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透過百葉窗在桌面上投下斑駁的光影，葉辰將一疊泛黃的報紙推到眾人面前，紙頁邊緣已經發脆，標題卻依舊醒目——《港九報業協會章程（1956）》。
“復刻報業協會？”山雞剛啃完半個菠蘿包，麵包屑掉了一身，“現在都用短影片了，誰還看報紙？”
葉辰沒接話，翻開報紙內頁，指著角落裡的鉛字排版：“當年這協會能頂住壓力刊發真相，靠的不是發行量，是敢說真話的骨頭。”他指尖劃過“記者權益保障”幾個字，“現在的自媒體看似自由，實則被流量捆著，敢說真話的越來越少。”
雷復轟從臺灣帶來的老膠塊還擺在桌角，陽光折射下泛著暗紅色的光。他推了推眼鏡，鏡片後的眼睛亮得驚人：“你的意思是，用傳統報業的規矩，做現在的內容？”
“不止。”葉辰抽出張手繪的架構圖，上面用紅筆圈著三個核心板塊，“第一，建個獨立採編團隊，不接軟文，不做付費報道；第二，開線下閱覽室，把老報紙和新內容放在一起，讓大家知道哪些事被改得面目全非；第三，辦個‘真話獎’，獎勵敢說真話的自媒體人。”
山雞摸著下巴琢磨：“聽著挺帶勁，但錢從哪來？租場地、請記者，哪樣不要錢？”
“我已經聯絡了幾位老報人。”葉辰拿出份名單，上面有退休的總編輯、跑社會新聞三十年的老記者，甚至還有當年在街頭貼傳單的“地下通訊員”，“他們願意義務供稿，場地可以用我爸留下的老印刷廠，裝置雖然舊了點，但修修還能用。”
雷復轟忽然笑了：“我爸當年藏在船底的賬本，說不定能當創刊號的頭條。”他指著架構圖上的“歷史回溯”板塊，“把那些被掩蓋的事挖出來，比甚麼流量新聞都有價值。”
正說著，阿星抱著個紙箱闖了進來，裡面全是泛黃的筆記本：“這是我在舊貨市場淘的，前《香江晚報》記者的採訪筆記，裡面記著六十年程式碼頭工人罷工的內幕！”他翻開其中一本，紙頁上還留著咖啡漬和菸蒂燙出的小洞，字跡卻力透紙背，“你看這段，說當時的工會主席其實是被脅迫的，真正組織罷工的是三個碼頭搬運工！”
山雞湊過去看，突然拍了下大腿：“這不就是我爺爺常說的‘三兄弟抗命’嗎？他總說當年要是沒人站出來，現在碼頭還得被洋人盤剝！”
葉辰將筆記裡的關鍵段落抄在白板上，忽然抬頭：“你們發現沒？這些老故事裡藏著的骨氣，現在越來越少見了。”
雷復轟點頭：“上週我在臺南採訪，有個菜農說用了違禁農藥，轉頭就打電話讓我刪稿，說給十倍稿費。”他冷笑一聲，“這種稿子發出來有甚麼意思？”
“所以才要復刻協會。”葉辰的目光掃過眾人，“不是要復古，是要把‘說真話’的規矩撿起來。當年報業協會能頂住壓力刊發日軍暴行的報道，現在我們憑甚麼不能頂住幾個廣告商的威脅？”
山雞忽然想起甚麼，從帆布包裡掏出個鏽跡斑斑的鐵皮盒：“這是我在碼頭撿的，裡面有張1949年的《自由燈報》，上面說‘真相就像潮水，壓得越狠，漲得越猛’。”他把報紙鋪在桌上，泛黃的紙頁上，這句話被人用紅筆圈了又圈。
阿星突然紅了眼眶：“我爸當年就是因為寫了篇揭露工廠剋扣工資的報道，被老闆打斷了腿，到死都念叨著‘沒把稿子寫完’。”他抹了把臉，“這協會，我投了！就算賠本我也幹！”
雷復轟從包裡拿出張支票：“我出五十萬，不夠再跟我說。”他看著那張老報紙，“我爸藏的賬本里，記著七十年代官員挪用賑災款的事，當年沒處說，現在剛好讓它見見光。”
山雞掏出個用橡皮筋捆著的錢袋，嘩啦啦倒出一堆硬幣和皺巴巴的紙幣：“這是我攢的‘應急款’，雖然不多，但夠買幾臺二手印表機了。”
葉辰看著桌上的錢、老報紙、採訪筆記，忽然覺得那間佈滿灰塵的老印刷廠已經亮了起來——陽光透過高窗照在油墨桶上，老記者們戴著老花鏡校對文稿，年輕人抱著平板電腦記錄新採訪，閱覽室裡坐滿了翻報紙的人，指尖劃過不同年代的新聞，忽然明白哪些事從未改變。
“對了，”山雞忽然想起甚麼，“得給協會起個名吧？總不能一直叫‘復刻協會’。”
雷復轟指著那張《自由燈報》：“叫‘燈臺’怎麼樣？燈臺照夜路，真相照人心。”
阿星拍了下手：“好名字！我這就去做塊木牌，就掛在印刷廠門口！”
葉辰看著眾人忙著打電話聯絡老同事、收拾場地，忽然拿起那本碼頭工人的採訪筆記，指尖撫過“三兄弟抗命”的字跡。窗外，晨霧正散，老印刷廠的煙囪在陽光下泛著微光，像支豎起的筆，等著寫下新的故事。
或許正如那張老報紙上說的，真相從不會真正消失。當年的報業協會用鉛字對抗黑暗，現在的“燈臺”能用畫素和紙張，把那些藏在時光裡的真話，重新捧到太陽底下。而那些曾被掩蓋的名字——罷工的搬運工、被打斷腿的記者、藏賬本的船老大，終將在字裡行間，重新活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