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0章：山雨欲來
一九八七年六月，香江中環，建國金融中心頂層會議室。
十米長的紅木會議桌兩側，建國集團金融板塊的核心高管們屏息凝神。投影幕布上，是過去三年全球主要股指的走勢圖——道瓊斯、日經225、倫敦富時，無一例外都是幾乎垂直的上升曲線。
“從八四年到現在，道瓊斯漲了1.5倍，日經漲了2.2倍，我們恆指漲了2.8倍。”集團首席投資官、哈佛商學院畢業的徐文棟用鐳射筆圈出幾個點位，“市盈率普遍超過25倍，日本股市甚至到了60倍。而同期全球經濟增長率只有3%左右——這是一個巨大的背離。”
會議室裡響起輕微的議論聲。在座的多數是三十歲出頭的少壯派，畢業於歐美名校，經歷過黃金八十年代的市場狂歡。他們很難想象這樣的盛宴會突然結束。
“徐總的意思是……”有基金經理試探地問，“市場會有調整？”
“不是調整。”會議桌盡頭，李建國放下手中的鋼筆，聲音平靜，“是股災。一場全球性的、摧毀性的股災。”
死一般的寂靜。連空調出風口的聲音都顯得刺耳。
“李董，這個判斷的依據是？”一位從摩根士丹利挖來的副總裁謹慎發問，“目前所有基本面指標都顯示健康：低通脹、企業盈利增長、利率溫和……”
“依據是人性。”李建國站起身，走到幕布前，“當所有人都覺得股市只會漲不會跌的時候，當菜市場大媽都在討論股票程式碼的時候，當融資槓桿加到歷史最高的時候——市場離崩盤就只剩下一個觸發點。”
他接過鐳射筆，在道瓊斯指數圖上畫了一條陡峭的趨勢線：“你們看，從八五年開始，這幾乎是一條45度角的直線。自然界沒有直線，金融市場更沒有。這麼陡峭的斜率，意味著裡面充滿了投機資金和程式化交易——而這兩樣東西，會在下跌時形成踩踏。”
“您估計跌幅會有多大？”徐文棟問出了所有人最關心的問題。
李建國沉默了三秒鐘。他當然知道答案——歷史上年10月19日，道瓊斯單日暴跌22.6%，全球市場蒸發上萬億美元市值。但他不能說這麼精確。
“如果從頂點算起，美股可能會跌30%以上，港股……可能超過40%。”他頓了頓，“時間點，最可能在十月。”
會議室裡一片倒吸涼氣的聲音。40%的跌幅意味著港股要從現在的3800點跌回2200點——那是三年前的位置，無數人會傾家蕩產。
“我們該怎麼做？”徐文棟的聲音已經有些乾澀。
李建國走回座位，目光掃過在座的每一張臉：“從今天起，金融板塊執行‘颱風計劃’。分三步走：第一步，三個月內，將我們所有股票持倉從目前的75%降到20%以下；第二步，建立美股和港股的股指期貨空頭頭寸，槓桿控制在三倍以內；第三步，預留佔總資產30%的現金，準備在底部抄底。”
一位基金經理忍不住開口：“李董，如果判斷錯誤，市場繼續上漲，我們會損失巨大的機會成本，股東那邊……”
“所有責任我來承擔。”李建國打斷他，“但你們要記住，這不是賭博，而是風險對沖。即便市場不跌，我們的實業板塊也能創造足夠的利潤。可如果股災真的來了——我們現在每降倉10%，未來就能多救一個合作企業，多收購一項核心資產。”
他調出一張新圖表，上面是建國集團參股、控股的十七家香江中小企業名單：“這些公司，很多把身家都押在股市裡。如果我們提前預警並幫助他們降倉，就能保住香江製造業的火種。這是比賺錢更重要的事。”
會議在凝重的氣氛中結束。高管們陸續離開時，李建國叫住了徐文棟。
“文棟，你信我嗎？”
徐文棟推了推金絲眼鏡，苦笑：“李董，我跟您七年了。您從來沒在大勢判斷上錯過——從八二年中英談判抄底地產，到八五年預判日元升值，再到去年提前撤離石油期貨……我只是不明白，您這種近乎預知的能力從哪來。”
李建國望向窗外，中環的摩天樓群在夏日陽光下熠熠生輝：“如果我說，我見過更瘋狂的時代，你信嗎？”
他沒等回答，轉身拍了拍徐文棟的肩膀：“執行吧。另外，以我個人名義，向北京發一份加密報告——預警全球金融風險，建議國家收緊外匯流出，暫緩大型海外融資專案。”
二、北京的疑問
三天後，報告擺在陳主任的辦公桌上。
“美股要跌30%？全球股災？”陳主任摘下老花鏡，揉了揉眉心，“建國同志這個判斷……太驚人了。”
