用從金融機構籌措來的大量資金，轉貸給地產公司進行房地產專案投資，其對外貸款總額中的八成流向了房地產企業。
由於作為大藏省的“直屬會社”，“住專”一度大量延聘退休高官擔任要職。
這家公司，幾乎同時掌握政府的金融審批權和銀行體系的資金，“住專”在當時也被稱作“大藏省的銀行”。
而後伴隨著日本地價的持續攀升，八家住專公司也成為了日本泡沫經濟時期最顯赫的金融機構。
其社會地位與職員的薪酬待遇，甚至超過了“百業之母”的銀行業。
當時哪怕是剛剛進入“住專”的社員，每天下班後也能去銀座的高階俱樂部，他們的名片夾裡塞滿了各大地產企業老闆的私人電話。
由於其貸款抵押品接近八成都是各類土地房產，住專公司也被認為是吃到了日本地產蛋糕店主要結構之一，就連日本官僚精英的主要來源之地——東京大學法學部的高材生，也以加入住專公司為榮，而不是成為一名大藏省的官員。
但進入90年代，隨著日本房地產市場的崩盤，“住專”公司卻迅速從“天之驕子”淪為“破落戶”，“住專”公司大量中轉貸款淪為壞賬。
而就在不久前，根據大藏省調查的結果反饋，八家“住專”貸款餘額中的四成已經實際上處於“死賬狀態”，壞賬總額高達4.6萬億日元。
這樣的雷要是引爆了，起碼能“炸死”好幾家銀行。
除此之外，“住專”問題的困難之處，還在於其複雜的股權結構。
“住專”的註冊資本中，來自金融機構的融資餘額大概是十五兆日元，但農林系統的金融機構就佔據了其中的四成，與之相反的是作為創設本體的都市銀行等機構的融資卻只佔其中不到四分之一。
因此都市銀行系統作為“母行”的責任意識非常淡漠。
與之相對，日本的農業協會因為牢牢掌握著農民票倉的龐然大物，他們卻是得罪不起的。
沒有任何一個日本政客敢於無視農業協會的政治能力，哪怕是首相也不行。
所以這個問題如果處理不當，就難免產生政治糾紛，日本政府根本不敢讓八家“住專”破產。
尤其考慮到“住專”一旦破產，必然啟發整個房地產行業的連鎖爆炸，讓如今本來就已經在經歷寒冬的房地產業雪上加霜，所以日本政府第一時間的選擇也只能想方設法先保住這八家住專公司。
所以在8月份，本就已經為日本的大型銀行壞賬問題在頭疼的宮澤喜一還得再為“住專”的不良債權找銀行體系去想辦法，跟銀行系統商量能否先減免利息，可想而知，這按下葫蘆浮起瓢的困局，對於首相大人來說是多麼有難度的挑戰？
除此之外，從銀行系統和“住專”的困境，大概也能夠由此推論出此時需要資金週轉的日本企業，又是面臨一個何等樣的情況？
說實話，這一年其實是日本房地產企業集中破產的一年。
從年初開始，已經有數百家集中破產，平均每天就有三家，“住專”的壞賬就是這麼來的。
但除此之外，幾乎每一個在日本經商的人，都躲不開資產下跌帶來的天雷滾滾，也很少有人資金鍊不出問題的。
1992年夏季，小谷光弘正式宣佈破產，他的負債高達2 500億日元（ 19億美元）。
在此之前，他已經因涉嫌勒索真善美縫紉機公司而被起訴。
後來，他被判處有期徒刑18個月，緩期執行，罪名是“毫不掩飾地操縱”藤田旅遊的股價。
法庭同時宣佈，相關的證券公司也“難辭其咎”。
等到小谷光弘的投機關係網被徹底查清之時，一位高層政治人物鋃鐺入獄，兩家大銀行的總裁被迫辭職，另外還有數十人受到牽連，其中包括政客、黑幫分子、公司董事以及股市操盤手。
比他還慘的，是死於非命的柏木昭男。
此人是日本泡沫期頂級地產投機商、國際賭客，外號“武士”。
此人於1969年創立柏木商事，從事房地產和貸款業務。
巔峰時年收入傳聞高達1億美元，收藏古董鑽石無數。
其個人癖好獨特，在東京的別墅中有專屬私廚為其製作醃製的猴肉料理，這是他的最愛。
但同時，他又保持著開日本車、用日本貨、喜歡武士劇等傳統日本人的生活習慣。
其經營手段強硬且帶有暴力色彩，常將人帶到賭場，以高利貸逼迫對方借款，最終達到奪取土地的目的，因此在當地口碑極差。
他在商業上最著名的戰績，就是1980年代炒富士山周邊地價暴漲百萬倍，資產因此達到了10億美元。
