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珍，”
前幾天，一位向來穩重的叔父在密室裡對他沉聲叮囑，“家裡的‘老生意’，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擺在明面了。能停的儘快停掉，不能停的，也要把線埋得更深，甚至……可以考慮‘轉讓’一部分給那些新興的、胃口大的字頭，比如‘和勝和’新上位的那個‘跛豪’，還有那些更不要命的‘大圈仔’。讓他們去頂雷，去吸引ICAC（廉政公署）的火力。”
“那我們做甚麼？”馬惜珍當時問。
我們馬家以後在港島專心做‘正行’！”
叔父斬釘截鐵，“地產、航運、娛樂，還有你最緊要抓牢的《東方日報》！報紙是喉舌，是臉面，更是洗錢和塑造形象最安全的管道！《東方日報》現在勢頭正好，絕不能出任何紕漏！
記住，從今往後，《東方日報》就是我們馬家的門面，是‘清白’的象徵！任何可能玷汙它聲譽、或者威脅到它地位的人和事，都要用‘正行’的手段去解決，或者……暫時隱忍，等風頭過了再說。絕對，絕對不能在這個節骨眼上，再讓《東方日報》跟任何非法手段扯上關係！”
叔父的警告言猶在耳。
所以，當李文瀚暗示可以用些“手段”對付易瑞東和“天天快報”時，馬惜珍立刻否決了。不是不想，而是不能，至少現在不能。
《東方日報》是他們馬家洗白上岸、躋身上流的關鍵一步，是未來家族“清白歷史”的書寫者。
它必須光鮮、正面、合法合規。對付一個剛剛接手小報、有點名氣的作家，動用見不得光的手段，風險太高。
馬家的東方日報也不是沒有對手，其他報社巴不得東方報社出現問題，到時候萬一被對手抓住把柄，或者被無孔不入的廉政公署嗅到異常，順藤摸瓜，那損失就太大了。為了一個可能的、未來的小競爭對手，不值得冒這個險。
“就讓他先撲騰幾下吧。”
馬惜珍掐滅了雪茄，眼中閃過一絲冷酷的算計，“如果他自己沒本事，報紙做垮了，那是他命不好。如果真讓他做起來了……”
他想起易瑞東那張平靜卻帶著決斷的臉，以及“華新社”那個若隱若現的背景，“到時候再看。是合作，是收購，還是用商業手段擠壓……有的是辦法。現在，我們的首要任務是確保《東方日報》平穩過渡，利用好《尋秦記》最後的餘熱，同時，配合家裡，把那些見不得光的尾巴，收拾乾淨。”
他按下了內部通話鍵：“文瀚，進來一下。”
李文瀚很快返回。
“《尋秦記》完結的宣傳，要做得漂亮，搞個隆重點的收尾活動，感謝讀者，把熱度炒到最高。同時，新連載的人選抓緊定，要能接得住。”
馬惜珍吩咐道，語氣恢復了平日的果決，“至於那個易瑞東和‘天天快報’……暫時不用特別關注，但讓下面的人留意一下動向就行。記住，我們現在一切以‘穩’為主，合法合規，不要節外生枝。”
“明白，馬生！”李文瀚心領神會。
馬老闆的態度很清楚，當前形勢下，《東方日報》要“愛惜羽毛”，那個“滄浪客”，暫且由他去吧。
馬惜珍揮揮手讓李文瀚退下，獨自走到落地窗前。
窗外，香港的繁華之下，正湧動著廉政風暴帶來的恐慌與躁動。無數人在忙著切割、隱藏、洗白、或者尋找新的靠山。
他馬家，也必須在這場風暴中，找到最安全的避風港，完成從“黑”到“白”的最後，也是最驚險的一躍。
而易瑞東，這條偶然闖入池塘的小魚，或許正因為馬家此刻無暇他顧，反而獲得了一個難得的、相對寬鬆的起步空間。只是不知道，這條魚，是會在波瀾不驚中悄無聲息，還是能真的趁著水渾，游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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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東方日報》的切割完成後，易瑞東正式接手“天天快報”，易瑞東立刻投入了這家報社的實地考察和摸底工作。
報社位於灣仔一幢老舊寫字樓三樓，不到兩百平米的空間，這就是“天天快報”的全部家當。印刷車間是外包的，這裡只有編輯部、排版室和一個小小的經理室。
員工只有十二人：一個年近五十、頭髮花白、帶著厚厚眼鏡、有些木訥的總編輯老陳；五個年齡不等、精神狀態萎靡的編輯記者；三個排版和校對；一個兼做前臺和雜務的阿姨；還有一個幾乎不管事的會計。
報紙發行量慘淡，每天僅能賣出幾千份，主要靠一些固定的企業贈閱和街邊報攤的零星銷售維持，廣告收入微乎其微，全靠背後（華新社渠道）那點微薄的“補貼”吊著一口氣。
報紙的內容更是乏善可陳，充斥著從其他通訊社和報紙上扒來的通稿、不痛不癢的社會新聞、老掉牙的市井趣聞、以及一些質量低劣的言情小說連載。
更別說報紙的版面設計保守陳舊，字型密密麻麻，圖片更是模糊不清，整體透著一股垂死掙扎的暮氣。
用“積重難返”來形容“天天快報”，那是毫不為過。
整個報社的員工士氣低落，對這位空降的、據說是個“寫小說作家”的新老闆，大多是抱著懷疑和觀望的態度，甚至有些老油條已經做好了拿遣散費走人的準備。
易瑞東在簡陋的經理室裡，花了整整兩天時間，翻閱了近半年的報紙合訂本、財務報表、人員檔案，又分別找每位員工談了話。
他的心裡漸漸有了底。
這個報社的問題很多，姑且稱之為報社吧，僅僅只有一種報紙。
它並非無藥可救。
關鍵在於，必須下猛藥，動大手術，而且動作要快、要狠、要準。
他想了想後世報紙的版面，易瑞東深知，在1970年代的香港報攤上，讀者第一眼看到的不是內容，而是版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