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6章：新千年的展望
1998年1月，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
主會場內，來自全球的政商精英們正在就“全球化與新經濟”展開激烈辯論。當主持人宣佈下一位發言者是“中國建國集團董事長李建國先生”時，會場出現了短暫的安靜——這是該論壇歷史上首位在主論壇發表演講的中國民營企業家。
七十一歲的李建國走上講臺，沒有西裝革履，而是一身深灰色中山裝。他調整了一下麥克風，目光掃過臺下那些熟悉的面孔：微軟的比爾·蓋茨，英特爾的安迪·格魯夫，IBM的郭士納，—中國代表團團長。
“女士們，先生們，”李建國的英語帶著中國口音，但清晰有力，“在討論未來之前，請允許我回顧三個歷史瞬間。”
大螢幕上出現三張照片：第一張是1958年，年輕的李建國在軋鋼廠機床前；第二張是1979年，他在香江簡陋的辦公室裡檢視第一份電子元件訂單；第三張是1997年，他在香江回歸儀式現場。
“從一臺機床，到一間辦公室，到一個歷史時刻——這就是我和我的國家走過的路。”李建國切換PPT，“而今天，我想說的是，這條路即將轉向一個新的方向。”
螢幕上出現醒目的標題：“未來二十年：資訊、連線與可持續能源的三重革命”
會場響起一陣低語。蓋茨身體前傾，格魯夫推了推眼鏡。
“根據我們的研究，”李建國繼續，“未來二十年，世界將經歷三場相互關聯的革命：第一，通訊技術從2G到3G再到4G的躍遷，移動網際網路將改變一切；第二，智慧終端普及，手機會成為人體器官的延伸；第三，傳統能源模式難以為繼，新能源將重塑全球產業格局。”
他停頓了一下，目光堅定：“所以今天，我代表建國集團宣佈：從1998年起，集團將向通訊、網際網路智慧終端、新能源三大戰略方向全面轉型！”
全場譁然。
一位歐洲電信巨頭的高管舉手提問：“李先生，據我所知，貴集團的主要業務是製造業、地產和金融。突然轉型到這些高技術領域，是否有足夠的技術儲備和人才？”
“問得好。”李建國點頭，“事實上，我們已經準備了五年。”
大螢幕上出現一組資料：
1993年，投資5000萬美元與美國高通公司合作研發CDMA技術
1995年，在深圳成立“建國通訊實驗室”，挖來貝爾實驗室的華人專家
1996年，收購臺灣一家瀕臨破產的晶片設計公司
1997年，與清華大學合作成立“新能源材料聯合研究中心”
“至於人才，”李建國微笑，“中國每年有30萬工科畢業生，這是世界上最龐大的人才庫。我們需要的，是給他們一個舞臺。”
蓋茨舉手：“李，微軟正在開發Windows CE系統，你認為移動裝置真的會取代PC嗎？”
“不是取代，是互補。”李建國回答，“但在某些場景——比如即時通訊、移動支付、位置服務——手機會做得更好。比爾，未來每個人都會有一臺隨身電腦，它不叫筆記本，叫手機。”
演講結束後的酒會上，李建國被各國企業家團團圍住。日本索尼的社長擔憂地問：“李桑，您提出要造智慧終端，但日本在消費電子領域有幾十年積累……”
“出井先生，”李建國禮貌但堅定，“日本企業擅長把東西做精，但網際網路時代需要的是快速迭代和生態構建。這是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我們可以合作——比如，你們做硬體，我們做系統和應用。”
中國代表團團長，用中文低聲說：“建國同志，你這個轉型宣言，魄力很大啊。國內有些人擔心，是不是太冒進了？”
李建國恭敬地回答：“不是冒進，是不得不為。我算過一筆賬：如果我們現在不佈局，十年後，中國的通訊裝置市場會被愛立信、諾基亞、思科瓜分；手機市場會被摩托羅拉、諾基亞壟斷；新能源技術會被歐美日控制。到那時再追趕，代價是現在的十倍。”
“三件事。”李建國直截了當，“第一，儘快發放3G牌照，給國內企業試錯空間；第二，加大基礎科研投入，特別是半導體和電池材料；第三，支援企業‘走出去’收購關鍵技術，不要怕人家說‘買不來現代化’——有些技術，先買來，再消化，再超越，這是捷徑。”
“你這個思路，和有些人不一樣。”中國代表團團長意味深長地說。
“因為我看過另一條路。”李建國聲音低沉，“1950年代，蘇聯援建156個專案，我們學會了造機床、鍊鋼鐵。1990年代，如果再用同樣的思路，學到的就應該是造晶片、寫軟體。技術轉移的視窗不會永遠開著，現在不抓住，下一代人會罵我們。”
當晚，李建國在酒店房間裡召開了越洋視訊會議。螢幕上，京都、香江、深圳、矽谷四地的集團高管悉數線上。
“達沃斯的發言，明天會見報。”李建國開門見山，“轉型不是口號，是生死之戰。現在我宣佈具體部署。”
他對著鏡頭，一項項下達指令：
