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春，南京。
昔日的國民政府舊址，如今懸掛著嶄新的牌匾——“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籌備委員會”。這座歷經戰火、見證無數歷史轉折的建築，再次成為中國政治舞臺的中心。
寬闊的禮堂內，氣氛莊重而熱烈。來自全國各地、各黨派、各人民團體、各民族、海外華僑及特別邀請代表的六百餘人齊聚一堂，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主席臺上，巨幅的五星紅旗與象徵工農聯盟的錘子鐮刀旗並列高懸。
“各位代表，同志們，朋友們！”擔任會議執行主席之一的趙安邦（以其在抗戰和建國中的卓越貢獻，被推舉進入核心領導層）站在講臺前，聲音洪亮，透過麥克風傳遍整個禮堂，“今天，我們在這裡召開這次歷史性的會議，目的是共商國是，制定共同綱領，選舉產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宣告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成立！”
掌聲如潮水般湧起，經久不息。許多代表熱淚盈眶，他們來自曾經的“海棠”根據地、“家裡”解放區、原國民政府統治區、乃至海外，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建設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走到了一起。
“過去的一百年，是中華民族飽受屈辱、奮起抗爭的一百年。我們經歷了鴉片戰爭的炮火，甲午海戰的悲歌，八國聯軍的劫掠，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面侵略……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趙安邦的聲音帶著歷史的厚重感，“但是，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屈服！從太平天國到義和團，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從北伐戰爭到土地革命，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無數仁人志士前仆後繼，用鮮血和生命，探尋著救國救民的道路！”
“而今天，我們可以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告：那條道路，我們找到了！那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人民民主專政，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讓我們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讓我們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讓我們即將迎來一個真正屬於人民的新中國！”
更加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幾乎要掀翻屋頂。
接下來的幾天，會議審議並透過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決定了國都（北平，改稱北京）、國旗（五星紅旗）、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紀年（採用公元紀年，但保留民國紀年並行一段時間）等重大事項。會議選舉產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
十月一日，北京，天安門廣場。
三十萬軍民聚集於此，翹首以盼。一號首長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用他那帶著湖南口音的洪亮聲音，向全世界莊嚴宣告：
“同胞們！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剎那間，禮炮齊鳴，萬眾歡騰！五星紅旗在雄壯的國歌聲中冉冉升起，迎風飄揚！一箇舊時代徹底終結，一個新時代磅礴開啟！
就在新中國舉行開國大典、舉國歡慶的同時，世界的另一端，暗流並未停歇。
華盛頓，國會山。
一份名為《亞洲共產主義擴張與自由世界安全》的絕密評估報告，擺在了新任總統杜魯門和國會主要議員的案頭。報告詳盡分析了新中國政權的性質、其與蘇聯的潛在聯盟關係、以及在亞洲日益增長的影響力，最後得出結論：“一個統一的、共產主義的中國，將對美國在亞洲的戰略利益構成嚴重挑戰，並可能成為蘇聯在遠東的代理人。必須採取包括政治孤立、經濟封鎖、軍事威懾在內的綜合措施，加以遏制。”
“我們必須承認，蔣介石政府已經失敗了，他們失去了大陸。”杜魯門對幕僚們說，“但臺灣島還在他們手裡。立即透過《與臺灣關係法》（虛構，類比歷史），向臺灣當局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確保其作為‘自由中國’的象徵存在，並阻止共產主義跨海進攻。同時，推動聯合國透過決議，不承認新中國政權，保留臺灣當局的席位。”
“總統先生，新中國已經明確表示，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這樣做，可能會引發直接對抗。”有幕僚提醒。
“對抗？他們剛剛結束內戰，百廢待興，有甚麼能力對抗？”國務卿艾奇遜（已接替馬歇爾）冷笑，“我們需要在亞洲劃出一條明確的防線。日本、韓國、臺灣、菲律賓……這條島嶼鏈必須牢牢掌握在自由世界手中。同時，啟動對新中國全面的貿易禁運和技術封鎖，尤其是石油、鋼鐵、精密機床等戰略物資。我倒要看看，沒有外部援助，他們能支撐多久！”
