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院大會結束後的第三天，星期日。
四合院裡瀰漫著一種微妙的安靜。公告欄上貼著閆富貴親筆寫的檢討書，白紙黑字承認自己“聽信謠言、傳播不實資訊”，字跡歪歪扭扭，看得出寫的時候手都在抖。
但李建國知道，這事還沒完。
謠言就像野草，光割掉地面上的部分是不夠的，必須連根拔起。而閆富貴這個“根”，到現在還沒給他一個像樣的交代——大會上那幾句含糊的道歉，不過是被逼到牆角的敷衍。
上午十點，陽光正好。
李建國搬了張小板凳坐在自家門口，手裡拿著一本《機械原理》教材，看似在看書，目光卻時不時掃過中院。
他在等。
等一個合適的時機，等一個公開的場合。
十點半，閆富貴端著臉盆從屋裡出來，準備去水池邊洗衣服。他低著頭，腳步匆匆，想盡快穿過院子。
“三大爺。”
清清冷冷的聲音響起，不大，卻讓閆富貴猛地停住了腳步。
李建國合上書，緩緩站起身。他今天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色工裝，那是父親留下的，穿在他身上略顯寬大，卻更添了幾分沉穩的氣度。
院裡幾個正在晾衣服、修腳踏車的鄰居都看了過來。
空氣一下子凝固了。
閆富貴端著盆，走也不是，留也不是，臉上擠出僵硬的笑：“建、建國啊，看書呢？”
“嗯，看書。”李建國走過來，步伐不緊不慢，“不過有件事，想跟三大爺再請教請教。”
“甚麼事……你說。”閆富貴下意識後退半步。
李建國在離他三步遠的地方站定，這個距離不遠不近，卻給人一種無形的壓迫感。陽光從他身後照過來，在地上投下一道筆直的影子。
“關於您散佈我貪墨公款、錢來路不正這件事。”李建國開門見山，聲音清晰得全院都能聽見，“大會上您道了歉，貼了檢討。但我仔細想了想，覺得這事不能就這麼算了。”
閆富貴臉色唰地白了：“建國，我都道歉了，檢討也寫了……”
“道歉是您應該做的。”李建國打斷他，語氣平靜卻冷硬，“但有些話，我必須當面問清楚。三大爺，您是紅星小學的國家教師，吃的是公家飯，教的是國家未來的棟樑。您說話，是不是應該比普通人更負責任？”
“我……”閆富貴語塞。
“您說我貪墨，說我的錢來路不正。”李建國上前一步，目光如刀，“證據呢？”
院裡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正在晾衣服的趙家媳婦停下動作，修腳踏車的孫家大爺放下扳手，連窗戶後面都探出了幾個腦袋。
“我……我就是隨口一說……”閆富貴額頭冒汗。
“隨口一說？”李建國笑了，笑意卻沒到眼底，“三大爺，您是老師，應該最清楚‘禍從口出’這四個字怎麼寫。您隨口一說，毀的是我的名譽，損的是我父親的清譽，還可能讓我背上莫須有的罪名——在現在這個年頭，您知道這意味著甚麼嗎？”
1955年，新生的共和國對各種“經濟問題”異常敏感。如果真有人較真去查，哪怕最後查清了，李建國的大學生涯也可能就此斷送。
這一點，院裡所有人都明白。
閆富貴的手開始發抖，臉盆裡的水晃了出來。
“大會上，我拿出了所有證據。”李建國從口袋裡掏出一個牛皮紙信封，“工資證明、銀行存摺、各種票據……每一分錢的來路都清清楚楚。現在，輪到您了。”
他把信封遞過去：“三大爺，您要是能拿出我貪墨的證據——哪怕一張紙條，一個證人的名字——我現在就跟您去派出所。如果沒有……”
李建國頓了頓，聲音陡然轉厲：“那您就是誣告！是汙衊烈士子女！按照國家《懲治反革命條例》補充規定，汙衊革命家屬、破壞社會團結，該當何罪，您這個老師應該比我清楚！”
“我沒有誣告！我就是……就是聽了些閒話……”閆富貴徹底慌了。
“閒話從哪聽的？”李建國緊追不放，“誰說的？甚麼時候？在哪兒？三大爺，您今天必須給我說清楚。說不清楚，我就當是您編造的——一個人民教師，編造謠言汙衊烈士子女，這是甚麼性質的問題？”
這話太重了。
重到閆富貴腿一軟，差點栽倒。他慌忙扶住旁邊的棗樹，臉盆“哐當”一聲掉在地上，衣服散了一地。
李建國看都沒看那些衣服，目光始終鎖定在閆富貴臉上：“三大爺，我給您兩個選擇。第一，您現在就說清楚謠言的源頭，咱們去對質。第二，說不清楚，那我只能認為源頭就是您本人。既然是您本人造謠……”
他深吸一口氣，一字一頓：“明天一早，我就去紅星小學，找你們校長、找黨支部，問問是不是國家教師就能隨便汙衊烈士子女！我還要去教育局，問問這樣的老師還配不配站在講臺上！”
