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代宇擔心物資消耗過多，影響自家軍隊的後續作戰，向周青雲建議：“司令，咱們辛苦儲備的物資，一下子支援這麼多給地方部隊，萬一咱們自己需要的時候不夠用怎麼辦？”
周青雲嚴肅地說：“現在是全國抗戰，不是哪一支軍隊的事。地方部隊裝備落後，若他們擋不住日軍，戰火會遲早燒到四省邊地。只有大家齊心協力，才能守住家園。”
在周青雲的統籌下，物資支援行動有條不紊地推進。收到物資的地方部隊，士氣大振，紛紛致電周青雲表示感謝。川軍鄧錫侯部更是在後續的滕縣保衛戰中，憑藉這些補給頑強抵抗日軍，為徐州會戰爭取了寶貴時間。
武漢的天氣依舊寒冷，但軍政各界的互動卻愈發頻繁。
周青雲作為武漢衛戍副總司令，每天都要參加各類軍事會議，與陳誠、羅卓英等人研究武漢外圍防禦部署，同時還要協調各方物資調配，忙得不可開交。
而此時，桂軍在第五戰區的作戰壓力日益增大，李宗仁多次致電周青雲，希望能得到重炮支援，以加強對日軍的火力壓制。
周青雲在17集團軍司令部召開物資調配會議，特意提到了桂軍的需求：“桂軍在大別山一帶與日軍周旋，缺少重火力支援，我決定從儲備中調撥10門150mm榴彈炮和 36 門 105mm榴彈炮給桂軍，你們儘快安排運輸，務必在一週內送到第五戰區。”
17集團軍的軍官們們有些意外，重型榴彈炮是當時的稀缺裝備。
周青雲看出了參謀們的顧慮，解釋道：“李宗仁將軍的第五戰區，需要需要火力支援；桂軍戰鬥力強，若能有重炮支援，定能更好相助第五戰區。而且，我們與桂軍一直相互支援，之前我讓啟華去第五戰區鍛鍊，對方也頗為照顧，這次支援重炮，既是抗日需要，也是情理之中。”
10門150mm榴彈炮和 36 門 105mm榴彈炮是之前從德國收集的，105mm德國榴彈炮和SFH13 式 150 毫米榴彈炮， 很快被裝上火車，沿著平漢鐵路運和隴海鐵路往第五戰區。
李宗仁接到訊息後，親自致電周青雲表示感謝：“維新兄雪中送炭，46 門重炮解了我們的燃眉之急！我已下令，讓部隊儘快熟悉重炮操作，爭取早日投入戰場，不辜負你的支援。”
不久，李宗仁便 “投桃報李”，派專人從廣西運送了大量桐油和礦產到辰溪。桐油是當時重要的戰略物資，可用於製造炸藥、油漆和潤滑油；而銻、鎢等礦產，則是製造武器彈藥的關鍵原料。
在支援地方部隊的同時，周青雲也沒有忽視武漢外圍中央軍的裝備需求。
在一次武漢衛戍司令部的會議上，陳誠提出：“武漢外圍的黃陂、孝感一帶，是日軍進攻武漢的必經之路，中央軍第 92 軍、94 軍駐守在此，但重武器不足，難以構築堅固防線，急需補充重炮。”
周青雲當即表示：“我願調撥 40 門 105mm榴彈炮和 15 門 150 毫米重炮給中央軍，用於武漢外圍防禦。這些重炮火力強勁，能有效壓制日軍的進攻，幫助中央軍守住防線。”
陳誠讚揚了周青雲對抗日大局的重視。
訊息傳到蔣某人那裡，他十分滿意。他深知周青雲此次支援，不僅加強了武漢外圍的防禦力量，更體現了對中央的支援。
為表彰周青雲的貢獻，蔣某人親自下令，授予周青雲 “青天白日勳章”—— 這是國民政府授予軍人的最高榮譽，表彰其在抗日戰場上的傑出功勳。
不久，武漢衛戍司令部舉行了簡單的授勳儀式。
陳誠代表蔣某人，將青天白日勳章佩戴在周青雲胸前，笑著說：“維新兄，這枚勳章你當之無愧！委員長還特意交代，將涪陵的大東門碼頭交給四省邊地管理，方便你們統籌物資運輸。”
周青雲接過勳章，心中既激動又感慨，他知道，這枚勳章不僅是對自己的表彰，更是對 17 集團軍全體將士的肯定。
不過，蔣某人也對碼頭管理提出了限制：“碼頭駐軍不能超過 400 人，主要負責物資運輸和安全保衛，不得干預地方事務。”
周青雲明白，蔣某人此舉既是獎勵，也是一種制衡，避免自己在地方勢力過大。他當即表示：“請轉告委員長，我定會嚴格遵守規定，管好碼頭，為抗日物資運輸做好保障。”
涪陵的大東門碼頭，位於長江、烏江交匯處，是涪陵城鄉居民生活乃至周邊地區的重要交通集聚地。當時，人們要前往烏江沿線的武隆、彭水、酉陽、秀山等地，或從這些地方前往涪陵、重慶，通常都要在大東門碼頭轉船位於長江上游，是連線四川、貴州、湖北的重要交通樞紐，控制著上游的物資運輸。
