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日本處於戰後後期，因此物價低於其他國家和地區，經濟水平相當於一個發展中國家。
直到七十年代，日本的物價才以石油危機等國際變化為契機開始了暴漲。
到了八十年代，世界上開始流傳“東京酒店很貴”的說法，從而才有了日本國內的物價高於國際價格的說法。
然而，在經濟泡沫後不久，由於泡沫破裂導致的經濟不景氣，日本國內消費需求下降，各大企業的庫存開始積壓。
有些中小企業甚至因為樂觀的預計了經濟恢復的速度，在泡沫破裂最初還加大了生產。
結果從1991年冬季開始，內需萎縮的惡果集中開始顯現。
幾乎日全國的商家都在減少生產計劃的同時，開始了賣力的打折拋售，引發了物價的劇烈波動，中小企業的倒閉潮也開始進一步擴散。
至此，日本的物價趨勢開始急劇掉頭，通貨緊縮的苗頭真正的出現了。
說實話，資產泡沫破裂的問題可大可小，如果只是某項資產大幅縮水，民眾不會覺得很恐慌，至多覺得自己怎麼這麼倒黴，只要少消費就可度過危機。
面對這種單純只是金融數字上的危機，只要政府和央行反應夠快，夠及時，出手果斷，力度夠大，是不會讓經濟傷筋動骨的。
經濟短期雖然會有調整，會讓許多人傾家蕩產，但生產結構還是基本不變的。
這就好比房子股票雖然不值錢了，但人還可以工作，甚至更努力的去工作，經濟發展是可以迅速恢復過來的。
這一點，大漂亮國做的最好，無論是當年的1929年的大蕭條，還是前幾年1987年的股災，又或是未來2001年會發生的網際網路泡沫，大老美都有人挺身而出，當即施展雷霆手段救市，然後美國經濟就又滿血復活了。
但問題是日本的政府和央行可不是這樣，日本政府當家人和日銀的一把手不但各有算計，而且相當瞻前顧後。
眾所周知，日本股市和樓市的崩盤，最直接的因素就是日銀的三重野康就任日銀總裁後，採取了激進的金融政策所致，從1989年開始，短短一年多的時間，他把日本的利率從2.5%提高到了6%，並且還推動了大藏省頒佈了對房地產融資總量採取控制的政策。
為此，日本民眾有不少人讚揚三重野康為百姓著想，將其稱為“鬼平”。
所以，即使在看出經濟苗頭不對，有可能做過了火的情況下，三重野康也不願改變自己堅持，因為那就等於承認自己是錯的。
這種執拗到近乎偏執的性格，讓他對日益惡化的經濟形勢視而不見，身邊的副手多次委婉提醒他調整利率、放寬融資限制，都被他嚴厲駁回，甚至被他斥責為“動搖民心、否定改革”。
他沉迷於“戳破泡沫、拯救民生”的人設，將個人榮辱看得比國家經濟安危更重，哪怕街頭失業率飆升、中小企業接連倒閉，他依舊固執地認為，這是泡沫破裂後的“正常陣痛”，堅持不鬆口任何救市措施。
所以相比土地和股票繼續下跌的風險，作為主動戳破經濟泡沫的三重野康實際擔心的，其實是自己的人設和“功勞”崩塌，對於採取危機救市措施非常牴觸。
而日本政府也有自己的利益在其中，無論是1989年推出消費稅，還是1991年藉著控制土地價格這個冠冕堂皇的藉口，日本政府開始實行收繳土地稅。
日本政府的用意，都是為了彌補財政上日益嚇人的巨大赤字。
他們當然不願意再實行更多刺激經濟的財政政策，擴大政府支出。
尤其日本首相宮澤喜一本人，自從上臺後，他的內閣就忙於應對國會一連串的奇襲，政敵的威脅讓他根本無暇顧及百姓的死活。
反對黨頻頻在國會對其提出不信任案，指責他應對經濟危機不力，而他為了保住自己的首相之位，只能將更多精力放在拉攏議員、鞏固權力上，對民間的哀嚎和企業的困境充耳不聞。
他甚至天真地認為，只要拖延一段時間，經濟就會自行好轉，根本沒有意識到，拖延只會讓危機越積越深，最終到了無法收拾的地步。