除此之外年2月，柏木昭男應唐納德·特朗普邀請，在其大西洋城的特朗普廣場酒店賭場進行百家樂對決。
柏木以每手20萬至25萬美元的賭注豪賭，一度讓特朗普的賭場現金流陷入危機，並最終從特朗普手中贏走了約600萬美元，幾乎將當時已深陷財務危機的特朗普逼入絕境。
他也因此贏得了世界第五大的賭徒的稱號。
如果他要多贏一點的話，或許幾十年後華夏和美國的貿易爭端，就沒有特朗普的事兒了。
然而就是這麼一個作風強橫的投機高手，在這一年，斥巨資試圖重新炒作富士山周邊的土地，複製當年的輝煌卻導致了鉅虧。
同樣是本年度夏季，柏木昭男在其位於山梨縣的價值50億日元的豪宅中被發現身亡，身中超過20刀，現場極為慘烈。
此案因無財物失竊跡象，後經調查又發現其本人身負鉅額賭債，他名下公司虧損巨大，被認為是仇殺或專業人士所為。
這個案件成了一個無法被偵破的懸案，始終籠罩著“黑手黨論”和“特朗普陰謀論”等重重迷霧。
除了投機者，聲名顯赫的企業家也同樣跌落神壇。
堤一明——西浦集團總裁，作為西浦集團創始人堤康次郎的庶子，他在 1964年越過兄長繼承家族產業，初期蟄伏十年後透過大規模收購土地發展地產。
極盛時期曾於 1987年和 1988年兩度登頂《福布斯》全球首富。
當時他掌控西浦集團旗下 10萬員工，掌控的土地面積相當於日本國土的 1/6，涉及鐵路、酒店、滑雪場等龐大商業帝國。
個人資產峰值約 200億美元，掌控集團資產估值曾達 1650億美元。
但就是資產已經如此雄厚的企業家，也架不住泡沫崩壞的後遺症。
1990年日本房地產泡沫破裂後，地價暴跌 60%，西浦集團業績大幅下滑，因為資產都在地產類套牢，價值大幅縮水。
1992年元旦之後，堤一明的財富縮水至 30億美元左右。
同年8月，西浦系資產進一步暴跌，旗下國土計劃公司負債超1萬億日元。
如今，這個曾經日本首富的帝國已經瀕臨解體。
還有森泰吉郎——此人是日本著名房地產企業家，森大廈株式會社創始人。
由於戰後開始，他就在東京港區大量購入土地，積累核心資產，巔峰時其名下資產共計擁有 65棟辦公樓，總面積約 770萬平方英尺。
此人也曾於1991年至 1992年連續兩年位居《福布斯》全球富豪榜榜首。
其家族甚至因為擁有上百處海外資產，被譽為“擁有亞洲的家族”。
但從1992年第二季度開始，東京商業地價又開始暴跌，很短的時間內，下跌幅度就高達65%，森大廈資產嚴重縮水90%。
如此一來負債高企的森泰吉郎也不得不靠變賣海外資產才勉強存活。
當下，這位世界首富也已經元氣大傷，一蹶不振了。
這就是日本社會當下最真實的狀況，此時別說國家銀行系統面臨著爆雷的困境，著名的投機者往往會因為欠下鉅債身陷囹圄或死於非命，就連日本的兩位首富也有點扛不住資產下跌的副作用了啊。
所以想也知道，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比這些人更弱小的存在又是一種甚麼樣的處境？
這不，在天氣最熱的時候，就連遠在華夏的寧衛民都感受到了來自日本社會如同遭遇經濟末日一樣的絲絲寒意。
不為別的，就因為許多他認識的日本人可能是真的沒辦法了。
居然把他當成救命稻草，不顧遠隔萬里，也想盡各種辦法來向他求救。
首先就是合作過幾次的EIE集團，代表長銀的田中重彥在7月底就透過國際電話找到寧衛民，直言詢問他是否還對東京銀座的不動產感興趣。
寧衛民被這突如其來的訊息搞得一臉懵，他疑惑明明被EIE視為珍寶，恨不得打死也不買的銀座房產，怎麼沒過一年呢，突然間對方居然又想賣了？
他當時既沒同意也沒拒絕，只要對方把資料發過來看看。
收到傳真的同時，他開始蒐集有關EIE的近期訊息。
結果不問不知道，敢情日本的高爾夫球會員也崩盤了。
經濟泡沫時期，日本急速發展的高爾夫球俱樂部典型特徵是把投資與消費混淆。
日本有將近三分之一的上班族都打高爾夫，所以這項運動成了公司集體出遊的重要節目。
