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六個月
吳楚清出獄了。
那是在2011年8月的一天，案發後一年零6個月。
那天陽光刺目，萬里無風，天空碧藍如洗。
吳楚清佇立在深灰色的鐵門外，身上還穿著入獄時的白色毛衣，手肘上搭著一件藍色羽絨服。
不知過了多久，等額間冒出的汗珠順著下頜，像雨滴一樣砸在地上的時候，她才邁步離開。
倒了三趟公交車回到了市裡，買了一身夏裝換上後，吳楚清就徑直走進了一家烤肉店。
她點了五罐冰可樂和很多很多肉，邊吃邊歇地在店裡呆了一下午。
付錢的時候，她從包裡翻出了一個信封，信封裡面有她這一年半以來的所有“收入”。
她微微愣了愣神。
吳春蘭今天不會來接她，她早就知道。
甚至整個服刑期間，吳春蘭一次也沒來看過她，不過每月會按照監獄的最高額度給她匯生活費。她只花了一些錢用於買書，算上勞動報酬，出獄的時候她手裡有9350塊。
吳楚清抿了抿嘴唇，從信封裡抽了2張紙幣付了餐費，接著就走出了餐廳。
街上人來人往，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的目的地，除了她。
反正，不能呆在桐城。她想。
吳楚清提腳走向火車站，等站在售票視窗的時候，仍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
售票員扔了一句：“買到哪兒的票？”
吳楚清不知道回答甚麼。
售票員又不耐煩地重複了一遍：“到哪的？不買的話就下一位了。”
“時間最近的，到別的省份的火車。”
“甚麼？”售票員抬頭看向吳楚清。
“隨便哪一個省份，臥鋪，能過夜，還有餘票的。”
“那就上海這班，40分鐘後到站。”
“行。”吳楚清支付了費用，拿起火車票轉身離開了。
只要不是北京就好。
她沒能拿到畢業證，那裡有很多她的同學，她暫時無法面對她們，也不想向任何人傾訴自己的事。
火車啟動時暮色已經降臨。
站臺的燈光掠過窗外，不久之後，連點點燈光也看不見了，外面一片漆黑。
吳楚清沒有躺在臥鋪的床上，而是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手肘撐在桌沿，目不轉睛的盯著窗外。
同隔間的一個小胖子從他爸媽的懷裡掙脫出來，“蹬蹬蹬”地跑向她，疑惑地問：“阿姨，你在看甚麼？”
吳楚清沒有回答。
小胖子踮著腳，下巴擱在桌沿上，也看向窗外。
過了一會兒他大概實在受不了了，又開口道：“姐姐，你在看甚麼？”
“看風。”
“看風？”小胖子面露不解。
吳楚清沒再理他。小胖子瞪大雙眼瞧了一會窗外，垂頭喪氣地走回了自己爸媽那邊。
“那個阿姨說她在看風，風能看見嗎？”小胖子的聲音側面傳來。
“她是不是精神有點問題？”一箇中年男聲。
“你小聲點。”一個低低的女聲。
火車就這麼大一點空間，聲音清清楚楚地傳到了吳楚清的耳朵裡，但是她並沒有在意。
吳楚清沒敷衍那個小胖子，她真地在“看風”。
過去的一年多時間，她覺得最動人的一句話就是“放風時間到了”。
或者“今天風大”。那意味著她能感受到越過高牆電網的新鮮空氣。
風讓空氣變得具象，風也很自由，誰也困不住它。它變成了吳楚清最喜歡的東西。
夜間的時候，此起彼伏的呼嚕聲響徹車廂，吳楚清卻沒有絲毫睏意。
