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
那是週五的晚上。
陳知予加完班回到家已經快十一點了。
她洗了澡，躺在床上，本來想再看一會兒手機，但眼皮沉得像灌了鉛。
她把手機放在枕頭旁邊，關了燈，幾乎是瞬間就沉入了睡眠。
然後她做了那個夢。
不，那不是夢。
那是命運給她看的一部電影。
一部關於她未來五年的、高畫質的、4K的、無法快進也無法暫停的電影。
夢裡的她，在一個產房裡。
她躺在產床上，雙腿被架起來，陣痛像潮水一樣一波一波地湧過來。
她渾身都是汗，頭髮溼透了貼在臉上，嘴唇乾裂，嗓子已經叫啞了。
護士把一張紙遞到她面前讓她簽字，她手抖得幾乎握不住筆。
“家屬呢？”護士問。
“沒有家屬。”她說。
她不敢告訴媽媽，她走了一條老路。
聲音不像她的，像別人的，像一個快要溺死的人在水裡發出的聲音。
護士看了她一眼，沒說甚麼，把筆遞給她。
她簽了字，歪歪扭扭的，最後一個字的筆畫拖出了紙面。
她在產房裡疼了整整十一個小時。旁邊的產婦換了兩個，第一個生完推走了，第二個也生了，只有她還在那裡。
胎位不正，醫生說可能要剖腹產，讓她再等等。
等甚麼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快死了。
孩子終於生出來的時候，她已經沒有力氣哭了。
護士把孩子抱過來給她看，小小的，皺巴巴的，臉上還有血。
她看了一眼，笑了，然後昏了過去。
醒來的時候她在病房裡，旁邊沒有人。
床頭櫃上放著一杯涼透了的水和一個麵包。
她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涼的，牙齒髮酸。
她把水杯放下，側過頭去看旁邊的小床。
孩子睡著了，嘴巴微微張著，呼吸很輕很輕。
她伸出手去碰了碰孩子的手指。那麼小，像一顆花生。
花生一樣的手指抓住了她的指尖，力氣大得出奇。
她想，值得。這一切都值得。
然後夢開始加速。
她看見自己出了月子就去上班了。漲奶的時候躲在廁所裡用吸奶器，外面有人在催她開會。
她把吸奶器藏在一個不透明的袋子裡，抱在懷裡走出廁所，臉上掛著職業的微笑。
她看見自己半夜爬起來餵奶，困得眼皮都睜不開，孩子哭她也哭，哭著哭著又覺得好笑，一邊笑一邊掉眼淚。
她把孩子抱在懷裡，輕輕地拍，拍著拍著孩子不哭了，她也不哭了。
她低下頭，在孩子毛茸茸的頭頂上親了一下。
她看見自己發著四十度的高燒，抱著同樣發燒的孩子在醫院排隊。
前面還有三十幾個人，她靠在牆上，感覺自己隨時會倒下去，但她不敢倒，因為懷裡還抱著一個。
孩子在哭，她也想哭，但她告訴自己不能哭，哭了就更沒有力氣了。
她看見自己一邊改方案一邊用腳搖嬰兒床。
床是二手的，搖起來會發出吱呀吱呀的聲音，像一首單調的催眠曲。
她把方案改完，傳送，然後發現孩子已經睡著了。
她靠在椅子上，閉上眼睛，兩秒鐘就睡著了。
她媽從老家來了。
六十歲的女人，高血壓，每天幫她帶孩子、做飯、打掃衛生。
她有一次深夜回家，看到她媽靠在沙發上睡著了，手裡還攥著孩子的襪子。
她站在門口看了很久，然後蹲下來，把臉埋進膝蓋裡，無聲地哭了很久。
第二天她媽甚麼都沒說，只是早飯多給她煮了一個雞蛋。
她升職了。
從專員到主管，從主管到經理。
每一次升職都伴隨著更長的加班、更大的壓力、更多的應酬。
她學會了在酒桌上推杯換盞，學會了在甲方面前點頭哈腰，學會了在同事的冷言冷語裡微笑。
她變得越來越好，也越來越不像從前那個會因為一朵花開而開心一整天的女孩。
