臘肉炒粉條的濃油赤醬和鍋氣暫時驅散了“人”字帶來的沉重。羅亦農夾了一筷子粉條，忽然想起甚麼似的，說道：“年前跟子良通電報，說起紐約的股票市場，那真叫一個瞬息萬變。還有上次去武功，看了德國人幫忙設計的機械廠，流水線一開，零件一個個過去，效率比過去的那些老作坊不知高了多少。有些東西，還真是不服不行。”
陳賡正咬著一塊肥瘦相間的臘肉，聞言從鼻子裡哼了一聲，含混道：“洋鬼子那套，冷冰冰的，機器是快了，可人成了機器上的一個釘兒，有甚麼意思？咱們中國人講究人情味兒，講個‘心裡熱乎’。” 他嚥下肉，又灌了口酒，“你看咱們聚村，鄰里互助，幹部幫群眾，軍民魚水情，這才叫過日子！”
“陳賡同志講人情，亦農同志講效率，” 任弼時用筷子輕輕點了點桌面，微笑道，“這恐怕就是兩種文明看待‘人’的起點差異了。”
話題被順勢引到了這裡。爐火噼啪一聲，爆出個火星。
盧潤東放下筷子，用布巾擦了擦手，緩緩道：“陳賡說得不全錯，亦農看到的也是事實。西方所謂的那套文明體系，講究的是個人、個性。過分強調個體和理性，容易把人‘物化’，變成經濟資料、勞動工具、法律條文裡的符號。這背後隱藏的是資本收割大多數人，不會形成大股的反對力量阻礙他們的收割程序。” 他頓了頓，目光掃過眾人，“但這片土地上，哪怕經過無數次的輾軋、摧毀、清掃，都無法改變人情冷暖、道德感召、集體歸屬這些‘熱乎乎’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在西方更容易被邊緣化。”
他喝了口酒，繼續道：“反過來看咱們的傳統。儒家講‘仁者愛人’，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把人放在倫理關係裡看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重視的是責任、義務、人情、和諧。這套東西，維繫了一個超大型文明幾千年的穩定，給了人很強的歸屬感和道德錨點。但是——” 他語氣一轉，變得沉痛，“弄不好，就成了僵化的‘三綱五常’，成了壓抑個性、抹殺個人權利的牢籠！‘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那一撇（君、父、夫）高高在上，壓得那一捺（臣、子、妻）直不起腰，甚至被踩進泥裡！‘人’字的結構，在這裡嚴重扭曲、失衡了。”
聶總一直靜靜聽著，此刻沉聲介面：“潤東同志這個比喻很深刻。西方文明是把‘人’字拆開，強調每一筆畫的獨立和堅硬，再試圖用法律契約把它們重新拼接起來。我們的傳統是把‘人’字牢牢嵌在一個固定的、等級化的框裡，強調筆畫之間的固定位置和關係，但往往固定成了壓制。那麼，我們能否探索一種新的寫法？既吸收西方對個體獨立、人格尊嚴、科學精神的尊重，讓每一筆畫都挺拔有力；又繼承發揚我們傳統中優秀的集體觀念、道德倫理和家國情懷，讓筆畫之間不是冷硬的拼接，而是有機的、互相支撐的和諧一體？避免走向極端的個人原子化，也避免重回壓抑個性的等級化。比如：老祖宗創造的人、從、眾。眾人拾柴火焰高，集思廣益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羅亦農眉頭微蹙，思索著說：“榮臻同志這個‘新寫法’的理想很美好，但實踐起來，每一步都是荊棘。比如在咱們的聚村，我們要推行選舉、賬目公開，這是學習西方制度裡對個體權利和程式公正的尊重。但具體操作，又離不開鄉村裡固有的熟人社會的面子人情。有時候選上來的，未必就是最有開拓能力的，而是最有人緣或最容易消弭問題的。這就是‘西方選舉’和‘東方倫理’的基本矛盾衝突。再比如工廠管理，要引入紀律、定額、獎懲，提高效率，這有西方管理的影子。但我們又不能像資本家那樣冷酷剝削，得辦夜校提高工人文化，搞福利改善生活，講‘工人階級當家作主’，這又是我們傳統民本思想和革命理想結合的新倫理。這中間的平衡點，每天都在摸索，常常左右為難。”
