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的第一天在激烈的辯論中度過。每個代表都有發言機會，講述本國本地區的鬥爭現狀、面臨的困境、思考的問題。

塞德里克講述了弗拉維亞碼頭工人如何從零開始組織工會，如何在三次失敗罷工後終於贏得八小時工作制和工傷保障。他的語調理性剋制，但提到工友被警察打斷腿仍堅持在集會上發言時，聲音有不易察覺的顫抖。

裡克和阿德里安代表卡森迪亞發言。裡克展示了他們秘密油印的《工人先鋒報》和幾份工會組織綱要，詳細分析了卡森迪亞資產階級如何透過“契約”和“法律”將剝削精緻化、合法化。阿德里安則站起來，捲起袖子，露出小臂上監獄烙鐵留下的傷疤——“這是我在組織第一個車間委員會後被‘請’去警察局‘談話’的結果。但他們沒明白，傷疤比任何傳單都更能說服我的工友。”

來自羅蘭帝國其他地區的代表發言時，氣氛變得微妙。他們欽佩葛培省根據地的成就，但也有人直言不諱：“你們的道路在農村也許可行，但在帝都、在工業城市，我們沒有土地可分，工人住在資本家的公寓裡，工廠被武裝警衛看守，組織難度完全不同。”

一位來自奧凡帝國地下反戰組織的代表——一個失去了一隻耳朵的中年印刷工——沉重地說：“在我們那裡，任何公開的工人組織都會立刻被指控為‘叛國’。戰爭機器吞噬一切，連抗議的聲音都被炮火掩蓋。我們需要的不是工會，是軍隊。”

分歧和爭論在各個層面爆發：該優先爭取經濟改良還是政治權力？如何對待非無產階級的盟友（如激進知識分子、部分開明貴族）？當前世界大戰中，無產階級應持何種態度——是反戰，還是利用戰爭危機發動革命？

最尖銳的衝突發生在一個面色蒼白、言辭考究的代表發言之後。他自稱來自羅蘭某“城市工人聯合會”，主張放棄“不切實際的武裝鬥爭幻想”，專注於在現行法律框架內爭取議會席位和勞工立法。“歷史是漸進式的，暴力只會招致更暴力的鎮壓。我們應該做的是教育工人，提升素質，用選票和輿論說話。”

會場安靜了幾秒。維克多一直沉默地聽著，此刻，他身體微微前傾，雙手交握放在桌上。

“柯爾特代表，”他開口，聲音不高，但每個人都聽得清楚，“您說‘教育工人’。請問，在羅蘭現行法律下，工人夜校被嚴格管制，傳播《資本論》可能被判刑十年，組織跨廠罷工被視為叛亂——您打算如何在這樣的框架內‘教育’？”

“我們可以從合法的文化補習開始——”

“然後呢？”維克多打斷，語氣依然平靜，卻像手術刀般精準，“當工人學會了識字算數，終於看懂了自己的工資單與工廠利潤表之間的懸殊差距，當他們開始質疑為甚麼自己創造了財富卻貧窮，為甚麼孩子生病無錢醫治而工廠主住在宮殿裡——到了這個時候，您打算怎麼‘教育’他們接受這種不平等？”

柯爾特臉色漲紅：“我們可以推動立法——”

“推動立法需要議會席位。獲得席位需要競選資金。資金從哪裡來？從工人微薄的捐款？還是接受某些‘開明工廠主’的‘資助’？”維克多的目光掃過全場，“同志們，我並不是否定一切合法鬥爭形式。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利用一切可能的空間。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其首要功能就是維護剝削制度。當我們的鬥爭觸及到這個根本時，法律就會撕下偽裝，露出警棍、監獄和絞架的真面目。**”

他頓了頓，讓話語沉澱。

“葛培省的農民一開始也只是要求減租。是地主和他們的武裝逼我們拿起了槍。**不是我們選擇了暴力，是暴力選擇了我們。**當我們討論道路時，不能只討論我們想要甚麼，更要分析敵人會允許我們做甚麼。”

“真理迴響”的能力在無形中盪漾。那些話語不僅僅是論點，更帶著一種穿透性的力量，直抵人心深處被常識、恐懼和謊言覆蓋的區域。莎莉看見好幾個原本面露疑慮的代表，表情開始鬆動、沉思。

柯爾特還想反駁，但恩泰斯教授敲了敲鈴。“第一天的議程到此為止。諸位，激烈的思想碰撞是必要的，但請記住，我們聚集於此，首先是因為我們擁有共同的敵人——那個人壓迫人、國壓迫國的舊世界。明天，我們將繼續。”

夜晚，代表們被分散安排在大學區不同的安全屋。維克多、恩泰斯和少數核心代表留在檔案館地下，繼續準備次日的核心報告。

莎莉被安排和伊爾莎住在一起。睡前，她終於忍不住問：“伊爾莎小姐……今天那個柯爾特先生，他說的好像也有道理……為甚麼主席那麼反對？”