內閣官員們也紛紛效仿，要麼忙於派系爭鬥，要麼明哲保身，無人敢主動站出來提出切實可行的救市方案，即便有少數有識之士拿出應對策略，也會被各方利益牽扯、被政敵駁斥，最終石沉大海。
整個日本政府陷入了“不作為、不擔當、相互推諉”的怪圈，對民間日益加劇的失業潮、企業倒閉潮視而不見，對銀行系統潛藏的巨大風險漠不關心，只想著如何粉飾太平、保住自己的烏紗帽，一步步將日本經濟推向了更深的深淵。
於是乎在日本首相宮澤喜一和三重野康打了一次高爾夫球后，倆人便痛快的達成了某種共識。
很快，日本新聞媒體上就有了顯著輿論變化，各種規勸民眾不要恐慌，反而擔心泡沫重來的聲音開始佔據上風。
也是因此，日銀和日本政府遲遲不願對金融和財政的政策做出改變，不願意採取危機應對方案，認為那樣太丟面子，這才導致了日本的實體經濟受到來到實質性的損害。
不得不說，一場經濟泡沫的破裂，把日本這個民族短視、執拗、虛榮的民族劣根性展現的淋漓盡致。
正是花崗岩腦袋的三重野康和不願擔當責任的日本政客，堅持“休克療法”，讓日本經濟錯過了最佳的“就醫機會”，才會從小病變成了無藥可醫的絕症。
否則日本經濟怎麼可能長達數十年萎靡，那會有甚麼失落的數十年？
這可不是甚麼天災，是完完全全的人禍啊。
說實話，日本人事後一直把這場經濟危機的責任完全怪罪到美國逼迫日本簽署《廣場協議》這件事上，大漂亮的鷹醬其實是有點委屈，背了鍋的。
不過話又說回來，紙裡是包不住火的，謊言儘管能在一定程度上麻痺日本國民，緩衝社會焦慮，但實質性的危害卻不會因此消失，反而註定在積累中爆發。
這個時候，銀行在泡沫時期隨意放貸的惡果開始顯現出來了，一系列不詳之事的導致系統性的風險即將爆發，很快就把日本經濟泡沫破裂，演變成為一場金融系統的信用危機。
1992年6月，大阪地方法院正式宣告“泡沫夫人”尾上縫破產。
調查表明，尾上採取偽造存款證明檔案的方式，從包括“NATIONAL LEASE”等非銀行金融機構在內的十二家金融機構騙取了三千四百二十億日元。
這是泡沫經濟時代最大規模的金融犯罪，負債總額創造了歷史記錄，同時也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個人破產。
事情發生兩週後，日本興業銀行行長黑澤祥被國會召見。
他在謝罪過程中表示，之所以會發生這一系列變故，都是因為在利率自由化的過程中，銀行改變了應有的營業態度，逐漸變得只看重經濟效益所致。這一醜聞損害了銀行的信譽，自己感到非常慚愧。
但問題是，他此時怎麼謝罪都晚了，作為給尾上放款最多的銀行，興業銀行不但因此承擔了相應的法律責任，蒙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甚至被法庭認定為是尾上縫的加害者，法官對他們蠱惑尾上借貸的行為定義為“非常嚴重的不道德行為”。
九年後，興業銀行最終走上了合併重組的道路，從此不復存在。
而金融黑幕的裂縫一開，蛀蟲全部爬出。
就在大藏省為了興業銀行等牽扯進尾上案件的事情頭疼的時候，住友銀行又開始爆雷了。
同樣是1992年的6月份，住友銀行原支店店長因為向股票操縱團伙引薦客戶，涉嫌違反了《出資法》而被捕，加上在被稱為“伊藤萬事件”的著名商社經營醜聞中牽扯頗深，導致享有“住銀天皇”之稱，實力深厚的住友銀行會長被迫隱退。
此外，由於對同一股票操縱團伙負責人的非法融資，協和琦玉銀行首任行長也宣佈退任。
而在野村證券，利用名為“特定金錢信託”的理財產品填補大客戶流失所造成的損失一事，也在這一時期曝光。
