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民團的成立，標誌著張孝淮正式躋身湘省權力格局，但他深知 “寄人籬下” 的風險 —— 湯薌銘雖暫時妥協，卻絕不會容忍一個獨立武裝在自己的統治核心區域長期存在。
因此，張孝淮在民團成立後，迅速採取一系列措施鞏固勢力，同時尋找機會向湘南拓展，以擺脫湯薌銘的直接威脅。
在長沙的根基鞏固方面，張孝淮主要從三個方面發力。
其一，強化民團的 “鄉土屬性”。他規定民團士兵必須是長沙及周邊縣籍，軍官優先從本地士紳子弟或有軍功的湘籍士兵中選拔，同時在民團內部推行 “鄉規軍規並行” 的管理模式 —— 除軍事訓練外，要求士兵遵守長沙本地鄉約，每逢節日組織士兵參與地方祭祀活動，甚至讓士兵協助地方官府維護治安、催收賦稅。這種 “兵民合一” 的策略，讓長沙民眾逐漸將民團視為 “自己人的隊伍”，而非外來武裝，民團的合法性得到進一步強化。
其二，拉攏長沙士紳階層。張孝淮利用周家提供的資金， 定期邀請本地士紳參加宴會，通報民團動向，聽取士紳對地方事務的建議；對於士紳提出的 “減輕賦稅”“懲治貪官” 等訴求，張孝淮則利用民團的影響力向湯薌銘施壓，甚至直接干預長沙地方官府的決策。透過這種方式，張孝淮與長沙士紳形成了 “利益共同體”，士紳階層成為民團的重要後盾。
其三，嚴控輿論導向。張孝淮借鑑湘西《湘西公報》的經驗，在本地報紙上專門宣傳民團的 “護鄉事蹟”，揭露湯薌銘的暴政。同時，他派人聯絡長沙的戲班、說書人，讓他們創作以民團為主題的戲曲、評書，在街頭巷尾傳播。這種多維度的輿論宣傳，讓張孝淮在長沙民眾中的聲望日益提升，甚至超過了湯薌銘。
湯薌銘對張孝淮的崛起自然不會坐視不理，他曾多次試圖削弱民團勢力：先是以 “統一軍權” 為由，要求民團編入湖南新軍，被張孝淮以 “民團屬地方自衛武裝，不便編入正規軍” 拒絕；後又藉口 “財政緊張”，停發民團的糧餉，試圖逼迫民團解散，卻被長沙士紳聯合商會 “自願捐款” 化解。
兩次打壓失敗後，湯薌銘意識到張孝淮在長沙已根基深厚，強行剷除恐引發更大動盪，於是轉而採取 “調虎離山” 之計 ——1914 年8月，湯薌銘向北洋政府上書，推薦張孝淮擔任 “湘南鎮守使”，駐地設在衡陽。
湯薌銘的算盤是：湘南地區遠離長沙，且與廣東、廣西接壤，匪患嚴重，讓張孝淮去那裡任職，既能將其調出長沙，又能借匪患消耗民團實力，可謂 “一舉兩得”。
對於湯薌銘的 “推薦”，張孝淮最初頗為猶豫 —— 衡陽雖為湘南重鎮，但遠離自己的長沙根據地，且當地勢力盤根錯節，貿然前往恐難以立足。
此時周家的意見起到了關鍵作用：周承業透過秘密渠道告知張孝淮，湘西已與粵北、桂北的地方武裝建立聯絡，若張孝淮前往衡陽，湘西可從背後提供支援；同時，湘南礦產資源豐富，控制湘南既能為日後發展積累財富，又能與湘西形成 “南北呼應” 的戰略格局，總之“靜待天時，伺機倒湯”。
在周家的勸說與戰略考量下，張孝淮最終接受了 “湘南鎮守使” 的任命。
1914 年9月，張孝淮率民團主力 3000 餘人前往衡陽赴任。抵達衡陽後，他首先對當地勢力進行分化拉攏：對於傾向湯薌銘的北洋系軍官，張孝淮以 “湘人治湘” 為由，逐步剝奪其兵權；對於本地的地主武裝與土匪勢力，則採取 “招安與清剿並行” 的策略 —— 願意接受招安的，編入湘南守備師，給予編制與糧餉；拒絕招安的，則聯合湘西革命軍進行清剿。
短短三個月內，張孝淮便基本控制了衡陽、郴州、永州等湘南核心地區。隨後，他以 “加強湘南防務” 為名，將民團擴充為一個師，命名為 “湘南守備師”，下轄 3 個旅、9 個團，兵力達到 1.2 萬餘人。該師的武器裝備除原有家底外，又在漢陽兵工廠採購一批軍火，加上張孝淮本人出色的軍事素養、嚴格訓練軍隊，使其戰鬥力遠超湖南新軍的普通部隊。
湘南守備師的成立，標誌著張孝淮徹底擺脫了湯薌銘的控制，成為湘省南部獨立的軍事力量。而周家透過支援張孝淮，成功將勢力範圍從湘西拓展到湘南，形成了 “湘西 - 湘南” 聯動的戰略態勢，為日後影響湖南全域性奠定了基礎。
