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月1日，一列掛著南華國旗和中原國旗的火車向北方行駛，目標燕京。

列車內，林鈞儒看著窗外的風景，想看清楚中原這幾年的變化。林鈞儒是此次南華民間貿易代表團的團長，身後跟著二十餘名團員，有的是紡織業代表、有的是鋼鐵業的代表、有的是原材料進出口商等，還有三名隨行的鷹醬記者。

林鈞儒他們此行的目的，是前往燕京與中原的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洽談，簽訂第三次中南民間貿易協定，以及商討關於移民和宗教南下。

自從友誼關貿易口岸開通後，南華和中原就開始了民間貿易，中原主要出口大豆、棉花、鐵礦、豬鬃、茶葉、中藥材等；南華主要出口鋼材、化肥、鉀鹽、藥品、醫療器械等。

不過友誼關貿易口岸不是常年通行的，只允許透過貿易協定的貨物專列，而且貿易協定每隔一年才會籤一次。

林鈞儒他今年五十四了，南華這些年和中原的貿易，一直都是由他負責的，難得回一次中原，他想看看中原的變化。

記憶裡的中原，是黃包車伕為吃飽而奔跑的身影、是租界裡飄揚的西洋國旗、是碼頭上壓彎脊樑的碼頭工人，是饑饉的流民和破敗的城市。

而此刻，車窗外的那片土地，正透著一種他從未見過的氣息，不是舊時代的衰頹，而是一種蓬勃的生機。

“團長，北平……不，現在該叫燕京了，真的和民國的時候不一樣了嗎？”林鈞儒身後傳來一個年輕的聲音，是代表團裡最年輕的成員，二十二歲的李瑾瑜。

這位南華功勳後代的臉上帶著少年人特有的好奇，還有一絲不易察覺的忐忑。

林鈞儒回頭看了看他，又掃過車廂內的其他人。有人低頭翻看著手裡的資料，那是臨行前從華僑商會那裡討來的；有人則交頭接耳，語氣裡滿是疑慮。

畢竟，這是自1955年第一次民間貿易協定簽訂以來，第一次將簽訂協議的城市放在燕京，之前都在港島簽訂貿易協定的。

“是不是不一樣，要親眼看過才知道。”

“我們現在的身份是商人，商人只看貨，只要有生意可做，有誠意可談，就足夠了。”林鈞儒輕聲說道，維持貿易才是代表團的第一要務，至於移民和宗教南下，則是錦上添花。

他的話音剛落，後邊的車廂傳來一陣輕微的騷動。原來是隨團記者，他們正舉著相機，對著車廂外的農村和城市不停地按動快門，車廂的警衛並沒有過多幹涉。

埃德蒙·史蒂文斯、菲利普·哈林頓是鷹醬《展望》雜誌的記者，威廉·渥塞是鷹醬《巴爾的摩非裔報》的記者，他們為了進入中原，多次違反鷹醬國務院的禁令。

“城市建設的很快，人們的生活看樣子得到了很大改善，這與國內媒體報道的混亂完全不同。”

“看來，安娜·路易斯的《淞滬早晨》描寫的事情應該是真的，他們讓這個國家和人民變好。”

此刻，他們的鏡頭裡，正映著一座城市的輪廓——那不再是記憶裡被炮火炸得千瘡百孔的模樣，城市的道路變得平整寬闊、整潔乾淨，沒有貧民窟、沒有流浪漢。

“青年代表團正在淞滬參觀，之後我們可以採訪一下他們，深入瞭解這個國家。”哈林頓突然想起正在淞滬考察的青年代表團。

這是一個由鷹醬青年學生、工人、職員、教師、牧師和文化工作者、新聞工作者組成的鷹醬青年代表團。

專列還未靠站，火車站附近的景象便愈發清晰起來。沒有了林鈞儒記憶裡的混亂嘈雜，沒有了洋人的橫行霸道，也沒有了衣衫襤褸的乞丐。

列車停下的那一刻，林鈞儒深吸了一口氣。他看到火車站上站著一排衣著整齊的人，為首的是一位穿著灰色中山裝的中年人，笑容溫和，伸出手來：“歡迎你們，南華民間貿易代表團的朋友們。我是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的代表，姓陳。”

林鈞儒握住那隻手，掌心乾燥而溫暖。

“感謝貴國的邀請。”

“我是林鈞儒，此次代表團團長。”

“一路辛苦了。”陳代表側身做了個請的手勢，“車已經備好了，先送各位去招待所休息。燕京這幾年變化很大，明天可以帶各位四處看看。”

代表團成員們陸續走下專列，踏上了中原的土地，哈林頓走在隊伍的最後，一邊走一邊四處張望，相機快門聲不斷。

他看到路邊的宣傳欄上，畫著工人鍊鋼、農民插秧的圖畫，上面寫著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的標語；看到一群穿著工裝的工人，騎著腳踏車匆匆駛過；看到一群揹著書包的孩子，追著汽車奔跑，嘴裡喊著他聽不懂的口號，臉上卻洋溢著燦爛的笑容。

汽車駛離火車站，沿著寬闊的柏油馬路向市區駛去，沿途的景象讓林鈞儒忍不住好奇。

曾經破敗的街道，變成了平整的路面，兩旁的房屋雖然算不上奢華，卻都修葺得整整齊齊。

路邊的樹木枝繁葉茂，樹蔭下，休息的人們唱著激情的歌曲，聲音格外響亮；不遠處的工廠區，煙囪林立，濃煙滾滾，卻不見記憶裡那種烏煙瘴氣的混亂，反而透著一種井然有序的忙碌。

“那是紡織廠！”陳代表指著窗外一座巨大的廠房，笑著介紹道。

“去年剛完成技術改造，現在的產量比1949年翻了三番。聽說你們的紡織業也很不錯，說不定以後還會有機會相互學習。”

林鈞儒順著他指的方向看去，廠房的牆壁上，刷著“勞動光榮”的大字。廠房門口，下班的工人正排著隊走出，他們穿著乾淨的工裝，臉上帶著疲憊卻滿足的笑容。有工人看到車隊，好奇地望過來，眼神裡沒有敵意，只有友善的打量。

“這個國家變好了！”林鈞儒喃喃自語，心裡泛起一陣異樣的波瀾。1946年他來過燕京，那時候的工人大多面黃肌瘦，衣衫襤褸。

車隊停在了一座紅牆灰瓦的招待所前，院子裡種著石榴樹，枝頭綴滿了火紅的花苞，房間裡，床鋪整潔，桌椅一新，甚至還配備了熱水壺、檯燈和收音機。

夜漸漸深了，燕京的街頭亮起了路燈。

招待所的院子裡，傳來了悠揚的歌聲，是收音機裡傳出的歌聲，是《東方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