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以來，官員審案時，原告、被告以及證人和有牽連的人等，都一律跪著聽審。
而且跪也是有講究的，原告跪在左邊，被告跪在右邊。
到堂後先是一律低頭伏跪，主審官未開口，無論是原告還是被告，一律不準先說話，而且不能隨便抬頭看主審官。
當然，伏跪聽審是對普通百姓說的，一些有特殊身份的人，如地位赫的官親，花甲之年的老人，可以坐著聽審。
趙德善就屬於這種，但他年事已高，肯定不會親自來公堂，而是委派趙府管家出面。
為了不使有特殊身份的人拋頭露面地打官司，在秦以前就規定當事人特別是他們的女眷不必親自到堂，可以找別人代理訴訟，即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
畢竟在古代，成為被告，出堂受審不是甚麼光彩的行為。
但朱由崧是重生之人，死過一次的人，對這些並不在乎，出堂辯論也沒甚麼大不了的。
到了宋代，律法得到充分完善，有了訴訟代理的條文。
比如像那些年老體衰、身有殘疾、行動困難或退職在家和任現職的官員不便出現在大堂上的，原被告都可以指定由其下屬，或者親屬，朋友代理出庭。
除此之外，那些沒有功名但有一定知名度的文人也不必下跪，只需拱手行禮即可。
那些考取了秀才、舉人的訴訟者，在沒有被革去功名前也不必下跪聽審。
這也是百姓為甚麼要寒窗苦讀的原因，因為只有考取功名，才能夠享受這些特權。
像德昌郡王這種皇親，更加不用說了，除了賜座還有專人給他奉茶，像客人一樣受到禮遇。
當然，後世有律師這個職業，一般的民事糾紛通常原告跟被告都不會出現在庭上，而是由雙方的代理律師在庭上論戰。
典使嚴來洋見朱由崧到場，馬上給他搬來鋪好絨毛的太師椅，朱由崧定眼一看，居然是陳奇瑜主位上的官椅。
“搞甚麼鬼，趕緊搬回去，讓人看見還以為是本王來斷案！”朱由崧捂著額頭，一臉黑線。
如果他把陳奇瑜太師椅坐了，那縣令陳奇瑜就只能站著升堂，那成何體統。
雖說他是皇親，有資格坐著聽審，但這跟他一貫以來的親民作風不符，因此他決定站著聽審。
嚴來洋馬屁拍到馬腿上，不禁有些冷汗淋漓，只好將太師椅搬回主座。
古代發案之後，經過現場勘察、收集證據和必要的調查詢問之後，就可以開堂審理了，這就是常說的“過堂”。
在一般情況下，審案都在州府縣衙的大堂進行，主審官端坐在大堂正中，旁有書吏執筆記錄，堂下站著公差衙役隨時聽候吩咐。
堂上皂隸，手持笞杖掃視全堂，大堂門外掛起半紅半黑的水火棍，官老爺手中的驚堂木聲震九霄，衙役們齊喊威武使人膽戰心驚。
對於犯了事的普通百姓們來說，常常是口未開， 先自怯，如同進了屠宰場的牛羊，一些膽小的人在主審官驚堂木一拍，衙役齊喊威武之後，當場嚇尿。
秦漢以來，各朝代的過堂程式基本相同。
一般是先訊問原告有何冤情，接著再問被告，最後原告的證人提供證詞，或者提供物證。
通常這個時候，主審官是不會說話的，他會讓原被告各自把話說完，明代甚至還允許原被告當堂辯論。
當然，辯論就是辯論，君子動口不動手，若是在公堂上惱羞成怒，動起手來，那衙役手裡的殺威棒就派上用場了。
除此之外，辱罵主審官也是大罪，碰上脾氣不好的主審官，一頓板子是少不了的。
對於那些明明有罪但拒不供認或惡意誹謗他人，蔑視公堂的冥頑之徒，不好意思，少不了要大刑伺候。
主審官案前有一盒籤筒，每一支竹籤上都寫著相應的刑罰，主審官扔出甚麼籤，衙役就依照令簽上的刑罰用刑，在古代，動刑拷問可是合法的。
關於審案詳細程式，都有一整套流程，大明明會典中說得比較詳細。
其間問一干人證，先審原告詞因明白，然後放起原告，拘喚被告問，如被告不服，則審幹證人。
如干證人供與原告同詞，卻問被告。如各執一詞，則喚原被告幹證人一同對問，觀看顏色，察聽情詞。
其詞語抗厲顏色不動者，事即必真，若轉換支吾，則必理虧。略見真偽，然後用笞決勘。
如不服，用杖決勘，仔細磨問，求其真情。
這裡的，用杖決勘，仔細磨問八個字門道很深，雖然古代對各級衙門辦案時間有所限制，但碰上昏庸官員屈打成招，或者頑劣刁民死不認罪，有些案子就得拖是幾月，甚至十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