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遠離故土和親人，在一個完全陌生、文化迥異、甚至對內地人存在偏見的環境裡生活，曉白和年幼的安安能否真正適應？精神上的孤獨和不適恐怕遠比物質上的困難更難熬。
他來到香港，是帶著使命的。如果因為一己私慾，將家人接來，從而分散精力、增加風險、甚至可能影響工作，那他將無法面對組織的信任，也無法面對自己當初的誓言。
而且，國內形勢雖然緊張，但那裡畢竟是他們的根，有他們的親人、朋友、熟悉的一切。讓曉白放棄一切，帶著幼子來到這個前途未卜的殖民地，真的是對他們好嗎？還是僅僅為了緩解他自己的思念和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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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荏苒，轉眼已是數年之後。
易瑞東更是以“易向東”的身份在港島生活了下來。
他依舊是華新社總務科那位勤勉可靠的副科長，但透過經年累月的工作，特別是與霍家等工商界人士維持的良好關係，以及阿強、阿芳日益成熟的情報網路，他在分社內部的作用和受重視程度已悄然提升。
他對香港社會的觀察與研判報告，因多次準確預判了某些經濟動向和社會情緒波動，逐漸得到分社領導乃至更上層的一些注意。
這幾年間，藉著述職、彙報工作等機會，他得以數度返回北京。
每次歸家，都是短暫的溫馨與離別的沉重交織。
兒子安安從蹣跚學步到滿地飛跑，從牙牙學語到能清晰喊出“爸爸”，每一次變化都讓他欣喜又心酸。
周曉白眉宇間的堅韌一如既往，但歲月的風霜和獨自支撐的辛苦，也悄悄刻下了更深的痕跡。岳母身體尚可，大爺大娘頭髮更白了。
最讓他感到安心又憂心的是岳父的情況。
得益於岳父在軍中資歷深厚、為人正直、且並無明顯派系糾葛，加之一些老戰友、老上級或明或暗的迴護，在這場席捲全國的政治風暴中，他雖然也受到波及，經歷了數次審查和“學習”。
但始終有驚無險，未被徹底打倒，只是被調離了原核心崗位，擔任了一個相對清閒的顧問職務。這已是不幸中的萬幸。
在一次難得的、只有翁婿二人的深談中，岳父抽著煙，望著窗外蕭索的冬景，沉默了許久，才緩緩開口，聲音帶著歷經滄桑後的疲憊與一種超越時代的清醒：
“瑞東，你在外面（香港）看到的情況，比我在這裡聽到的、感受到的，恐怕更真實。這場運動……唉。”
他沒有說下去，只是重重嘆了口氣，“曉白是個好孩子，能吃苦，也懂事。安安還小，未來的路長得很。我這把老骨頭，經得起風浪，但他們娘倆……”
他轉過頭，目光銳利地看著易瑞東：“你在港島，雖然也不容易，但至少……相對安穩一些，物質條件也好些。我聽說，現在港島實行抵壘政策，只要能夠成功進入港島市區，就能獲得港島的居留權（該政策規定，內地非法入境者抵達香港後的待遇，取決於其被截獲的地點，成功“抵壘”：若偷渡者能成功進入市區（界限街以南），並與親友會合或找到居所，即可獲得合法居留權；遭截獲遣返：若在邊境禁區被執法人員截獲，則會被遣返內地）。”
易瑞東心中一凜，似乎預感到了岳父要說甚麼。
“我還有一些老關係，雖然現在不大頂用了，但辦點具體的事，疏通一下關節，或許還能試試。”
岳父壓低了聲音，語氣帶著一種決斷，“你有沒有想過……讓曉白和安安，過去找你？”
易瑞東心臟狂跳，多年前那個被他理性壓下的念頭再次猛烈翻騰。
他張了張嘴，一時不知如何回應。
岳父似乎看出了他的震驚和顧慮，擺擺手：“我知道你的工作性質特殊，有紀律。但凡事總有變通。你那個‘易向東’的身份，現在也穩了吧？如果……我是說如果，你以‘家庭團聚’、‘照顧妻兒’為由，申請讓她們過去，我在國內這邊，可以想辦法把曉白的工作關係、戶口遷移這些手續‘合理化’，儘量不引人注目。
到了那邊，她們就是普通的家屬，不參與你的任何工作，只是過自己的小日子。這……或許比留在這裡，整天提心吊膽，看不到未來要強。”
岳父的提議，無疑是在用他最後的人脈和影響力，為女兒和外孫鋪一條可能的生路。這條路上充滿了不確定性、風險，甚至可能是新的困境，但至少，它指向了一個相對遠離眼前這場政治風暴的方向。
易瑞東內心天人交戰。
理智告訴他，這依然違反紀律，增加暴露風險，將家人置於陌生且複雜的環境。
但情感上，對妻兒安危的極度擔憂，對岳父一片苦心的感念，以及內心深處對家人團聚的深切渴望，匯成一股強大的洪流，衝擊著他堅守多年的原則壁壘。
這一次，反對的聲音似乎不再像多年前那樣堅決。
或許是因為對國內形勢越發深重的憂慮，或許是因為岳父的提議提供了一絲看似可行的“操作空間”，也或許是因為……他在香港數年，確實已經建立了相對穩固的掩護身份和一定的社會關係，讓他對保護家人有了稍多一點的底氣（或錯覺）。
經過數個不眠之夜的思考和極其隱秘的權衡，易瑞東最終做出了一個艱難而冒險的決定。
他透過只有自己掌握的絕密渠道，向他的單線聯絡人（李鐵山）傳送了一份極其謹慎的請示，詳細說明了國內家人的困境、岳父的提議、以及他自己對風險與利弊的分析，請求組織研判。
他做好了被嚴厲駁回甚至受處分的準備。
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在經過一段漫長的、令人焦灼的等待後，他收到了回覆。
回覆的措辭極其簡潔、含蓄，但意思明確：“情況已知。若確係家庭特殊困難，且能確保絕對安全隔離，可酌情考慮以個人名義辦理。一切行動須以不損害工作為前提，後果自負。”
這幾乎是一種默許，或者說，是一種在特殊時期、針對特殊情況、不承擔明面責任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組織理解他的困境，也認可了他數年來的工作表現和“易向東”身份的穩固性，但將最終的決定權和全部的風險責任，交還給了他個人。
拿著這份沉甸甸的回覆，易瑞東在宿舍裡呆坐了整整一夜。天亮時，他眼中佈滿了血絲，但神色已恢復了平靜，甚至帶著一種破釜沉舟的決絕。
他再次與岳父進行了秘密而高效的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