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段時間裡，湘西軍團計程車兵們雖然遠離家鄉，但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他們一方面認真執行英國方面交付的任務，另一方面也在不斷積累經驗和資源，為未來返回湘西、助力湘西發展做準備。
而遠在英國的周青雲，也時刻關注著湘西軍團在印度的情況。當他得知湘西軍團參與鎮壓印度民眾暴動的訊息後，內心十分複雜。
他既為湘西軍團能夠順利完成任務、提升自身實力而感到欣慰，也為參與鎮壓印度民眾的反抗而感到有些無奈。但他也清楚，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湘西軍團作為受英國調派的軍事力量，很難擺脫這樣的命運。
周青雲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信念，那就是透過在英國的學習和積累，為湘西引進更多的先進技術和人才，提升湘西的綜合實力，讓湘西能夠在未來的亂世中立足，不再受外來勢力的擺佈。他知道，自己肩上的責任不僅關乎自己的家庭，更關乎整個湘西的未來。
1920 年 3 月，根據湘西方面的安排，周承輔、陳復初、劉建藩等原本出國已超過 3 年的軍官開始輪換回國。陳開穹接任湘西軍團司令，卿衡擔任副司令，田應詔擔任參謀長。
同時，調派原本湘西革命軍 3 個師的副師長、參謀長擔任湘西軍團 6 個步兵師的師長，調派原本湘西革命軍騎兵團團長擔任湘西軍團騎兵旅旅長。
後續，原來的3000多歐洲遠征軍的骨幹陸續調換回國，由國內軍官接替年年底，周承業會替換陳開穹接任司令；軍官輪換計劃，既能讓長期遠離家鄉的軍人能夠回鄉穩定軍心，同時保證了湘西對軍隊的有效控制，確保了軍隊指揮體系的穩定性與連續性。
新的軍隊管理層上任後，繼續帶領湘西軍團在印度執行任務。他們繼承了前任的工作作風，嚴格管理軍隊，認真執行任務，同時也注重與當地英國軍警的配合，保持了湘西軍團的勇武形象。
1919 年的印度，正處在殖民統治與民族覺醒的激烈碰撞期。加爾各答、孟買、德里作為英屬印度最核心的三座城市，分別承擔著不同的戰略職能 —— 加爾各答是殖民政府行政中心（ 1931 年正式遷入新德里），德里是歷史文化重鎮，而孟買則是無可替代的 “西部經濟心臟”。
這座依託阿拉伯海港口崛起的城市，自 19 世紀中葉起便成為印度棉花紡織業的發源地，到 20 世紀初，已擁有超過 200 家紡織廠，佔據全印度紡織產能的 60% 以上，不僅供應英屬印度本土需求，更透過海運遠銷歐洲、非洲等地，是英國殖民經濟體系中 “原料輸出與工業加工” 的關鍵節點。
與此同時，孟買還是英屬印度的金融貿易樞紐。英國東印度公司早年在此設立的貿易據點，逐漸發展為印度儲備銀行的前身機構，匯豐、渣打等外資銀行的分行密佈於城市核心區，掌控著印度的貨幣發行、信貸投放與國際貿易結算。
資料顯示 年透過孟買港口的進出口貿易額佔全印度總額的 45%，其中棉花、黃麻、茶葉等殖民地特產的出口，直接為英國本土工業提供原材料支撐。
對於英國殖民當局而言，孟買的穩定不僅關乎經濟利益，更直接影響其對整個南亞次大陸的統治根基 —— 一旦這座 “商業資本聚集區” 陷入混亂，英屬印度的殖民經濟體系將面臨崩潰風險，到時大英帝國皇冠上的珍珠會黯然失色。
也正是基於這樣的戰略重要性 年 10 月，當湘西軍團的整編和新兵訓練完成後，毫不猶豫地將這支 8 萬人的外籍軍團部署至孟買及周邊地區。
在殖民當局的考量中，湘西軍團具備兩項不可替代的優勢：其一，這支軍隊骨幹經受過歐洲戰場的洗禮，表現英勇，其戰鬥力遠超印度本土的土兵部隊；其二，湘西軍團作為 “外來者”，與印度各民族、宗教群體無歷史糾葛，不會因族群立場捲入當地矛盾，更適合執行 “中立的秩序維護者” 角色。而這一部署決策，使後面時間湘西軍團長期駐紮孟買。
1919 年 11 月的孟買，籠罩在一層緊張的氛圍中。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殖民當局為彌補戰爭期間的經濟損耗，大幅提高了對印度紡織業的稅收額度，同時英國工廠主透過壓低工人工資、延長勞動時間等方式轉嫁成本。
資料顯示 年孟買紡織工人的平均日工資僅為 1.5 盧比，較戰前下降 20%，而糧食價格卻因通貨膨脹上漲 35%，工人的實際生活水平跌至十年最低。在多次與工廠主談判無果後，11 月 5 日，孟買紡織工人聯合會率先發起罷工號召，提出 “加薪 30%、每日工作 8 小時、改善工廠安全條件” 三項核心訴求。
罷工浪潮從孟買南部的普拉巴德紡織廠區迅速蔓延，短短三天內，參與罷工的工人從最初的 2 萬人增至 10 萬人，超過孟買紡織業總從業人數的 80%。