“不要！”閆富貴失聲叫道，聲音都變了調。
教師這個身份，是他閆富貴在院裡唯一的體面。一個月四十二塊五的工資，雖然不算高，但穩定，受人尊敬。如果真鬧到學校去，別說工作保不住，搞不好還要背處分、影響全家。
“建國！建國我錯了！我真的錯了！”閆富貴再也顧不上甚麼面子，帶著哭腔說，“是我糊塗！是我眼紅你掙得多……我就是……就是看你又是上學又是工作，錢來得容易，心裡不平衡……我沒有證據，都是我瞎編的！”
終於說出來了。
院裡一片譁然。
雖然大家早就猜到是這麼回事，但親耳聽到閆富貴承認，還是讓不少人都倒吸一口涼氣。
李建國靜靜地看著他，看了足足半分鐘。
然後，他彎腰撿起地上的臉盆，遞給閆富貴：“三大爺，您今年也快五十了吧？教了二十多年書，桃李滿天下。我父親在世的時候，常說院裡最有學問的就是您，讓我多跟您學習。”
閆富貴接過臉盆，手抖得厲害。
“可您看看您做的這事。”李建國搖頭，“我李建國每天天不亮起床，給我妹妹做好早飯，六點半出門趕電車去學校。上午四節課，中午在學校食堂吃最便宜的菜。下午沒課就去圖書館，有課就上到四點。然後趕去豐澤園，切菜、炒菜、收拾廚房，幹到晚上八點。再坐末班電車回家，檢查我妹妹作業，自己看書到深夜。”
他一口氣說完，聲音不高，卻字字砸在每個人心上：“我為甚麼要申請走讀？因為嵐韻才十二歲，一個人住四間房，她害怕。街道辦王主任特批的，批條我現在還留著。我為甚麼這麼拼？因為我是我妹妹唯一的依靠，我不能倒，不能垮。”
“三大爺，您知道我一個月坐電車要花多少錢嗎？月票三塊五。知道我為甚麼總穿這件舊工裝嗎？因為布票要省下來給嵐韻做衣服。知道我銀行裡那兩千多塊錢是怎麼攢下來的嗎？是一分一分從牙縫裡省出來的！”
李建國的眼眶有些發紅，這不是裝的，是原身記憶裡的辛酸湧了上來。
“是，我掙得比院裡大多數人多。可我付出的，也比大多數人多！”他指著自己的胸口，“豐澤園的頭灶，那是我靠手藝掙來的！四九城大學的通知書，那是我挑燈夜讀考上的！每一分錢，都乾乾淨淨，對得起天地良心！”
院裡鴉雀無聲。
幾個大媽已經抹起了眼淚。
“三大爺，今天這話，我只說一次。”李建國盯著閆富貴，聲音恢復了平靜，“從今往後，院裡再有關於我的閒言碎語，我不找別人，就找您。因為您是老師，是院裡最有文化的人，您應該帶頭維護團結，而不是煽風點火。”
“如果再有一次——”他語氣轉冷，“紅星小學、教育局、派出所，我挨個去。我父親用命換來的烈士稱號，不是讓人拿來糟踐的。我李建國行得正坐得直，不怕查，但誰想往我身上潑髒水，也得掂量掂量後果。”
說完，他轉身就走。
走了兩步，又停下，回頭看了一眼院裡眾人：“還有各位鄰居，我李建國尊重院裡每一位長輩。但我把醜話說在前頭——誰家日子過得好，我只有祝福，絕不眼紅。同樣，我家日子怎麼過，也輪不到別人說三道四。國家現在實行票據制度，就是要讓大家都在明面上過日子。我家所有的票證、所有的收支，都可以擺在陽光下查。誰有疑問，隨時來找我，我給您看賬本。”
他頓了頓，最後扔下一句話：“但如果不敢當面問，只敢在背後嚼舌根……那就別怪我翻臉不認人。”
這一次，他再沒回頭，徑直走回後院。
陽光照在他挺直的背影上，那件洗得發白的工裝在光裡泛著乾淨的光澤。
中院裡，閆富貴癱坐在棗樹下，面如死灰。
幾個鄰居默默走開，沒人去扶他。趙家媳婦小聲對張大娘說：“建國這孩子……真不容易。”
“誰說不是呢。”張大娘嘆氣，“爹沒了，一個人拉扯妹妹，還得上學掙錢……換了別人早垮了。”
“老閆這回是真過分了。”孫家大爺搖搖頭，推著腳踏車回屋了。
從那以後，四合院裡再也沒有人敢議論李建國的收入。
偶爾有新搬來的鄰居好奇打聽，老住戶都會擺擺手：“別問，人家那是真本事。再說了，烈士子女，國家都信任，輪得到咱們說閒話？”
而閆富貴，見到李建國都是繞道走。就算不得已碰面，也會趕緊低下頭，匆匆打個招呼就溜。
那場當眾的、毫不留情的質問，成了他這輩子最大的噩夢。
也成了四合院所有人心裡的一根標尺——有些線，不能越；有些人，不能惹。
李建國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訴所有人：在這個院子裡，他不再是那個可以被隨意拿捏的孤兒。
他是李建國。烈士的兒子，大學生，豐澤園的頭灶師傅。
一個靠自己雙手掙出一片天，並且有能力守護這片天的年輕人。
這場震懾，效果持續了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