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無論縣學還是府學，都是專為科舉服務的，其實是一種應試教育，專講八股文寫作和各種科舉考試技巧。
林平之當然對這種應試教育沒甚麼興趣。
除了縣學和府學之外，蘇州還有許多私塾和族學。
私塾大多隻是啟蒙教育，多由科舉不第的老童生所開，以之養家餬口。
族學卻是由士家大族所設，多隻招收本族子弟，少數會接納一些親朋故舊的子侄。
某些家風嚴謹、學風濃厚的族學，甚至可能會請到一些極有學問的舉人老爺作為教習，甚至可能會成為舉人甚至進士的搖籃。
當然也有那種自由散漫、烏煙瘴氣的族學，非但不能教書育人，反倒還會誤人子弟。
就比如《紅樓夢》裡的賈家族學。
林平之的目標當然也不可能是這些私塾和族學。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私立書院，不以科舉為目的，至少不單單以科舉為目的，而是致力於傳道、授業、解惑。
然而，唯其如此，這些書院才能夠名傳千古。
其中最著名的，比如應天書院、嶽麓書院、嵩陽書院和白鹿洞書院。
這些書院邀請名傳天下的大儒，或擔任教習，或特邀講學，將各自的聖人絕學、學術思想和治政理念傳遞給更多的讀書人。
這種型別的書院，蘇州足有三家，影響力和知名度雖然遠不及上述四家，但在江南一帶也極其有名。
這三家書院分別是太湖書院、和靖書院和文正書院。
林平之走訪過三家書院之後，最終決定進入文正書院讀書。
文正書院是為弘揚北宋范文正公“以天下為己任”的治學治政理念而建，數百年來從無變更。
在教學上，文正書院講究經實並重，既注重儒家經典的學習，又強調實際應用能力的培養。
這種理念最是契合林平之自己的心意。
入學的第二天，他們整個班、二十餘人便都被教習帶出了蘇州城。
原來，虎丘附近有個村子裡，有好多房屋被大雪壓塌了，教習便帶他們前去救災。
這便是經實並重。
救災本身是次要的，關鍵是要透過救災的過程，讓這些大部分時間都在讀書的年輕學子們，能夠明實務、知經濟、體疾苦、懂運籌。
將來，這些人裡面若有人入仕為官，便不會出現對於政事完全一竅不通、束手無策的情況。
即便那些不能入仕之人，學到一些處理實事的本事，也能借此安身立命。
此時天寒地凍，道路難行，寒風刺骨，二十五名學生每人揹著二十斤米，一路踏雪，艱難跋涉，全都怨聲載道。
他們當然不敢怨書院和教習，只得怨這鬼天氣。
甚至，他們都不是怨這天氣對自己的影響，而是討論如此極端天氣，對民生的損害。
那教習自然對這些年輕人的小心思心知肚明，但卻仿若不知，只跟在眾人身後跋涉前行。
不過，到了目的地之後，眾人勘察災情，制定方案，分解任務，分工合作，指揮排程……
教習甚至還用一些糧食，招募了許多村民聽他們的分派。
忙碌起來之後，大家卻又都興致勃勃，精力充沛——每個人都很有成就感！
甚至，還有許多人提議，今晚便留在這裡，第二天再幫村民們做一些事情。
對於學生們的提議，教習自然是樂見其成的。
在這種天氣下，學生們多進行一些實踐，豈不是正合亞聖所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然而，到了傍晚時分，一群突如其來的人帶來的訊息，卻是打亂了眾人的計劃，教習立即決定，連夜返回蘇州。
原來，此地往西，十幾裡外的一個村子，今天遭遇了強盜劫掠。
那些強盜搶走了他們的銀錢、糧食、家禽、家畜，甚至衣服，他們別無選擇，只能立即逃出來，尋親訪友，尋求活路。
這群強盜極是兇殘，動輒便殺傷人命，只那個村子裡，今天便有三十多人被殺死。
文正書院雖然希望所有的學生都能夠經世致用，但卻也同樣要為所有學生的安全負責。
既然附近有強盜活動，教習當然不敢再帶著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學生們，在此駐留。
雖然天色將晚，兼且道路難行，但這些年輕學生們也都聽說了附近有強盜出沒的事情，都沒有提出異議。
亞聖尚且說過，“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
這些學生都自詡君子，當然不會冒著遭遇強盜的風險，再繼續待在這裡。
對於教習和這些學生的決定，林平之也沒有說甚麼。
對於他們的想法和決定，他其實是理解的。
畢竟對於任何人來說，趨吉避凶都是人之常情。
而且，這些文弱書生毫無戰鬥力可言，即便留下來，也於事無益。
但是，這也正是大明儒家的問題所在！
自周朝之時，孔子辦學之始，便講究“君子六藝”，比四書五經的形成還要早。
所謂君子六藝便是，禮、樂、射、御、書、數。
其中，“射”和“御”都與武直接相關。
當年孔子率領弟子周遊列國的時候，既非和平盛世，亦非一統王朝，盜賊劫掠，列國紛爭，戰鬥、廝殺，每時每刻都在發生。
可以說，他們每一天都生活在危險之中。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的故事，在《論語》中，只是簡單提了一句“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其後的篇幅都去寫“君子固窮”的道德修養。
然而，從此亦可知，孔子周遊列國不是一路遊山玩水過來的，而是衝破重重險阻，殺過來的。
由此亦可見，孔子及其門下弟子的戰鬥力之強悍，絕非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
事實上，自北宋以前，大多數的讀書人都是“上馬可治軍，下馬可治民”的文武全才，文臣與武將之間並沒有特別明顯的邊界。
但自宋朝開始，因為趙匡胤自己“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便極度地忌憚武將，然後便極度地重文輕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