對面的經濟專家、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長沉吟道：“從技術分析看，確實存在泡沫。但美國經濟基本面尚好，美聯儲也在溫和加息，立即爆發股災的機率……我們認為不超過30%。”
“可李建國用了‘必然’這個詞。”陳主任翻到報告最後一頁，那裡用紅筆標註了一句話：“此非預測，乃規律。請務必重視，早做準備。”
他想起過去幾年，李建國所有看似大膽的預警最後都被證實：八四年提醒日元會大幅升值；八五年警告拉美債務危機將蔓延；八六年預判油價將跌破15美元……每一次，都精準得令人難以置信。
“寧可信其有。”陳主任最終批示，“將預警轉發外匯管理局和四大銀行國際部，要求檢查海外資產的風險敞口。另外，通知駐外商務機構，暫緩一切非必要的金融投資。”
批示下發時，一位年輕的處長小聲嘀咕：“就因為香江一個資本家的判斷，就要驚動這麼多部門？”
他的上司、經歷過多次政治風雨的司長輕聲說：“你不懂。那個‘資本家’……這七八年來，幫國家做的事，比很多國有企業都多。他的判斷，值得用真金白銀去重視。”
三、香江的暗流
七月，建國集團開始執行降倉計劃。
徐文棟團隊展現出高超的專業技巧：他們不是粗暴拋售，而是透過大宗交易、可轉換債券、期權組合等多種工具，在三個月內將380億港元的股票資產，悄無聲息地降至110億。同時，他們在新加坡國際金融交易所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建立了等值約100億港元的股指期貨空頭頭寸。
市場依然在狂歡。七月恆指突破4000點，八月衝上4200點。財經媒體上，專家們高喊“5000點不是夢”。
建國集團內部開始出現雜音。一位新加入的基金經理公開質疑：“我們錯過了至少15%的漲幅，股東損失巨大！”
李建國在董事會上只問了一個問題：“如果現在滿倉，股市跌40%，公司會破產嗎？”
沒人敢回答。
“但如果現在輕倉，股市漲20%，我們最多是少賺一些。”李建國環視眾人，“金融的第一要義不是賺錢，是活下來。活下來，才有機會賺明天的錢。”
八月底，他開始秘密約見香江十幾家關係密切的實業家——大多是製造業老闆，很多人都把工廠抵押貸款投進了股市。
九龍塘，一家潮州菜館的包間。
紡織大王林伯聽完李建國的分析，臉色發白：“李生，我的股票抵押率已經到七成了。如果真的跌四成，銀行會平倉，我的廠子就沒了！”
“所以你現在就要降倉。”李建國遞過一份方案，“建國證券可以幫你做股權質押置換，把高風險的科技股換成防守型公用股，同時買入一些看跌期權對沖。手續費我只收成本價。”
“你為甚麼幫我？”林伯疑惑，“這明明是虧本生意。”
“因為香江不能沒有製造業。”李建國認真地說，“如果這次股災把做實業的都洗出去，以後香江就只剩下地產和金融了——那樣的香江，不是我想看到的。”
類似談話進行了十幾次。有人信，有人不信。信的，開始悄悄減倉；不信的，繼續加大槓桿。
九月初的一天，李建國在辦公室接到一個意外來電——來自匯豐銀行大班沈弼。
“李先生，聽說你在全面看空股市？”沈弼的英式英語帶著探究的意味。
“只是風險管理，沈弼先生。”
“我看了你們集團的投資組合報告……非常有趣的佈局。”電話那頭頓了頓，“能私下問一句嗎？你真的認為會有股災？”
李建國沉默了幾秒：“沈弼先生，您還記得七三年香江股災嗎？那時候，估值也到了瘋狂的程度。”
沈弼當然記得——七三年恆指從1700點暴跌到150點，無數人跳樓。那時他還只是匯豐的一個小經理。
“謝謝你的提醒，李先生。”沈弼最終說，“匯豐會重新評估自營盤的風險敞口。”
掛掉電話後，李建國走到窗前。夕陽下的維多利亞港波光粼粼，渡輪穿梭如織。這個繁榮了二十年的城市，即將迎來一場淬火。
而他已經做好了準備——不只是為集團，也為這座城，為這個國家。
空間裡，那本記錄著未來金融史的筆記本靜靜躺在書桌上。翻開的那一頁，標題是：“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
距離那一天，還有四十七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