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張氏還癱坐在地上，嘴唇哆嗦著，那句“想佔便宜？沒門”像根釘子，把她牢牢釘在了恥辱柱上。院子裡靜得可怕，只有夜風吹動電燈線發出的輕微嗚咽聲。
李建國牽著妹妹的手，走到院子中央。他沒有坐下，就那樣站著，背挺得筆直。燈光從他頭頂灑下來，在他腳下投出一道堅定而清晰的影子。
“各位鄰居，”他開口了，聲音不高，但每個字都像錘子一樣砸在青磚地上，“剛才賈大媽提了個建議，要我把工資交出來，統一分配。我拒絕了。現在，我告訴你們為甚麼。”
他從懷裡掏出一個牛皮紙檔案袋——就是前幾天在屋裡給妹妹看過的那個。袋子已經有些舊了，邊角磨得發白，但封口處用細麻繩系得整整齊齊。
“有人說我的錢來路不正。”李建國解開麻繩，從裡面取出一份檔案，“這是豐澤園的正式聘用合同。1953年9月1日籤的，上面有豐澤園的公章，有欒老闆的簽名，有我的簽名。”
他把合同展開，走到離得最近的錢家桌前，遞過去：“錢叔，您識字，您給念念。”
錢家老錢是個老會計，戴上老花鏡，接過合同，湊到燈下仔細看。看了半晌，他抬起頭，聲音有些發顫：“沒錯……是正式合同。職位：頭灶師傅。基本工資：每月一百二十元整。另有菜品提成，按實際銷售額的百分之五計算……”
院裡響起一片吸氣聲。
百分之五的提成！豐澤園那種地方，一天得賣多少錢？
“合同後面有附錄，”李建國說，“是我去年一年的提成記錄。每個月都有明細，賣了哪些菜，提成多少，都有賬。”
老錢翻到後面，手指在紙上劃過：“去年九月……提成四十二元八角；十月……五十一元二角……十二月最高，六十八元五角……”
他越念聲音越小，最後抬起頭，眼神複雜地看著李建國：“所以……你一個月最多的時候，能掙……將近一百九？”
“是。”李建國點頭，“豐澤園的賬本可以查，銀行的轉賬記錄可以查。每一分錢，都清清楚楚。”
他從檔案袋裡又取出幾份東西：“這是我過去十八個月的工資條。每個月五號發工資，銀行轉賬，這是回執單。”
一沓厚厚的紙條，用牛皮筋扎著。李建國解開，一張一張地攤在桌上。紙條上印著銀行的藍色戳記，金額、日期、戶名，一目瞭然。
“有人說我生活奢侈。”他拿起一張工資條，“那我算算賬。一個月一百八，一年兩千一百六。我上學，一年學費二十五，書本費十五，一共四十。我和妹妹的生活費，一個月四十，一年四百八。加起來五百二。”
他從袋子裡拿出一個小筆記本——就是那本詳細記錄收支的賬本。
“剩下的錢呢？”李建國翻開賬本，“我存起來了。從1953年9月到現在，我一共存了兩千二百元整。存在中國人民銀行前門支行，存摺就在這裡。”
他掏出那本深藍色的存摺，翻開，遞給易忠海：“一大爺，您是八級鉗工，懂賬。您看看，這存款日期，是不是對得上我的工資發放時間？”
易忠海接過存摺，手有些抖。他翻看著，一頁，兩頁，三頁……存款記錄密密麻麻，每一筆都是幾十上百元，時間集中在每月五號到十號之間——正是發工資後的幾天。
“還有人說，我吃肉多，肯定投機倒把。”李建國從檔案袋裡取出一個信封，倒出一疊票據，“這是我這兩年用的肉票存根。”
肉票是淡紅色的紙，印著“北京市肉票”字樣，面額有半斤、一斤的。每一張上都蓋著售貨章，寫著日期。
“我一共用了四十張肉票，買了二十斤肉。”李建國一張一張地數，“我自己的定量，一個月半斤，兩年十二斤。我妹妹的定量，一個月半斤，兩年十二斤。一共二十四斤。我還用富餘的糧票，跟人換了四張肉票。”
他抬起頭，看向賈張氏：“賈大媽，您不是問我哪來那麼多肉票嗎？我告訴您——我省出來的。我妹妹長身體，需要營養，所以我寧願自己少吃點主食，換點肉票給她補身體。這叫投機倒把嗎？”
賈張氏張了張嘴，沒說出話。
“還有布票。”李建國又取出一個信封，“我妹妹的新衣服，用的是我和她兩個人的布票定額。我自己兩年沒做過新衣服，穿的還是我父親留下的工裝。這件中山裝……”
他指了指身上那件深藍色的衣服：“是去年國慶，學校組織活動要求穿正裝，我才用攢下的布票做的。就這一件。”