伊爾莎正在檢查窗戶的插銷，聞言轉過身，在昏暗的油燈光線下看著莎莉。“莎莉，你記得巴茲老大嗎？”

莎莉一顫，點了點頭。

“如果有一天，你去跟巴茲說：‘巴茲先生，您收的保護費太高了，能不能少收點？我會好好工作，多賺點錢給您。’你覺得他會怎麼回答？”

莎莉想象那個畫面，苦笑：“他會打我，說我不懂事。”

“對。因為他收保護費不是因為你需要‘保護’，而是因為他有刀，你打不過他。這個關係的基礎是暴力，不是道理。”伊爾莎坐到床邊，聲音壓低，“資本家和地主，他們和巴茲的本質是一樣的。只是他們的‘刀’更厲害，叫法律、叫警察、叫軍隊，還叫那些告訴你‘要認命’‘要守法’的道理。維克多同志不是反對講道理，他是說，當道理講不通的時候，我們要知道自己為甚麼講不通，更要知道，我們最後靠甚麼來講通。”

莎莉似懂非懂，但那個比喻紮根在她心裡。她躺在床上，久久無法入睡，腦子裡迴響著白天聽到的種種聲音：碼頭工人的堅持，監獄的傷疤，關於土地和工廠的爭論，還有維克多那句“不是我們選擇了暴力，是暴力選擇了我們”。

第二天，會議進入核心議程：維克多做主題報告。

他站在環形會場中央，沒有講稿。穹頂星圖的微光落在他肩上，讓他的輪廓顯得有些模糊，彷彿融入了一個更大的背景。

“同志們，”他開口，聲音在地下空間裡產生奇特的共鳴，“過去兩天，我們聽到了痛苦、掙扎、分歧，也聽到了勇氣、智慧和希望。今天，我不打算給出所有問題的答案——沒有人能給出。但我請求你們，和我一起審視一條具體的道路，一個正在進行中的實驗：羅蘭葛培省的實踐。”

接下來的三個小時，維克多系統闡述了葛培省根據地建設的全過程。他沒有迴避失敗：帝都起義的挫折，蘇維埃政權短暫的輝煌與猝然的陷落，突圍時的慘重損失。他將這些失敗拆解開來，分析階級力量對比、組織薄弱環節、理論準備不足等深層原因。

然後，他重點講述了石鴉鎮的重建：土地改革的具體步驟（如何發動群眾、劃分階級、分配土地），紅軍建設的經驗（政治建軍、游擊戰術、主力與民兵結合），政權建設的探索（勞動者協會、人民代表大會雛形、經濟政策）。每一個措施，他都聯絡到《資本論》的基本原理，又用具體事例加以說明。

“有同志問，農村道路是否適用於城市？”維克多看向昨天提問的代表，“我想說，**核心不是‘農村’或‘城市’，而是‘權力從哪裡來’**。在農村，權力最初從土地革命中來；在城市，權力需要從奪取工廠、癱瘓資產階級經濟命脈中來。形式不同，但本質一致：必須摧毀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權機構。在葛培省，這個機構叫‘勞動者協會’；在未來的工業城市，它可能有別的名字，但它的核心必須是——**由生產者直接管理生產，由人民直接管理社會。”

他首次公開、清晰地闡述了“真理之火”途徑與思想覺醒的關係。

“在我們的世界，思想不僅是觀念，也可以是力量。當一個人真正理解了‘剩餘價值’的奧秘，當他從骨子裡認識到自己不是牛馬而是歷史的主人，這種覺醒可能引動靈魂深處的共鳴，觸及世界的某些法則——這就是‘真理之火’途徑的根源。它不是神賜，不是天賦，而是**對客觀真理的認知與階級立場的統一，在個體靈魂中的顯化。**”

“這意味著，我們的理論工作、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不僅是政治需要，也可能直接增強我們陣營的超凡力量。每一個新覺醒的‘鼓舞者’，都是我們事業的寶貴財富，也是舊世界恐懼的種子。”

“真理迴響”的能力此刻全開。維克多的每一句話都像是被某種內在的火焰灼燒過，帶著溫度和重量，撞進聽眾的耳中、心中。他不是在宣講教條，而是在分享一種看見世界本質的目光，一種將苦難轉化為力量的邏輯。會場裡寂靜無聲，連最持懷疑態度的代表也放下了交叉的手臂，身體前傾。

莎莉坐在角落的旁聽席，雙手緊緊攥著裙襬。她不能完全理解那些理論，但她能感受到那股洪流——宏大、熾熱、不容置疑。她看著會場中那些膚色不同、語言不同、經歷不同的面孔，此刻被同一種光芒照亮。她想起了自己，想起了窩棚，想起了那束野花。眼淚毫無預兆地滾落，她甚至不知道為甚麼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