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夏末，南鑼鼓巷九十五號院似乎比往年安靜了許多。
中院正房，易忠海家那扇曾經總是敞開的堂屋門，如今多數時候緊閉著。門檻下的青石被磨得光滑凹陷，卻少了往日的頻繁踩踏。偶爾開門，出來的也只是一大媽，挎著菜籃子，低著頭快步走過院子，不和任何人眼神接觸。
易忠海自己，成了院裡一道移動的影子。
每天天不亮，他就推著那輛除了鈴不響哪兒都響的舊腳踏車出門。身上不再是標誌性的八級工藏藍卡其布工裝，而是一件洗得發白、肘部打著補丁的舊褂子。他要去軋鋼廠三車間，不是以前那個有獨立工作臺、徒弟環繞的八級工區域，而是在車間最角落、噪音最大、油汙最重的一臺老式軋機旁——那是他現在的工作崗位。
四級工的身份，八級工的活。這不是廠裡明文的規定，卻是車間心照不宣的“安排”。沒人明說，但領料時給他的都是最難加工的毛坯，派工時都是精度要求最高、工時最緊的任務。完不成？扣工資。出廢品？寫檢查。曾經的易師傅，如今是車間主任嘴裡常掛著的反面典型：“看看人家李建國科長設計的軋機，再看看有些人乾的活！”
易忠海從不辯解，只是埋頭。他的手藝還在，三十年的功底不是假的。那些高精度零件，他也能做出來，只是比以前慢，比以前累。五十多歲的年紀，腰腿早就不比當年，一天站下來，回家時背都是佝僂的。
更磨人的是目光。以前在車間，走到哪裡都是“易師傅”的尊敬稱呼，現在，是背後指指點點的竊竊私語和毫不掩飾的鄙夷眼神。年輕工人們不再向他請教，甚至他主動指點，對方也只是敷衍地“嗯嗯”兩聲，轉身就走。他知道，自己身上“誣告陷害技術標兵”的標籤，這輩子怕是洗不掉了。
下班回到家，是另一種煎熬。
院裡的人見了他，要麼假裝沒看見，要麼就是皮笑肉不笑地點個頭，趕緊走開。只有傻柱，偶爾碰見了還會喊一聲“易大爺”，但也就僅此而已。易忠海能感覺到，自己在院裡經營了半輩子的“一大爺”權威，早已蕩然無存。現在的院裡，雖然沒了管事大爺的名頭，但隱隱以閆富貴為首——因為他兒子閆解成在李建國幫助下，終於進了軋鋼廠後勤處當臨時工。
夜裡，易忠海常常失眠。他躺在炕上，聽著老伴壓抑的嘆息，盯著黑漆漆的房梁。腦子裡像過電影一樣，閃過這些年的事：李建國父親剛犧牲時，自己那點隱秘的算計；全院大會上李建國犀利的眼神；技術革新時自己的處處阻撓；最後那次愚蠢的誣告……
一步錯，步步錯。他以為自己是棋手，最終卻成了棄子。
中秋節的晚上，院裡家家戶戶飄出燉肉的香味。易忠海家冷冷清清，一大媽只炒了個白菜，蒸了幾個二合面饅頭。正吃著，前院傳來孩子們的笑鬧聲，是張大娘家的孫子孫女在分月餅——據說是嵐韻從新家送回來的，稻香村的翻毛月餅，每個孩子半個。
那笑聲像針一樣紮在易忠海心上。他放下筷子，走到院子裡。月光很亮，照得青磚地一片慘白。他抬頭看向後院東廂房，那裡黑著燈，窗臺上以前嵐韻種的那盆茉莉花，早就枯死了。
那裡曾經住著他可以輕易拿捏的孤兒兄妹，現在，一個成了軋鋼廠最年輕的技術科長，住著單元樓；一個上了最好的中學，前程似錦。而自己，還守著這三間漸漸破敗的老屋，守著“四級工”的尷尬身份，守著全院人的疏遠與鄙夷。
一陣秋風吹過，易忠海打了個寒顫。他忽然清晰地意識到，屬於他的時代，徹底過去了。不是慢慢地過去，是轟然倒塌，碎得連一點值得懷念的餘地都沒有。
他轉身回屋，背影在月光下拖得很長，像一個被抽走了脊樑的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