周青雲命令烏江分艦隊派人接手大東門碼頭，並駐軍一個營的陸戰隊；同時，要求辰溪那邊立刻派人對碼頭進行整頓，修繕倉庫和裝卸裝置，加強安保力量，確保各類抗日物資能順利透過碼頭運往前線。短短一個多月，涪陵碼頭的物資吞吐量就提升了30%以上，為武漢保衛戰的物資儲備提供了重要支援。
1938 年初，四省邊地管轄地區，常住人口攀升至約 2.3 千萬，這一數字的背後，是自 1924 年起持續推行的政策紅利奠定的基礎。
早在 1924 年，四省邊地便率先取消了人頭稅、丁稅等苛捐雜稅 —— 在此之前，底層百姓需按家庭人口繳納 “人頭稅”，即便孩童也需承擔 “丁稅”，沉重稅負讓許多家庭不敢生育，甚至出現 “溺嬰” 慘劇。
苛捐雜稅廢除後，百姓生育意願顯著提升，加上週邊地區因戰亂、賦稅繁重的民眾陸續遷入，邊地人口進入了第一輪快速增長期。
更具顛覆性的是土地政策：每戶擁有 20 畝土地以內的部分歸自己所有，超過 20 畝的土地則由政府按低價贖買歸公。這一政策直接衝擊了邊地的大家族勢力 —— 此前，邊地許多宗族掌控著數百甚至數千畝土地，家族成員依附於族長生活，形成 “大聚居” 模式。
為保住更多土地，大家族不得不主動拆分：原本聚居的宗族按小家庭拆分，每個小家庭獨立戶籍，每戶控制在 20 畝土地以內。比如湘西沅陵的張家宗族，原本擁有 300 畝土地，拆分後形成 15 個小家庭，每個家庭分得 20 畝，既避免了土地被贖買，也讓家族成員從 “依附者” 變成了獨立農戶。
這種 “小家庭化” 趨勢，不僅讓邊地人口登記更清晰，也間接推動了人口自然增長 —— 小家庭更易維持生計，生育意願遠高於依附式的大家族。
1937 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四省邊地作為後方，對糧食、布匹、鹽巴等重要物資實行管控，購買物資需憑戶口本登記，且每戶購買量有嚴格限制。
這一政策讓人口多的大家族陷入困境：一個擁有 10 口人的大家族，憑一個戶口本只能購買有限物資，根本無法滿足全家需求。為獲取更多物資配額，大家族紛紛拆分戶籍，原本同住的兄弟、父子各自建立小家庭，單獨申請戶口本。
搬到辰溪縣的曾氏家族部分人員便是典型，家族原本一百多口人同住，物資管控後拆分為二十多個小家庭，每個家庭5 口人左右，既能各自獲取物資配額，也降低了生活壓力。
公職人員與職業軍人的福利政策，進一步加劇了這一趨勢。當時邊地規定：公職人員、職業軍人的家庭，憑戶口本可享受 “2 個孩子免費讀書”“每月領取80公斤糧食”“工作滿三年無錯則分5畝熟地” 等福利，且一個戶口本僅能對應一戶家庭的福利。
許多公職人員和軍人原本與父母、兄弟同住，為享受福利，紛紛獨立門戶。
比如懷化的小學教師陳先生，原本與父母、弟弟一家共住，他的弟弟考入太和陸軍軍校享受公職福利後；為讓自己的兩個孩子享受免費讀書名額，陳先生特意與父母拆分戶籍，建立獨立小家庭。
據統計 年至 1938 年初，邊地因福利政策拆分的小家庭超過 1.2 萬戶，直接推動了常住人口的登記增長。
四省邊地能成為民國三大模範建設地區之首（另為廣西、山西），關鍵在於其完善的基礎設施與產業佈局。政府將大量學校、工廠遷至邊地腹地 —— 沅陵、辰溪、懷化、麻陽、瀘溪、漵浦等地，這些地區地處湘西腹地，經過多年建設交通便利，且治安穩定，成為吸引人口的 “磁石”。
教育方面，四省邊地新建了 30 所中小學、5 所職業學校，不僅解決了本地孩童上學問題，還吸引了周邊地區的教師與學生。
工業方面，兵工廠、紡織廠、機械廠紛紛落戶邊地，其中多數是從東部工廠、技術工人及其家屬。此外，工廠周邊還形成了商業街，餐館、商鋪、客棧應運而生，進一步吸引了小商販、手工業者遷入。據不完全統計 年至 1938 年初，僅沅陵、辰溪兩地，因學校與工廠集聚新增人口就超過 60 萬。
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後，大量江南民眾淪為流亡者，四處逃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