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曼城是在一種奇異的寂靜中醒來的。

不是沒有聲音——恰恰相反，聲音比圍城時的死寂要多得多。只是這些聲音如此陌生，以至於整座城市都像是在側耳傾聽，試圖理解它們的意思。

清晨六點，紅軍宣傳隊的戰士推著漿糊桶走過街道。刷子“唰唰”地往牆上塗抹米湯，紙張貼上磚石的瞬間發出輕微的“啪嗒”聲。那是連夜趕印的《告紐曼市民書》和《紐曼城臨時管理條例》。識字的人湊過去看，不識字的問旁邊的人：“上面寫的啥？”

“說……說從今天起，紐曼歸蘇維埃管了。”一個戴破氈帽的老人眯著眼睛念，“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嚴懲格羅夫及其爪牙……普通士兵、公務人員只要登記……”

“登記了會咋樣？”有人問。

“說……既往不咎。”老人繼續念，“但要參加‘思想教育學習班’……”

人群竊竊私語。有人鬆了口氣，有人面露疑色，更多人只是呆呆地看著那些墨跡未乾的告示，像是在消化這個事實——圍城結束了。格羅夫死了。新的人來了。

七點，南街“紅星合作社”開門。

這是一家被沒收的原屬於格羅夫表親的雜貨鋪，連夜改造成了配給站。門板剛卸下，外面已經排起了長隊——不是搶購，是沉默地排隊。隊伍從店鋪門口一直延伸到街角，拐了個彎，看不見盡頭。

每個人都捏著一張新發的“居民證”。粗糙的黃紙，用油印機匆匆印製，上面有姓名、住址、家庭人口數，蓋著“葛培省蘇維埃臨時行政委員會”的紅色方章。憑證領糧，按人頭算，成年人一週五磅黑麥粉或等價物，兒童三磅。

隊伍移動得很慢。

不是工作人員懈怠——那些從石鴉鎮調來的幹部和本地臨時招募的志願者，忙得額頭上都是汗。問題出在糧食本身。

“下一個。”負責發放的年輕人頭也不抬，接過居民證，在登記簿上畫個勾，轉身從身後的麻袋裡舀出一勺黑麥粉，倒進對方遞過來的布口袋。

領糧的是個中年婦女，抱著個三四歲的孩子。她掂了掂口袋，又伸手進去抓了一把麥粉出來，湊到眼前看。

“同志，”她的聲音怯生生的，“這麥粉……好像不太對？”

年輕人抬起頭：“怎麼不對？”

“顏色發黑，還有……味兒。”婦女把麥粉湊近鼻子聞了聞，眉頭皺起來，“有黴味。而且……”她用手指捻了捻，“沙，好多沙。”

後面的隊伍騷動起來。人們伸長脖子看。

年輕人臉色變了。他抓過婦女手裡的麥粉，自己也聞了聞，然後轉身扒開麻袋，捧起一大把。麥粉在晨光下呈現出不正常的灰黑色，顆粒粗糙，明顯摻了東西。他抓了一小撮放進嘴裡，剛咀嚼兩下就“呸”地吐出來。

“沙子。”他的臉白了。

不是偶然。接下來開的三個麻袋，情況更糟——第二個麻袋的表層是正常麥粉，往下挖半尺，就開始出現黴變的結塊，散發出刺鼻的腐味。第三個麻袋乾脆是麩皮和沙土的混合物，麥粉含量不到三成。

“停下！全部停下！”年輕人嘶聲喊道。他轉身衝進合作社裡屋，幾分鐘後，一個三十多歲的女幹部快步走出來，她是石鴉鎮物資委員會調來的，叫葉蓮娜。

葉蓮娜沒有慌。她讓工作人員暫停發放，自己隨機抽查了十個麻袋。結果令人窒息：只有兩個麻袋的糧食基本可用，其餘都有不同程度的黴變、摻沙、摻麩皮，最嚴重的一袋，可食用部分估計不到四成。

“糧食在哪裡發現的？”她問本地協助工作的一個老人。

“在……在三號庫房最裡面。”老人聲音發抖，“格羅夫的人可能早就把好糧食轉移或者私吞了，這些是準備充數應付檢查的……”

“應付誰？”

“應付……可能就是我們。”老人低下頭，“他們大概早就想到城會破，留了一堆垃圾。”

葉蓮娜深吸一口氣。她看著門外越聚越多的人群，那些眼睛裡剛開始燃起的希望，正在迅速冷卻成懷疑和憤怒。

“繼續發。”她說。

“可是——”

“有多少發多少，誠實地發。”葉蓮娜的聲音很穩，“告訴每一個人：糧食有問題，蘇維埃知道，會解決。今天先按原定量的七成發，好糧壞糧混著發，儘量公平。明天，我們會給答覆。”

她頓了頓，看著工作人員們不安的臉：

“記住，我們現在最值錢的東西不是糧食，是信用。一次欺騙，就會永遠失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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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時間，原總督府——現在門口掛上了“葛培省蘇維埃臨時革命委員會紐曼城辦事處”的木牌——門口也排起了隊。

這條隊伍短一些，但氣氛更微妙。排隊的都是男人，大多穿著雖然舊但還算體面的外套，有的戴著眼鏡，有的腋下夾著公文包。他們是舊市政人員：稅務局的辦事員、市政廳的抄寫員、檔案管理員、會計……

夏爾站在二樓的窗戶後面，冷冷地看著下面這些人。他的左手還纏著繃帶——紐曼最後一戰留下的紀念。

“數了數，至少來了八十個。”漢斯站在他旁邊，“動作真快。城破才三天，就急著表忠心了。”

“不是表忠心，是找飯吃。”夏爾說，“格羅夫倒了，他們的飯碗沒了。蘇維埃現在是新飯碗。”

“要我說，一個都不該留。”漢斯的語氣硬邦邦的，“這些人給舊政府幹了這麼多年，手上能幹淨？就算沒直接作惡，也是幫兇。”

夏爾沒說話。他知道漢斯說得有道理。這些舊人員，就像機器的齒輪，雖然只是轉動，但整臺機器就是用他們來壓迫人民的。留下他們，會不會留下舊世界的魂？

但他也想起了維克多前天晚上說的話：“革命不是把所有人都推倒重來。推倒容易，重來難。城市要運轉，水電要通，垃圾要清，稅……不，暫時不徵稅，但物資要統計，人口要登記，這些事需要懂行的人。關鍵不是用不用他們，是怎麼用。”

樓下傳來喧譁聲。

一個穿舊西裝、頭髮梳得一絲不苟的老者正在和警衛爭執：

“我是市政廳首席書記員，服務了三十年！我有權見新長官！你們不能——”

“誰都有權。”警衛是個年輕紅軍戰士，聲音不高但很硬，“排隊。按順序。”

“我和那些小辦事員能一樣嗎？我——”

“在這兒都一樣。”警衛打斷他，“要麼排隊，要麼回家。”

老者臉漲紅了，但看著警衛腰間的手槍和周圍紅軍戰士冷冷的目光，最終還是悻悻地退回了隊伍。

夏爾轉身離開窗邊：“走，去會議室。維克多同志應該快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