“第一，通訊板塊。成立‘建國通訊技術公司’，三年內投入50億人民幣，主攻3G標準和裝置研發。目標年推出第一款商用3G基站年參與中國3G標準制定。”
“第二，智慧終端板塊。成立‘建國電子’，啟動‘星辰計劃’——研發中國人自己的智慧手機。我不要翻蓋，不要鍵盤，要觸控式螢幕，要能上網，要能裝軟體。時間表年出原型機年量產。”
矽谷分部的婁曉娥在螢幕上說：“建國叔，觸控式螢幕技術和移動作業系統是兩大難點。蘋果和Palm都在研發類似產品，我們是否考慮合作或收購？”
“雙管齊下。”李建國決斷，“一方面接觸Palm，談技術授權；另一方面，在上海組建作業系統團隊，基於Linux開發我們自己的系統，代號‘麒麟’。”
“第三，新能源板塊。這是最長線的投資，但必須現在佈局。”李建國繼續說，“重點兩個方向：光伏發電和鋰電池。光伏瞄準德國和日本市場，鋰電池瞄準未來電動汽車。”
負責該板塊的陳景明提問：“技術路線怎麼選？光伏有晶矽和薄膜兩種，鋰電池也有多條技術路徑。”
“都試。”李建國說，“成立三個平行研發團隊，用不同的技術路線賽馬。每年投10億，連續投十年。我不要求短期盈利，只要技術突破。”
螢幕上的高管們紛紛記錄。這些決策意味著，未來三年集團利潤將大幅下滑，股價可能承壓。
周衛國在影片裡苦笑：“建國，董事會那邊壓力會很大。特別是香江的一些老股東，他們習慣每年高分紅。”
“那就開股東大會，我親自解釋。”李建國毫不退讓，“告訴他們，要眼前的分紅，還是要十年後一百倍的價值？要賺快錢，還是要參與改變世界的浪潮？讓他們選。”
他頓了頓，語氣緩和：“老周，你幫我去做工作。就說我李建國用四十七年時間，從沒讓大家虧過錢。這次，信我最後一次。”
會議持續到凌晨。結束時，李建國單獨留下了長子李文博。
“爸，”李文博在影片裡說，“MIT的幾位教授對我們的轉型很感興趣，特別是通訊和新能源。他們希望深度合作。”
“可以，但合作模式要創新。”李建國說，“不要簡單的捐錢建實驗室。我要‘聯合實驗室+風險投資+產業化’三位一體。教授有想法，我們出錢孵化，成果共享，產業化收益分成。你去談，把矽谷那套模式和中國實際結合。”
“明白。”
“還有，”李建國看著兒子，“你博士快畢業了，想清楚要做甚麼了嗎？是留在MIT做研究，還是回來？”
李文博沉默片刻：“我想回來，做晶片。爸，您說的智慧手機、通訊裝置，最核心的都是晶片。我們不能再依賴進口了。”
李建國眼睛一亮：“好！我給你30億，在上海張江建晶片設計中心。名字我都想好了——‘華芯微電子’。但你記住，這不是集團的專案，是你的專案。你全權負責，我只問結果。”
“壓力太大了……”
“不大怎麼做大事？”李建國笑了，“我十六歲扛起一個家，二十五歲設計軋輥，四十二歲闖香江。你今年二十八，正是幹事的時候。”
結束通話影片，窗外達沃斯的雪山在月光下泛著銀光。李建國走到陽臺，零下十度的寒風吹在臉上，卻讓他格外清醒。
手機響了，是林婉清從香江打來的。
“還沒睡？”
“剛開完會。你呢？”
“在看你的演講直播錄影。”林婉清聲音溫柔，“建國，你站在那個講臺上，說‘未來二十年’的時候，我想起了1958年，你在軋鋼廠大會上說‘這臺機器我能改進’。”
李建國笑了：“那時候年輕，不知天高地厚。”
“現在呢？”
“現在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所以更知道該往哪兒走。”李建國望著遠方的星空，“婉清，我有時候會想，如果我父親能看到今天，他會說甚麼。”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
“他會說，”林婉清輕聲說，“‘我兒子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
結束通話電話，李建國在寒風中站立良久。
新千年的鐘聲即將敲響。而他已經聽到了未來的腳步聲——那是數字洪流奔湧的聲音，是資訊爆炸的聲音，是一個古老文明在新技術時代重新出發的聲音。
建國集團的轉型，不只是商業決策，更是一個承諾——對這個國家，對這個時代，對下一代人的承諾。
他回到房間，開啟膝上型電腦，開始起草《建國集團1998-2018二十年戰略規劃綱要》。
第一句話是：“我們正站在人類歷史上一個罕見的時間節點上。資訊革命、能源革命、生物技術革命交匯於此。建國集團的使命，是在這三重革命中，為中國贏得一席之地。”
第二句話是：“這條路，比過去四十七年走過的任何路都難。但正因其難，才值得走。”
寫完，他合上電腦，看向東方。
那裡，太陽即將升起。
新的一天，新的世紀，新的征程。
而他，準備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