數十家紡織廠陷入停產，港口的棉花裝卸作業近乎停滯，英屬印度殖民政府的稅收收入銳減。更令殖民當局擔憂的是，罷工逐漸從經濟訴求轉向政治抗議 —— 工人在遊行中高舉 “反對殖民剝削”“印度獨立” 的標語，與前來鎮壓的英國殖民警察發生多次衝突，部分激進分子甚至焚燒了英國工廠主的住宅，孟買的社會秩序瀕臨失控。
此時，駐紮在孟買郊區軍營的湘西軍團接到英國印度陸軍司令部的緊急調令，要求其 “協助殖民警察恢復城市秩序，防止罷工演變為武裝暴動”。
時任湘西軍團司令的周承輔，在接到命令後迅速召開作戰會議。經過商討，周承輔深知 “武力鎮壓並非最優解”，尤其是面對手無寸鐵的工人群眾，過度使用武力可能引發更大規模的反抗。
因此，他制定了 “分割槽佈防、威懾為主、有限干預” 的行動策略：將 8 萬兵力分為十多個作戰單元，分別駐守孟買的紡織廠區、港口碼頭、政府機關、交通樞紐等關鍵區域；每個作戰單元配備輕武器和少部分輕型步兵炮，以 “武裝巡邏” 的方式展示軍事存在，對潛在的暴力行為形成威懾；同時明確規定 “僅在工人襲擊警察、破壞公共設施時方可使用武力，且以鳴槍警告、驅散人群為首要手段，禁止直接向群眾開火”。
很快，湘西軍團開始分散進駐孟買市區。在普拉巴德紡織廠區，湘西軍團遭遇了數千名工人的圍堵。面對情緒激動的工人，周承輔並未下令開槍，而是派懂英語的軍官走出佇列，透過向工人代表傳達 “願意協助溝通” 的態度。
他一方面要求工人保持冷靜，避免暴力衝突；另一方面迅速聯絡英國工廠主與殖民政府官員，促成三方會談。在湘西軍團的斡旋下，英國工廠主最終同意 “暫時加薪 15%、改善工廠通風與安全設施”，工人則於 11 月 30 日結束罷工，這場持續近 1 個月的罷工風波得以平息。
此次行動中，湘西軍團的表現獲得了英國殖民當局與孟買工人群體的雙重認可：殖民當局認為其 “手段靈活，有效遏制了混亂蔓延，維護了殖民統治秩序”；而工人則因軍團 “未濫用武力、保持中立調解立場”，對這支外來軍隊產生了一定的好感。
周承輔在事後向辰溪的周承業發電報時提到：“此次孟買之行，吾輩既為履行‘冬至協議’之承諾，亦為觀察印度殖民統治之虛實。工人雖弱，然其團結之力可畏，殖民統治之根基已現裂痕，此乃湘西未來之鏡鑑。” 這段文字，也成為湘西軍團成員對印度殖民統治最早的認知記錄。
進入 1920 年，印度的民族解放運動呈現出 “星火燎原” 之勢。阿姆利則慘案（1919 年 4 月）的餘波未平，聖雄甘地發起的 “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逐漸興起，印度各地的罷工、罷課、罷市活動此起彼伏。
據英國印度殖民政府的官方統計 年上半年，印度全境共發生罷工 203 次，參與人數達 150 萬人，涉及紡織、鐵路、採礦、港口等多個行業，其中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是 5 月至 6 月的孟買 20 萬紡織工人總罷工。
1920 年 5 月 12 日，孟買紡織工人再次發起罷工。與 1919 年相比，此次罷工的規模更大、訴求更復雜 —— 除了 “將工資再提高 20%” 的經濟訴求外，工人還提出 “釋放因阿姆利則慘案被捕的反英人士”“廢除《羅拉特法案》” 等政治訴求，並且得到了印度國民大會黨的支援。
罷工當天，20 萬工人湧上孟買街頭，不僅佔領了紡織廠區，還封鎖了孟買港的主要航道，甚至試圖衝擊英國殖民政府的孟買市政廳。英國殖民警察的鎮壓行動引發激烈衝突，僅 5 月 12 日當天就有 30 餘名工人死亡，100 餘人受傷，局勢較 1919 年 11 月更為嚴峻。
面對升級的混亂局面，英國印度陸軍司令部對湘西軍團下達了 “全域佈防” 的命令，要求其 “接管孟買市區的主要治安職責，確保交通樞紐、政府機關、外國僑民居住區的絕對安全”。
此時的湘西軍團，經過 1919 年 11 月的實戰歷練，已形成一套成熟的秩序維護模式。接替周承輔擔任湘西軍團司令的陳開穹，根據孟買的城市佈局，將部隊劃分為 “核心防禦區”“衝突緩衝區”“外圍支援區” 三個層級。
核心防禦區包括市政廳、殖民銀行、英國領事館等關鍵機構，由裝備機槍和輕型火炮的精銳部隊駐守，實行 24 小時不間斷巡邏；衝突緩衝區為紡織廠區、港口碼頭等罷工核心區域，由步兵部隊與殖民警察聯合佈防，重點防止工人衝擊核心區；外圍支援區則部署騎兵，由騎兵旅長劉重威（3月接替劉建藩擔任旅長），負責快速響應各區域的緊急求援，形成 “快速機動、全域覆蓋” 的防禦體系。
劉重威年出生，湖南寶慶（今邵陽）人，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騎兵科，學業甚佳，多次演習奪冠。畢業後，他回湖南，被校友周振雷邀請加入湘西革命軍，參與騎兵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