她站起身向上抬起了窗戶，風從窗戶開口猛烈地灌了進來，撞了她滿懷。她靜靜地感受了一會，才坐回座位。
這種味道，她可以感受一夜。
也就是在此刻，她好像終於明白自己現在的人生目標了。那個在獄中始終想不明白的問題，在此刻的夜風中迎來了它的答案。
活下去，自由地活下去。
火車在第二天下午到達上海站。
吳楚清走出車站就看見一家通訊營業廳，她辦了一張新的本地電話卡。出店門的時候，把舊卡扔進了垃圾桶。
過去生活裡的人也連同這張舊卡一起，被她丟棄了。
或者說，她更早的時候就做出了這個決定。
應該是在她收到舅媽和小言信件的那一天。
整個服刑期間，吳楚清拒絕見任何人，但是仍然會閱讀她們寄送的信件。
那天有兩封信，除去對她關心的話語之外，信的結尾都有兩句話。
舅舅舅媽那封信的最後一句話是：吳春蘭和邵志剛結婚了。
小言那封信的最後一句話是：她7月份就出發去美國了，要在美國呆大半年時間。
看完那兩封信，吳楚清抬頭看了眼不見天日的牢房，把信紙團成了一團。
一陣風起，不遠處的紅色易拉罐劃過地面，滾到了吳楚清的腳邊。
吳楚清回過神來，彎腰撿起那個易拉罐，扔進了垃圾桶。
過去的已經過去，已經發生的也已經發生。
她現在要活下去，自由地活下去。
但事實上，當她真正開始為此努力的時候，她才發現，這個目標簡直扯淡。
現實問題橫亙眼前，別說“自由地活下去”了，連“活下去”都困難。
到上海的當晚，原本她以為可以找到北京那樣的地下室招待所，條件很差但是價格低廉。結果發現上海沒有地下室招待所，想來可能是因為南方潮氣重。總之當晚她只能咬牙住在了一個廉價旅館裡，即使廉價，也比她想象中的昂貴。
第二天她就坐地鐵去外環外找房子。她手裡有在獄中積累的還有之前做私活賬上剩餘的1萬，除去已經花費的錢，手裡可用的資金只有1.8萬左右。
如果不買那個東西，或許精打細算，這筆錢也可以用很久。但她沒辦法不買那個東西，最終她能用來租房和生活的資金預算最多隻有3000塊。
吳楚清轉了一天，終於找了一個願意只收一個月押金的房東，押一付一，總共花了這樣一來她手上可用的流動資金只有600塊。
房子還是群租房，兩室兩廳的房子，被改成了4個房間，總共租給了6個人。兩對情侶，一個男的，還有吳楚清，6個人公用一個廁所。
至於廁所和廚房的狀態，就算吳楚清剛從監獄裡出來也覺得有幾分窒息。
但這不是最糟糕的。
那是吳楚清入住後的第二天，她去市裡買了那個必須要買的東西——符合她配置要求的膝上型電腦。
她抱著昂貴的家當回出租屋，當晚測試的時候，門外傳來了砸門的聲音，混雜著一個男人醉醺醺的渾濁聲音“美女開門”。
門被砸得震天響，吳楚清盯著那個震動的門，心臟也跟著顫動。原本她以為她這種捅過人的人，現在膽子應該很大，但沒想到她還是緊張害怕了。
過了一會兒，一個凌厲的女聲出現“你在別人門口砸甚麼砸”。接著聽見一個男聲“臭娘們，你別管我！”
吳楚清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提起剛買的菜刀，拿膠帶在手腕和刀柄之間纏了兩圈，伸手擰開了門鎖。
房門拉開，門外拉扯的兩個人忽地靜止了，齊齊看向吳楚清。女生臉圓圓的，畫著很濃的煙燻妝，男的醉醺醺的，像一個張嘴就有臭氣的癩蛤蟆。
其中的女生率先回過神，擋在醉酒男人的身前，顫聲道：“對不起，我男朋友喝醉了，他不小心的。”