高爾夫在日本還具有了儀式化的意義，不同的高爾夫俱樂部對應不同的社會階層，會員身份能顯示會員的等級地位，商人、政客和官僚可以在俱樂部內拓展人際關係網，這成為了社交和職業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由於日本的高爾夫俱樂部為會員所有，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地價飆升的情勢下，俱樂部會員擁有的產權就變得越來越有吸引力了。
在1982年年初，《日本經濟新聞》開始釋出“日經高爾夫會員指數”（ Nikkei Golf Membership Index），計算500家高爾夫俱樂部的平均會員價格。
到了1985年年底，該指數從最初的100點漲到了160點。《廣場協議》簽署後，高爾夫指數在一年內就上漲了1倍，之後在1987年2月出現了一次“回撥”，但在1990年春季又創新高，逼近了1 000點大關。
高爾夫指數成了日本不動產市場的先行指標。
泡沫經濟期間，在歸屬於EIE集團麾下，僅限35歲以上日本男性加入的東京小金井鄉村俱樂部，會員費已經從1億日元攀升到了4億日元（ 270萬美元）。
當時，全日本有20多傢俱樂部的會員費超過100萬美元，而高爾夫會員資格的總價值估計約為2 000億美元。
在交易高爾夫俱樂部會員資格的二級市場，有100名註冊的經紀人，還有數百名“非官方的”經紀人，他們對每筆經手的交易抽取2%的佣金。經紀人也可以替新成立的俱樂部招募會員。
甚至銀行可以提供以會員證作抵押的保證金貸款，最高額度達到會員證價值的90%。
這些會員證還被用來籌集投資股市的資金。
所以由此可知，這就是為甚麼高橋治則即便被公司除名，換了時代，EIE集團當初也仍然不肯放棄有關高爾夫的相關資產了，就是因為這裡面的利益太豐厚了。
新的董事會在被寧衛民做空的時候，也依然堅信，EIE集團今後能靠這些高爾夫球俱樂部，和自有的高爾夫球品牌重回巔峰，再次找到新的業績增長曲線。
以至於，他們後來回了口血之後，還沒歇歇氣兒，就又在海外買下了夏威夷的大部分高爾夫球場，並且計劃修建更多球場。
然而哪裡想到日本隨著消費崩壞，高爾夫會員資格的交易逐漸減少，很多高爾夫經紀人也跟著破產了。
不少會員因手頭拮据登出了會員資格，由此產生的退款要求總額，在整個日本社會超過了10萬億日元（ 750億美元）。
但是， EIE集團，作為很多高爾夫球場的開發商已經在股市中輸掉了這些會員預繳的訂金，並且把其餘的資金投資到了海外，現在他們可就慘了。
長銀自己也是爛賬一把，不可能再提供新的貸款，那麼由於資金鍊的斷裂產生了新的危機，他們又面臨著破產的局面。
這種情況下，EIE的董事會也就只能又想起寧衛民，打算靠“噹噹兒”熬過這一關了。
銀座的不動產就是再好，又哪裡有保住集團重要啊。
這時候的他們，已經沒有更好的選擇了。
所以寧衛民又哪裡會跟他們客氣？
說實話他們給寧衛民發的價格其實已經很實在了，一棟中小型的五層商業樓報價三百億日元，一坪的均價已經低到一億日元左右，相當於三千萬日元一平米。
但寧衛民卻不感冒，他聲稱自己的資金也不多了，要買這棟樓還得靠外資銀行貸款，實在有心無力。
而且他還認為東京的地價遠沒有跌到位，他不敢冒險做接盤俠，除非EIE集團願意再給他打個狠折。
就這樣，雙方用國際長途糾纏了差不多一個星期，EIE集團經由幾位董事表決，最終決定把這棟位於銀座酒吧街的大樓以二百六十五億日元的價格出讓給寧衛民。
相當於打了八五折。
不得不說，當初高橋治則擔任社長是攢下的家當，經過幾番折騰，如今真是要被寧衛民吃幹抹淨了。
也不知道這傢伙在監獄裡知道這個訊息，會不會氣得吐血。
反正考慮到銀座地產的稀缺性，並不是誰有錢可以隨意買到的，寧衛民自己對這個價格還是很滿意的，哪怕知道日後銀座的地價有可能跌過他的買價，他也不在乎。
這種東西就得主動買套，否則真未必再有這個機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