院裡的人看著那些票據，看著那個賬本，看著那本存摺，都說不出話來。
證據太齊全了。齊全到讓人無可挑剔。
“現在，我回答賈大媽的問題。”李建國收起所有東西，重新裝回檔案袋，“我的錢，是靠手藝一分一分掙來的。我早上五點起床，給我妹妹做早飯，然後趕電車去學校。中午在學校吃最便宜的菜，下午上完課趕去豐澤園，切菜、炒菜、收拾灶臺，幹到晚上八點。再坐末班車回家，檢查妹妹作業，自己看書到深夜。”
他一口氣說完，聲音有些沙啞：“我一個月掙一百八，是因為我一天干別人兩天的活。我妹妹能穿新衣、能吃肉，是因為我省吃儉用，把最好的都留給她。”
他頓了頓，目光掃過全場：“我的每一分錢，都比那些總想不勞而獲、總想趴在別人身上吸血的人——乾淨得多！也硬氣得多！”
這話沒點名，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說誰。
賈張氏的臉漲成了豬肝色，賈東旭低下頭，秦淮如把臉埋在手裡。
易忠海臉色鐵青，劉海中的肥肉在顫抖，閆富貴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
“至於幫助鄰居，”李建國繼續說，“我幫了。孫叔家孩子生病，我捐了五塊錢——那是我在豐澤園加班三天的工錢。錢嬸家揭不開鍋，我送了十斤糧票——那是我從自己嘴裡省出來的。秦姐懷孕，我讓妹妹送了雞蛋——那是我特意攢的。”
他每說一句，就看向一個人。
孫家老孫眼眶紅了，低下頭。錢嬸抹了把眼淚。秦淮如肩膀開始發抖。
“我幫人，是因為我經歷過難處，知道那種滋味。”李建國聲音低下來，“我父親剛走那會兒，我和妹妹差點餓死。是張大娘給了窩頭，黃大嬸給了鹹菜。這份恩情，我記一輩子。”
張大娘和黃大嬸已經淚流滿面。
“但我幫人，是有原則的。”李建國聲音陡然轉冷，“我幫的是真困難、真需要幫助的人。我幫的不是懶漢，不是寄生蟲，不是自己不肯出力、光想佔別人便宜的人！”
這話像鞭子，抽在某些人臉上。
“賈大媽，”李建國終於看向她，“您家真困難嗎？賈大哥一個月三十八塊五，在院裡不算最低。您今年五十三，身體硬朗，為甚麼不去街道辦找點活幹？糊紙盒、納鞋底，一天掙個七八分錢，補貼家用，不行嗎？為甚麼光想著讓別人交錢？”
賈張氏想反駁，可看著李建國那雙眼睛，她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還有，”李建國從檔案袋裡取出最後一樣東西——是一張摺疊得整整齊齊的報紙，“這是去年《北京日報》上的一篇文章，標題叫《勤勞致富光榮》。上面寫著：新社會，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靠自己的雙手過上好日子，是光榮的事，是國家提倡的事。”
他把報紙展開，朗聲念道：“‘要鼓勵人民群眾透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改善生活水平。這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
唸完，他把報紙放在主席臺上：“一大爺、二大爺、三大爺，您們都是老黨員、老同志。這篇文章，您們應該都看過吧？”
易忠海、劉海中、閆富貴三人，臉色一個比一個難看。
李建國收回所有東西，裝好檔案袋，繫緊麻繩。
然後他抬起頭，看著滿天星光：
“我的錢，來得清白。我的日子，過得踏實。誰要是再敢汙衊我一個字——”
他頓了頓，一字一句：
“咱們就派出所見。我父親的烈士證書還在家裡掛著，我倒要看看，汙衊烈士子女，是甚麼罪名。”
說完，他拉起妹妹的手。
這次，他不再看任何人，徑直往後院走去。
身後，是死一樣的寂靜。
只有夜風，吹動著那張攤開的報紙。
報紙上，“勤勞致富光榮”六個大字，在燈光下格外醒目。
而這場全院大會，已經到了該結束的時候。
只是結束的方式，和某些人預想的，完全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