為此，日本社會對銀行以及證券業的不信任感，在這一年達到頂峰。
銀行與客戶之間的矛盾衝突，也在劇烈加劇。
日本銀行局接到來自國民的投訴數量越來越多，說銀行為了爭取融資往往不擇手段，甚至逾越道德底線。
此外，銀行與雅庫扎組織也多有牽扯，過去經濟向好的時候還好，但現在經濟崩盤。
無論是因為分贓不均，還是其他甚麼原因，反正銀行幹部遭到殺害的慘痛事件也開始集中爆發。
比如住友銀行，自伊藤萬事件曝光之後，很多高管的住宅連續發生槍擊案件，多達十餘起，甚至橫濱站前分行也遭到冷槍。
就在當年5月，住友銀行的一個董事、名古屋分行長在其高階公寓內被射殺。
死因是後腦中槍，這是雅庫扎處決背叛者的方式s。
由於伊藤萬事件中的資金掮客多與名古屋分行往來，據傳被殺的分行長就是因此而起，但最終還是因為某些不能明言的緣故，成了日本警方無法偵破的懸案。
不得不說，其實日本整個金融體系的根基早已爛空，但政府卻卻渾然不覺。
無數爛賬潛伏水下，等待吞噬國家財富。
而此時此刻，這一系列不祥事件的終於開始讓大藏省和國稅廳意識到金融系統的“不良債權”已經成了這個國家最大的隱患。
一旦爆發，後果不堪設想，哪怕只出現“擠兌”，日本的經濟都會陷入無解的地獄模式。
不用說，大藏省是堅決不會讓這件事發生的，哪怕他們還在對外嘴硬，說甚麼“如果考慮到企業內部留保的準備金，金融系統上整體沒有出現問題”，但內裡已經焦慮的如同鍋上的螞蟻了，開始針對日本二十一家大型銀行，展開摸底排查，調查不良債權的實際資料。
然而更令人感到恐懼的訊息還在後面，要知道，因為不動產在持續下跌，金融業又爆出如此多的醜聞，日本的股市自然也不會有甚麼積極的表現。
最先用腳投票的就是外國資本，這一年，包括通用汽車在內，幾家美國大公司先後決定要從東京證券交易所退市。
幾家外國投資銀行也賣掉了它們在東京交易所的席位。
東京將成為全球金融之都的美夢，隨著股價的下跌在這一年徹底沒有希望了。
這還不算甚麼，根據有關部門對3月底的股市相關資料進行沙盤推演，結果發現如果日經平均股價跌破一萬日元，那麼二十一家日本大型銀行的賬外收益就會大部分消失，如此一來，根本沒法彌補不良債權所帶來的損失。
另外，落實將銀行自有資本比例確定在百分之八以上的國際清算銀行規制的啟動時間，也已迫近。響應大藏省的提議，為彌補邦銀資金不足而將有價證券賬外收益的一部分計入自有資本金的做法，現在也因為股價持續大幅滑落，反而起到了事與願違的效果。
總的來說，如果股價下跌的趨勢不改，銀行必定會陷入兌付不能的局面，從而造成全社會的金融停滯與金融恐慌，這樣的設想，讓整個大藏省的官員都不寒而慄。
可危急的局面並沒有給大藏省太多的時間去應對年8月，日本股價已經跌破了堪稱危機線的一萬五千日元均價，經過一個星期，股價也沒有任何反彈跡象，依舊在危機線附近徘徊
這個時候，日本首相宮澤喜一終於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開始正視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
在瞭解到足夠多的真實情況後，宮澤喜一認為如果第二天股價再出現暴跌，不採取對策就會出將二十一家大型銀行所持有的股票賬外收益全部清零。
而他一醒悟過來，便緊急聯絡了日銀的三重野康，終於沒辦法再無視民生的疾苦，任憑資產進一步下跌了。
他已經下定決心要與對方積極磋商，轉變應對方式了。
否則等著日本的就是整個國家的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