1915 年下半年，袁世凱復闢帝制的野心日益暴露，全國反袁浪潮風起雲湧，湖南成為南北勢力角逐的核心戰場。此時湯薌銘為鞏固自身地位，公開支援袁世凱稱帝，被袁世凱封為 “靖武將軍”、一等侯，成為北洋系在湖南的重要支柱。
湯薌銘的倒行逆施，不僅激起湖南民眾的強烈不滿，也讓張孝淮看到了推翻其統治、掌控湖南全域性的機會。
在反袁驅湯的準備階段，張孝淮與周家的聯絡更為頻繁。
1915 年 10 月，張孝淮秘密派人前往湘西辰溪，與周緒瑞、周承業會面，雙方達成共識：湘西革命軍與湘南守備師結成 “湘省反袁驅湯同盟”，湘西負責牽制湖南新軍的西路兵力，湘南則從南路進攻長沙；雙方共同推舉張孝淮為 “湖南討袁軍總司令”，待推翻湯薌銘後，由張孝淮擔任湖南都督，周家則保持湘西的相對獨立，雙方共同維護湖南的穩定與統一。
為擴大反袁陣營，張孝淮還積極聯絡湖南其他反袁勢力。
他派人與駐守岳陽的湖南新軍第 2 旅旅長林德軒取得聯絡，以 “湘人治湘” 為口號，利用自己與湖南士紳的良好關係，在長沙、衡陽等地組織 “反袁驅湯同志會”，動員士紳、商人、學生等各界力量支援反袁驅湯運動。
到 1915 年底，張孝淮已基本整合了湖南絕大部分勢力的支援，麾下兵力達到 2萬餘人，具備了與湯薌銘正面抗衡的實力。
1916 年 1 月，雲南護國起義爆發，蔡鍔、李烈鈞等率軍北上討袁，湖南反袁運動隨之進入高潮。
張孝淮抓住這一有利時機，於 1916 年 2 月在衡陽宣佈獨立，成立 “湖南護國軍”，自任總司令，正式舉起反袁驅湯的旗幟，由張孝淮親自率領，從衡陽沿湘江北上，直取長沙；湘西革命軍第 2 師師長周承輔率領，從常德向益陽進軍，從西側牽制湯薌銘的兵力。
湯薌銘得知張孝淮起義後，迅速調集湖南新軍主力 1.5 萬餘人，在湘潭沿湘江一線重要地方佈防，試圖阻擋護國軍北上。然而，湯薌銘的軍隊早已人心渙散，士兵多為湘籍，不願為袁世凱復闢賣命，且對湯薌銘的殘暴統治心懷怨恨。
在湖南護國軍的進攻下，湯薌銘軍隊節節敗退；周承輔在益陽擊潰湖南新軍第 1 旅，俘虜旅長鬍叔麒（此前常德之戰的敗將），佔領益陽，逼近長沙外圍。
更致命的是，長沙內部的倒湯勢力也趁機發難。在張孝淮的事先聯絡下，長沙士紳聯合商會發動罷市、罷課，要求湯薌銘 “順應民意，退出湖南”；長沙民團的留守部隊則控制了長沙城內的關鍵據點，防止湯薌銘派兵鎮壓民眾。
內外交困之下，湯薌銘意識到大勢已去，於 1916 年 3 月 15 日深夜率親信部隊倉皇逃離長沙，經湖北逃往北京。次日清晨，張孝淮率領護國軍進駐長沙，受到長沙民眾的熱烈歡迎。
進駐長沙後，張孝淮迅速採取措施穩定局勢。
他首先發布《安民告示》，宣佈廢除湯薌銘時期的苛捐雜稅，釋放被湯薌銘關押的政治犯，贏得民眾的廣泛支援；其次，他就任湖南都督，以 “湖南都督” 的名義整合湖南軍事力量，將湖南新軍剩餘部隊與護國軍合併，改編為 “湖南陸軍”，下轄 3 個師。
1916 年 4 月，北洋政府在全國反袁浪潮的壓力下，正式承認張孝淮為湖南都督。
至此，張孝淮穩定了湖南全域性，而周家透過支援張孝淮，不僅確保了湘西的相對獨立，此後數年，湘西與長沙保持著密切的通商往來；在軍事上，雙方形成聯防機制，共同抵禦外部勢力的入侵，使湖南成為民國初年軍閥混戰中少有的穩定地區。
這種 “湘省內部自治聯盟” 的模式，既是周家 “保境安民、建設家鄉” 戰略的延伸，也是張孝淮 “湘人治湘” 理念的實踐。它不僅在亂世中為湖南民眾提供了相對安定的生活環境，也為湖南近代化程序奠定了基礎，成為民國初年地方勢力合作共治的典型案例。
彼時的湘西，北拒北洋勢力滲透，南守苗疆穩定，東與長沙省政府形成制衡，西接川黔之地無大規模兵禍，局面終於從 “抵禦外患” 轉向 “穩定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