鄧總一直用手指無意識地敲著碗沿，此時抬起頭，眼中閃著銳利的光：“我看，跳出具體制度，從根子上說，是‘人’在不同境遇下的需求層次問題。老祖宗孟子說‘衣食足而知榮辱’，管子說‘倉廩實而知禮節’。生存安全，這是最基礎的需求，中西古今，概莫能外。在這之上，才有歸屬的需求、被尊重的需求、求知審美的需求、自我實現的需求。西方近代制度，在滿足個體高層次需求上，設計得更精細，看似激發了巨大的創造力。但它的缺陷是，對最基礎的、廣泛的生存保障常常失靈，經濟危機一來，大量‘個體’就失業破產，流離失所，所謂高層次需求瞬間成為泡影。我們的傳統社會，在提供基礎歸屬感和基本倫理秩序上有其韌性，所謂‘耕讀傳家’‘鄉土中國’，但確實嚴重壓制了個體的高階發展需求和權利意識。我們現在要鑿的‘新河道’，應該是既能像西方某些先進位制度那樣，有力保障每個人的基本生存尊嚴和安全，又能像我們理想中的新社會那樣，為每一個個體的才能發展、人格完善、價值實現提供廣闊空間和公平機會。讓‘人’字那一豎（生存基礎）厚實穩固，讓那一撇一捺（精神發展）舒展有力。”
盧潤東看著鄧總，緩緩點頭，卻又緩緩搖頭：“你的層次論很清晰。但文明不是搭積木，可以按圖紙隨意拼接。它是血肉長成的，有自己漫長的記憶和頑固的習性。兩種差異巨大的‘人’觀的碰撞、融合、再生，必然伴隨著劇烈的痛苦、扭曲和不確定。我們這代人，甚至往後幾代人，很可能就是承受這嫁接痛苦的‘砧木’。比如，我們引入流水線，一個熟練的雕花木匠，變成了只需要重複擰螺絲的工人，他的‘人’字裡，那份‘匠人’的創造性和主體尊嚴，如何安放？我們鼓勵婦女走出家庭參加勞動，她們獲得了經濟獨立，卻也可能面臨職場歧視、家庭責任的雙重壓力，以及新舊觀念撕扯下的巨大焦慮，她們新的‘人’字，每一筆都寫著掙扎。這些，都是文明轉型期，具體而微的‘人’的代價。”
一時間，屋裡只剩下爐火的嗡嗡聲和眾人粗重的呼吸。陳賡似乎被這番深入骨髓的分析弄得有些煩躁，又似乎觸動了他某些粗糙但真實的感受，他猛地端起碗喝了一大口，抹了下嘴：“他孃的，聽著就頭疼！管他東的西的，我就認準一條：讓跟著咱們的老百姓能吃飽穿暖，不受欺負，活得有奔頭，活得像個人樣！這條不錯，就是好道！這條歪了，說甚麼都是扯淡！”
他這番粗糲的話語，像一塊石頭砸進深潭，反而激起了不一樣的漣漪。任培國笑了：“陳賡同志話雖直，卻道出了根本。任何文明的、制度的探討，最終必須落腳於是否能讓最廣大的人‘活得像個人樣’。這是我們一切努力的最終判準。”
盧潤東也笑了，那笑容裡有疲憊，也有釋然：“是啊，萬變不離其宗。這‘人樣’二字，就是我們要寫好的那個‘人’字。路途遙遠，岔道眾多，但至少今晚，我們辨了辨方向。” 他舉起碗，“來，為這個‘人樣’，再喝一口。前路漫漫，吾輩共勉。”
“共勉！”
碗沿再次相碰，聲音在充滿思辨氣息的屋子裡，顯得格外清越。窗外的夜色，似乎也因為屋內這群人試圖穿透文明迷霧的思考，而顯得不那麼深沉了。郝老歪又悄無聲息地進來，撤下涼透的菜，換上一碟新炸的椒鹽排骨，香氣撲鼻。
辯論暫歇，咀嚼聲起。但每個人心中，那關於“人”的筆畫，已然在不同的文明座標系中，留下了更復雜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