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撫，正是他熊文燦一直以來被皇帝倚重、並且自認擅長的領域！靖海司招撫鄭芝龍成功在前，若此刻他能再促成巨寇張獻忠的招安，豈不是錦上添花，功上加功？
“陛下啊陛下，您看，臣不僅能為您安撫海上，更能為您平定陸上巨寇！這安邦定國之才，這實打實的功勞，您總不好再……裝不知道了吧？”他彷彿已經看到，憑藉這“剿撫並用”的輝煌政績，那夢寐以求的伯爵之位，正在向他招手。
幾乎沒有太多猶豫，熊文燦立刻做出了決定，他鋪開專用的題本用紙，神情嚴肅而自信，他沒有先回復陳洪範，而是直接向皇帝上奏。
在奏摺中，他首先再次“不經意地”提及靖海司運轉良好，為朝廷持續增收，隨後筆鋒一轉，以收到前線將領陳洪範急報為由，隆重推出了張獻忠乞降之事。
他極力渲染此事的重大意義：“此乃陛下天威浩蕩，德化所致，使兇頑如張獻忠者，亦幡然悔悟，願率數萬之眾歸順王化。” 他將招撫張獻忠的功勞，巧妙地和皇帝的“德政”以及自己一貫的“招撫策略”繫結在一起。
最後，他慷慨陳詞，請求皇帝准予招安，並自信滿滿地表示，自己願親自或委派能員負責此事，定能妥善安排，使張獻忠部化為朝廷有用之師，徹底消除楚豫一帶之心腹大患。
寫完奏摺，他用上火漆，命人加急直送京師。
做完這一切，他才慢悠悠地給陳洪範回了一封信，語氣矜持而嘉許：“…洪範能洞察機先，招撫有望，實乃國之干城。本堂已上達天聽，竭力促成。汝當好生安撫獻忠，靜候朝廷恩旨…”
熊文燦靠在椅背上，長長舒了一口氣，臉上露出了久違的、志在必得的笑容。
張獻忠？不過是他通往伯爵之路的一塊墊腳石罷了。
南京兵部衙門。
雖稱“留都”，六部建制俱全，兵部尚書範景文的公廨，相較於北京六部的喧囂，更多了幾分江南的沉靜與肅穆。
然而，這份沉靜被一封來自襄陽前線的密信打破了，信是左良玉親筆所書，詳細陳述了張獻忠困守谷城、窮蹙乞降，以及陳洪範如何橫加阻攔、意圖招撫的經過。
範景文逐字逐句地讀著，他那張素來以沉穩著稱的臉上，先是浮現出難以置信的神色，隨即眉頭越鎖越緊，最終化為難以抑制的憤懣，他猛地一拍桌案，震得筆架上的湖筆都跳了一跳。
“豎子！不足與謀！”一句壓抑著的怒斥從範景文牙縫裡擠了出來。
他氣的，不僅僅是陳洪範的愚蠢和貪婪——那人竟敢為了一己私利，就妄圖招撫張獻忠這等巨寇！他更氣的，是熊文燦的短視與投機！身為兵部尚書，難道看不清張獻忠的狼子野心？招撫？那不過是賊寇慣用的緩兵之計！待其恢復元氣，必定復叛，屆時烽火再起，遭殃的又是無辜百姓，消耗的又是本就捉襟見肘的國帑！
“熊文燦…陳洪範…爾等視軍國大事為兒戲乎？視流寇反覆如無物乎？”範景文在值房內踱步，胸口因怒氣而微微起伏。
他彷彿已經看到了不久的將來，張獻忠在谷城吃飽喝足、重整旗鼓後，再次揮師殺出，將楚豫大地攪得天翻地覆的景象，而熊、陳二人，屆時恐怕只會互相推諉，甚至將敗責歸咎於主剿之人！
憤怒過後，範景文強迫自己冷靜下來。他是朝廷重臣，不能僅僅停留在情緒的宣洩上，必須找到問題的根源，並提出解決之道，他重新坐回案前，目光掃過輿圖上標註的各方勢力——左良玉在襄陽，陳洪範在附近掣肘，熊文燦遠在廣州卻把手伸了過來，而他自己則在南京……
一個清晰的、長期以來被忽視的弊政浮現在他腦海中：南方剿匪事權不統一！
崇禎在南方設立了兩位兵部尚書，他範景文在南京，熊文燦以兵部尚書銜總督兩廣。然而，陛下從未明令規定，由誰總理中原剿匪事宜！這就導致瞭如今這般荒謬的局面：前方左良玉要剿，相鄰的陳洪範可以為了私利主張撫，而遠在數千裡外的另一位兵部尚書熊文燦又能憑藉其身份和影響力，插手干預！
“上面不和，下面安能和？上令不一，下面安能行？”範景文喃喃自語，眼中閃過一絲銳利的光芒。這才是問題的核心！剿與撫本身都是策略，但若沒有統一的指揮，再好的策略也會在內耗中化為烏有，甚至成為禍亂的根源。
一個念頭如同電光石火般劃過他的腦海：何不借此機會，徹底理順這混亂的指揮體系？
若能促成設立一個總理剿匪的專職大臣，統一事權，無論最終是剿是撫，都能號令一致，行動統一，於國於民，都是大利！
而這個想法，又與他此刻對熊文燦、陳洪範的極度不滿巧妙地結合在了一起，一個一石二鳥的計策，在他心中逐漸清晰、完善：
第一隻鳥，自然是張獻忠。必須剿滅！絕不能給其喘息之機。
第二隻鳥，便是熊文燦。此人志大才疏，貪圖富貴，為一己之私竟欲行此養寇自重、禍亂國家之事，已不堪擔任兵部尚書之重任……至少不應再有權干預剿匪事宜，若能借此機會，使其招撫之議破產，並凸顯其策略之誤與私心之弊，或可使其失去聖心，至少使其勢力範圍被嚴格限制在東南海疆。
而要實現這一石二鳥，最好的平臺，便是促成“總理”之職的設立，並且，這個職位絕不能落在熊文燦之手！甚至，可以藉此將熊文燦的影響力徹底排除出剿匪事務。
思路既定，範景文鋪開專用的題本用紙，深吸一口氣，開始起草這份至關重要的奏摺，他下筆極其謹慎，每一個字都反覆斟酌，既要達到目的，又不能留下任何攻擊同僚、攬權自重的把柄。
開篇，他並未直接指責熊文燦或陳洪範，而是從大局著眼，陳述客觀困境：
“臣範景文謹奏，為江南、楚豫等地剿寇事權不一，懇乞聖斷專委總理大臣以一事權事。”
他首先點明南方缺乏一個統一的剿匪總司令，導致“諸將無所適從，剿撫失據，戰機屢誤”，將現狀的混亂歸咎於制度缺陷，而非個人，顯得十分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