一場旨在扼殺新生共和國於搖籃之中的“隱形戰爭”，在太平洋彼岸悄然部署。
莫斯科，克里姆林宮。
斯大林叼著菸斗，看著來自北京的開國大典報道，眼神深邃。一方面，一個強大的、意識形態相近的鄰國出現，有利於分散美國的壓力，增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但另一方面，這個鄰國似乎並不像東歐國家那樣易於控制，其領導層有著強烈的獨立自主意識，而且在處理日本問題上展現出的手腕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
“一號首長……趙安邦……”斯大林輕聲唸叨著這兩個名字，“告訴外交部，以最熱烈的措辭，祝賀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成立，並立即啟動建交談判。我們可以提供全面的經濟和技術援助，幫助中國恢復建設。但是，在涉及旅順、大連駐軍權和中長鐵路管理權的問題上（依據雅爾塔秘密協定），我們的立場不能動搖。同時，提醒中國同志，在朝鮮問題上，要尊重……現實。”
他既想拉攏新中國作為對抗美國的盟友，又想最大限度地保留蘇聯在遠東的傳統利益和影響力。這種矛盾心態，將深刻影響未來的中蘇關係。
北京，中南海。
新中國的領導核心們，在歡慶勝利的同時，清醒地認識到面臨的嚴峻挑戰。
“這是彙總的各地區情況。”總理將一份厚厚的報告放在桌上，“解放戰爭雖基本結束，但西南、西北部分地區尚有殘匪需要清剿。土地改革在北方老區已基本完成，但在新解放區剛剛鋪開，鬥爭複雜。國民黨留下的是一個爛攤子：工業凋敝，農業破產，通貨膨脹嚴重，城市失業人口眾多。帝國主義封鎖已經開始，對外貿易基本斷絕。許多舊知識分子和民族資產階級對我們的政策心存疑慮。”
一號首長點燃一支菸，緩緩道：“困難是有的，但比起長征，比起抗戰，算得了甚麼？我們有全國人民渴望和平建設的心氣，有數百萬經過戰爭考驗的黨員幹部和軍隊，有蘇聯老大哥的援助（雖然可能有條件），更重要的是，我們有了一個統一的國家和明確的綱領。我相信，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總司令接著說：“軍事上，當務之急是解放西藏、海南島，並做好應對臺灣蔣介石集團可能襲擾的準備。海軍空軍力量薄弱，是短板，必須加快建設。蘇聯方面已經答應提供部分艦艇和飛機，並幫助我們建立軍工體系。”
趙安邦補充道：“經濟上，我建議立即成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統一領導全國經濟恢復工作。首要任務是穩定物價，統一財經，恢復交通。工業方面，以東北為重點，利用其較好的工業基礎，同時將接收自日本的裝置和技術儘快消化投產。農業方面，在推進土改的同時，組織農民互助合作，興修水利，提高產量。外交上，要打破帝國主義封鎖，除了緊密依靠蘇聯，也要積極爭取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以及印度、緬甸等新獨立的民族主義國家建立友好關係，開展貿易。”
他的思路清晰務實，既著眼當前，又謀劃長遠。經過系統加持和多年曆練，趙安邦在經濟建設、科技規劃和國際戰略方面的眼光，已經遠超同儕，成為領導集體中不可或缺的“智庫”和“實幹家”。
“安邦同志的意見很全面。”一號首長點點頭，“就這麼辦。告訴同志們，從現在起，我們的工作重心，要真正從農村轉向城市，從戰爭轉向建設。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箇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宏偉的藍圖已然繪就，但前進的道路上，註定佈滿荊棘。
九州，原“海棠”對日佔領事務中心（即將移交）。
大部分佔領軍和行政人員已經奉命分批迴國，參加新中國建設。只剩下少量留守部隊和移交小組。孫立人將軍即將登上回國的輪船，他最後望了一眼這片曾經戰鬥和駐紮過的土地。日本在盟國（主要是中美）的共同管制下，正在進行艱難的政治民主化和經濟非軍事化改造，天皇製得以保留但被架空，軍國主義思想受到系統清算，但右翼殘餘勢力依然暗流湧動。中日之間的歷史恩怨，遠未到徹底了結的時候，但至少，一個發動戰爭的日本已經被暫時關進了籠子。
“將軍，時間到了。”副官提醒。
孫立人點點頭，轉身登船。他的心中充滿了對故土的思念，也充滿了對未來的憧憬。他知道，回到國內，將有更艱鉅的任務等待著他和百萬將士——建設一個強大的國防，保衛來之不易的和平。
徐州（已更名為彭城，作為重要的工業中心城市之一），原“海棠”總指揮部舊址。
這裡已經變成了一個龐大的工業設計研究院和幹部培訓學校。林曉梅沒有隨趙安邦去北京，而是選擇留在這裡，主持戰後接收的日本技術資料的整理、翻譯和消化吸收工作，並參與規劃新中國的科技發展體系。
她坐在堆滿圖紙和檔案的辦公室裡，窗外傳來新建工廠的機器轟鳴聲。系統介面在她眼前微微閃爍，顯示著國運增幅已經達到95%，“新秩序的基石”任務進度68%。她知道，來自未來的使命尚未完成，但基礎已經無比堅實。
“林主任，這是鞍鋼發來的急電，關於大型平爐砌築技術的幾個疑難問題，希望研究院能派專家支援。”一名年輕的技術員送來檔案。
“好，立刻組織相關專家小組，乘專列前往。”林曉梅迅速批示。她的目光堅定而充滿希望。無數像她一樣的人，正從戰火中走來，投入到一場規模更加宏大、意義更加深遠的“戰役”中——建設一個現代化強國的戰役。
星火，已然燎原。
從北國雪原到南海之濱，從東海之濱到西域邊陲，一個古老而新生的國度，正以不可阻擋之勢，掙脫百年沉淪的泥沼，向著光明的未來，邁出堅定而豪邁的步伐。
寰宇之大，風雲激盪。
但歷史的主動權，已經握在了中國人民自己手中。
新的篇章，正由他們親手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