吳楚清舉著菜刀，沉著臉說：“你跟這種人在一起？”
“他只是喝醉了。”
吳楚清張了張嘴，甚麼也沒說，“砰”得一聲甩上了房門。
從那天開始，這個在圓臉女生口中只有在喝醉酒才會發瘋的癩蛤蟆，在清醒狀態下也喜歡湊到吳楚清面前，甚至動手動腳。
吳楚清很想報警或者搬走，但是很遺憾，她沒錢。房東明確告訴她，他不管這些事，如果報警，群租房是違法的，被發現誰也住不了。至於搬走，更不可能了，她手裡只有600塊。
於是她只能自己解決這個問題，在廚房碰見癩蛤蟆的時候，她舉著菜刀說：“我一週前剛從監獄裡出來，我差點捅死一個人，你再來騷擾我，我不介意再捅你一刀。”
男人閉了嘴，此後幾天都很安生，不知是不是因為他後來覺得吳楚清在撒謊，又開始鬧騰了。
但吳楚清已經無暇再管他，每天把菜刀放在枕邊，在他砸門的時候按下錄音，睡前默唸十遍“捅人，你應該有經驗了，不要害怕”了事。
因為她找工作的事也非常不順利。
這種男人，真鬧開了，捅一刀位置合適的部位，接著逃跑報警也能算正當防衛。
但工作這事不一樣，不行就是不行。
吳楚清投了大幾十份簡歷，面試倒是都進了，一聽說她是“T大肄業”，並且有案底，她那些漂亮的競賽履歷則都沒用了，沒有公司願意招只有高中文憑並且有案底的人。她還為面試白白損失了一大筆交通費用。
9月初，距離支付下一個月房租還有7天的時候，吳楚清手裡只有50塊了。
晚上，吳楚清躺在床上，中午吃的青菜掛麵已經消化完了，她餓得睡不著覺。
她在床上翻來覆去，坐起身又躺下，數了千百遍手裡剩下的錢，每一次都是50，一分錢也沒多。
吳楚清此刻覺得，當初她刺向李迪的那一刀，其實刺向的人根本不是李迪。
而是她自己。
每天慢慢花出去的生活費用，就像李迪腹部滲出的暗紅色血液。
人沒錢就會活不下去，血液流乾淨了人也活不下去。
吳楚清之前努力壓下的後悔念頭，在這個飢腸轆轆的深夜裡像野草一樣瘋長出來。
如果她在奧運會開幕的時候留在北京。
如果她沒有遇見李迪。
如果她沒有放棄保研。
如果她沒有懷孕。
如果她沒有拿起刀柄。
如果她沒有捅傷李迪。
無論哪一步停止了，她現在都不會是如今這樣。
她和那個圓臉女生沒甚麼分別。所以她那天甚麼話也說不來。
但沒有如果，已經發生的事情已經發生了。
好在她沒有把李迪殺死，也及時打掉了孩子。
吳楚清不敢想象，如果那把刀偏移了，李迪被殺死了，那她是否餘生都會在監獄裡度過。每天能呼吸新鮮空氣的時間只有半小時，除了看書做工，就是在那巴掌大的地方發呆。
重刑犯或許更慘，聽說還會戴腳鐐，還有一條鋼鏈把手銬和腳鏈連在一起，活動範圍只有半米，連上廁所都是由“包夾”幫忙完成。
她也不敢想象，如果沒有打掉孩子，孩子出生了，在她現在這種條件下，她是否會把所有生活的不如意都怪罪在那個孩子身上。
像吳春蘭一樣日日對孩子咆哮“都是因為你，因為你我沒有繼續學業，因為你我的生活如此糟糕，我真後悔生了你，你就是生下來克我的，你就是災星”。
想到這裡，吳楚清在30度的夜間溫度裡打了一個寒顫。
不，還有機會。
既然她最終還是回頭了，這就證明她給自己了一個好好活下去的機會。
吳楚清從床上爬起，開啟了電腦。
而事情也終於在五天後迎來了轉機，她碰見了一個意外的人。
那時她兜裡只有30塊，距離交下一個月房租的時間只有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