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束了，”Bruce說，“威尼斯的戲份全部殺青。”

“結束了，”李陸重複道，聲音空洞。

Bruce在他身邊坐下，遞來一支菸。

李陸接過，但沒有點燃，只是夾在指間。

“你在想甚麼？”

李陸看著水面。一艘貢多拉正緩緩駛過，船伕的歌聲在晨霧中飄散，古老而憂鬱。

“我在想，”他說，“邦德會繼續。他會去米蘭，去蒙特卡羅，去接下一個任務，找下一個女人。他會成為那個我們熟悉的007，冷酷，優雅，無所不能。”

“但是？”

“但是Vesper會一直在那裡，”李陸的聲音很輕，“在DB5的副駕駛座上，在每一次他看向車窗倒影的時候，在每一個他獨自喝酒的深夜。她不會消失，她只是……成為了他的一部分。成為了007的黑暗面。”

他站起身，將那支未點燃的煙扔進運河。

水波盪漾，倒影破碎，然後重新聚合。

“我們回倫敦吧，”他說，“還有後期製作，還有配樂，還有……”

他沒有說完。

Bruce也沒有追問。

當天下午，劇組撤離威尼斯。

李陸最後看了一眼Cipriani酒店，那個見證了Vesper之死的陽臺。然後，他登上水上計程車，沒有回頭。

船行大運河，兩岸的宮殿緩緩後退。

他想起克雷格最後那個鏡頭——DB5駛向北方，駛向任務，駛向那個沒有Vesper的未來。

那是007的誕生，也是李陸的告別。

告別威尼斯，告別邦德，告別曾經的那個荒唐的2023年。

離開威尼斯，李陸就立刻馬不停蹄的奔赴英國。

在那裡，他要親自敲定電影的配樂。

然後，他就要奔赴法國的電影小鎮，戛納，參加第58屆戛納國際電影節。

本屆電影節從5月11日開幕，5月22日閉幕，持續12天。

李陸的參賽影片《愛》將參與角逐本屆戛納電影節的最高大獎金棕櫚。

5月17日，是《愛》在電影節的首映禮，李陸將直接從倫敦飛往戛納。

倫敦，阿比路錄音棚。

這座位於聖約翰伍德區的紅磚建築，自1931年以來就是音樂傳奇的誕生地。

披頭士的《佩珀軍士》，平克·弗洛伊德的《月之暗面》，無數電影配樂的錄製——阿比路不僅是錄音棚，是音樂史的聖殿。

李陸站在二號錄音棚的控制室外，透過玻璃看著裡面的交響樂團。

六十位樂手已經就位，絃樂、銅管、打擊樂，整齊排列。

指揮台上，漢斯·季默正在調整樂譜，他那高高的髮際線在燈光下泛著光澤，那件標誌性的皮夾克與周圍的正式著裝形成奇異對比。

《007》開機前，李陸拒絕了索尼推薦的作曲家，堅持選用漢斯·季默。

“太貴了，”Bruce反對，“他的報價是其他人的三倍。”

“但他的音樂值十倍，”李陸笑著回應，態度堅持，“而且我有籌碼——《達·芬奇密碼》的全球成功，以及……”

李陸頓了頓，“一個他從未嘗試過的挑戰。”

甚麼挑戰？

李陸在發給漢斯·季默的電子郵件中只寫了一句話：“讓邦德響起東方的聲音。”

然後，李陸就接到了季默的回電。

不是助理，是他本人。

這倒不一定是李陸的提議對漢斯·季默本人有甚麼吸引力，而是李陸連續三部好萊塢影片的票房大賣，使得漢斯·季默不得不認真對待。

“東方？具體點。”

“不是華夏的民樂，不是唐代傳入日本的尺八，”李陸說，“是哲學。”

“邦德不是西方英雄，是全球英雄。他的音樂應該讓英國觀眾想起泰晤士河，讓米國觀眾想起大峽谷，讓日本觀眾想起富士山，讓華夏觀眾想起長城。”

“同一種旋律，不同的記憶？”

“同一種情感，無限聯想。”

季默沉默了很久，然後說：“我接。但我要完全的控制權，以及……”

停頓半晌，“以及你要來倫敦，我們要敲定你的要求和錄製的細節。”

“成交。”

5月16日，當李陸第一次走進季默位於倫敦的工作室。

房間裡堆滿了各種各樣的樂器——鋼琴、吉他、提琴、電子合成器……還有很多李陸叫不出名字的樂器。

簡單的寒暄過後，漢斯·季默開門見山：“告訴我，邦德對你來說是甚麼？”

“孤獨，”李陸說，“絕對的孤獨。他有任務，有女人，有敵人，但沒有朋友。他的每一次微笑都是偽裝，每一次親密都是計算。直到Vesper——”

“直到Vesper，”季默接上，“你的劇本中，他學會了信任，然後失去了她。這是古典悲劇的結構。”

“但我要現代的聲音，”李陸說，“不是約翰·巴瑞的絃樂，不是六十年代的優雅。我要粗糙的，原始的，像邦德本人一樣——從野獸變成人，再變成野獸。”

季默走到一架電子琴前，按下幾個音符。

低沉的，不和諧的，帶著金屬質感的噪音。

“這是邦德的起點，”他說，“馬達加斯加建築工地，追逐炸彈客。沒有旋律，只有節奏。心跳，呼吸，腳步聲。”

他調整合成器的引數，噪音逐漸變成有節奏的脈衝，像是一個人在奔跑，在恐懼，在生存。

……

“然後，”季默說，“Vesper出現。”

他切換到一架立式鋼琴，彈奏一個簡單的主題——三個音符，上行，然後下行，像是一個人在問問題，然後自己回答。

“這是疑問，”季默解釋，“也是回答。邦德問她：‘你是誰？’她回答：‘你的鏡子。’”

李陸閉上眼睛。

他看到了火車上的那場戲，邦德與Vesper的對視，兩個受傷的靈魂在試探，在防備，在渴望。

“這個主題，”他說，“要在整部電影中變形。初遇時是疑問，相愛時是肯定，離別時是破碎。”

“破碎，”季默重複，“我懂。不是旋律的結束，是旋律的撕裂。像一面鏡子，碎成千萬片，每一片都反射著不同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