孩子三歲的時候，她媽累倒了。
腰椎間盤突出，疼得下不了床。
她把媽媽送到醫院，醫生說需要手術，費用六萬。
她銀行卡里的錢剛好夠，交了費，剩下的剛好夠下個月的房租。
那天晚上她坐在醫院走廊的椅子上，看著輸液管裡的液體一滴一滴往下掉，忽然覺得這五年就像一條隧道，她一直在走，一直走，走了很久很久，但出口的光始終只有那麼一點，忽明忽暗，怎麼也走不到。
然後第五年，陸時衍出現了。
夢裡的她站在一個商務酒會上，穿著她最貴的那件黑色連衣裙，正在跟一個客戶交換名片。
有人從背後叫了她一聲。
“陳知予？”
她轉過頭。
陸時衍站在三步之外。
他穿著深藍色的西裝，比五年前成熟了很多，眼角有了細紋，但整個人像一塊被打磨過的玉，溫潤而有分量。
他看著她，眼睛裡有一種她看不懂的東西。
“好久不見。”他說。
她的第一反應不是心跳加速，不是怨恨，不是委屈，而是一種很奇怪的、近乎本能的警覺——她下意識地退後了半步，把身體微微側過來，擋住了小腹上的那道疤。
“好久不見。”她說。
夢裡的後來，她知道了他為甚麼會出現在這裡。
他創業成功了，公司拿了C輪融資，來參加這個酒會是為了見投資人。
他一直沒有結婚，沒有談過戀愛。
他偶然從朋友那裡知道了孩子的存在，查了很久，才找到了這次“偶遇”的機會。
他開始彌補。
他給孩子找最好的幼兒園，給她媽請最好的護工，幫她的公司介紹了一個大客戶。
他做這一切的時候姿態很低，不張揚，不邀功，像一個欠了債的人，小心翼翼地還著利息。
他說他不求她原諒，不求她回頭，他只是想做一些事，讓他自己好受一點。
她拒絕了很多次。
但生活太硬了，一個人撐了太久，她太累了。
當一個足夠強大的人願意替你分擔一些重量的時候，拒絕是需要力氣的，而她那時候的力氣，剛好用完了。
他們複合了。
婚禮不大，在一個小教堂裡，她穿著白色婚紗，孩子穿著小西裝當花童。
陸時衍看著她說誓詞的時候哭了，她也哭了。
所有人都說這是最好的結局，破鏡重圓，苦盡甘來，她值得。
攝影師說，笑一笑，看鏡頭。
她看著鏡頭，笑了。
然後她在夢裡想：那五年呢？
那個念頭像一道裂縫，從她笑容的縫隙裡無聲地蔓延開來。
那五年裡她一個人在產房疼了十一個小時的時候他在哪？
她發著燒抱著孩子在醫院排隊的時候他在哪？
她媽累出腰椎間盤突出需要手術的時候他在哪？
她一邊餵奶一邊改方案、困得把手機掉在孩子臉上的時候，他在哪？
他甚麼都不知道。他甚麼都沒做。
他只是消失了五年，然後帶著成功和愧疚回來，用餘生的“彌補”來抵消那五年的“缺席”。
而這在所有人眼裡，竟然是一個圓滿的故事。
因為她最後“得到了幸福”。因為她沒有死在那些苦難裡。
因為她堅強、獨立、了不起，所以她值得一個遲來的好結局。
可那些苦難呢？那些苦難不會因為他後來的出現而消失。
它們真實地發生過，每一天每一夜，每一個細節，都刻在她的身體裡、她的記憶裡、她的人生裡。
它們不會因為她現在笑了就被抹去。
她想，如果她是一個男人呢？
如果是一個男人，獨自把孩子養大，吃了五年苦，最後前女友回來彌補，兩個人複合——會有人把這個故事叫做“圓滿”嗎？
還是會有人問一句，憑甚麼？
憑甚麼她的苦難變成了他們愛情故事的序章？
憑甚麼她一個人扛過的那些年，最後變成了“破鏡重圓”這四個字裡可以被跳過的一段？
憑甚麼她要感謝那些苦難？
憑甚麼她要感謝那個在她最需要的時候缺席了五年的人？
她不想感謝。
她恨。
然後她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