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良站在山坡上，夜風灌滿了他洗得發白的軍裝。徐同志的話像一枚冰冷的釘子，將他釘在這片黑暗與寂靜裡。遠處山洞的微弱燈火，彷彿一隻窺伺的眼，冷冷地映著他的掙扎。

接下來的幾天，部隊在附近山區隱蔽休整，同時加強警戒。白良照常帶隊巡邏、訓練、檢查崗哨，但所有人都察覺到他的沉默比往日更甚。那沉默並非空洞，而像一柄收入鞘中的利刃，斂去了鋒芒，卻更顯沉重。他常常不自覺地望向那個作為臨時審訊室的山洞，眼神複雜。

第三天下午，徐同志派人來請。白良走進山洞時，裡面光線昏暗，只有一盞馬燈放在角落。佐藤依舊被束縛在簡易木床上，臉色在昏暗光線下泛著不健康的青白，但那雙眼睛卻灼亮得駭人，死死盯著走進來的白良。他身上換上了乾淨的紗布，傷口似乎被照料得不錯，但這優待顯然加劇了他的屈辱和狂暴。

徐同志坐在一旁的小木桌後，記錄員在側。空氣裡瀰漫著草藥、血腥和一種精神高度緊繃後分泌的特殊氣味。

“白隊長，請坐這邊。”徐同志指了指佐藤床側另一張凳子，位置巧妙，正在佐藤勉強能及的視線範圍內，又保持著一段充滿壓迫感的距離。

白良依言坐下，脊背挺直，沒有看佐藤，而是將目光投向徐同志，彷彿他只是來聽取命令的普通一員。但他能感覺到，佐藤的呼吸在看到他坐下的瞬間，陡然粗重起來。

徐同志重新用日語開始問話，問題圍繞著附近幾個縣城的日軍兵力輪換規律。佐藤起初依舊閉口不言，甚至發出不屑的冷哼。

徐同志並不急躁，語氣依舊平穩，只是偶爾，他會用中文對白良說一兩句看似無關的話：“白隊長，李家溝往東三十里，是不是有個叫石門坎的地方？上次反掃蕩，你們連在那裡阻擊了多久？”

白良的心像被針紮了一下。石門坎，趙鐵柱就是在那裡為了掩護大部隊轉移，抱著集束手榴彈衝進了敵群。他清晰記得鐵柱最後回頭喊的那聲“隊長，替我多殺幾個！”，聲音嘶啞，帶著笑。

“四個小時。”白良聽見自己的聲音回答，乾巴巴的。

徐同志點點頭，又轉向佐藤，用日語說：“佐藤大佐，你的部隊在華北推行‘囚籠政策’，依靠公路和碉堡。但你知道，你們修建從臨縣到阜平的那條補給公路，為甚麼總是被破壞得最厲害嗎？”

佐藤眼皮跳動了一下，依舊沉默。

徐同志並不需要他回答，自顧自說下去，語氣平淡得像在陳述事實：“因為那段路，正好經過幾個村莊的祖墳山。你們強徵民夫，推平了墳頭。夜裡，自然就有人去扒公路，埋地雷。帶頭的是個六十多歲的老秀才，兒子死在南京。他被抓住後，被吊在你們修的炮樓前，活活曬死了。臨死前一直在用本地土話唱一種招魂的調子，唱了三天。”

山洞裡一片死寂，只有馬燈燈芯偶爾噼啪一聲。記錄員的筆尖劃過紙張，沙沙作響。

佐藤的喉結劇烈滾動了一下。他終於嘶啞地開口，日語帶著濃重的關西腔：“戰爭……必然伴隨犧牲。軟弱者的哀鳴，毫無意義。你們支那人，不懂甚麼是真正的武士之道，甚麼是為天皇盡忠的榮耀！”

“榮耀？”徐同志輕輕重複這個詞，目光轉向白良，“白隊長，趙鐵柱同志犧牲前，說過甚麼嗎？”

白良的拳頭在身側猛地握緊，指甲深深掐進掌心。疼痛讓他保持著表面的鎮定。他緩緩轉過頭，第一次，真正地將目光投向佐藤。不是憤怒的火焰，也不是仇恨的利刃，而是一種深不見底的、冰冷的審視，像在打量一件沒有生命的器物，或是觀察一種難以理解的醜陋生物。

“他說，‘替我多殺幾個’。”白良一字一句，用中文說。然後，他用在戰場上跟日軍喊話學來的、生硬但清晰的日語重複：“替え私、もっと殺せ。”（替我，多殺。）

佐藤的身體劇烈一震，像是被無形的鞭子抽打。他臉上的肌肉扭曲起來，不是因為這句話的內容，而是因為說出這句話的人——這個親手擊斃松本、擊敗他、此刻正用這種冰冷目光俯視他的人——用他的語言，複述著一個他蔑視的“敵人”臨終的呼喊。這句話剝離了所有宏大敘事，只剩下最原始、最尖銳的個體對抗與意志宣告。它戳破了所謂“武士榮耀”的虛幻氣球，露出了底下血腥而卑微的實質。

“八嘎！”佐藤猛地掙扎起來，束縛帶深深勒進他的皮肉，木床發出不堪重負的呻吟。他衝著白良咆哮，唾沫星子飛濺：“你們這些土匪！懦夫！只會在暗處打冷槍的鼠輩！松本君是真正的武士！你們不配提起他！不配！”

白良看著他歇斯底里的樣子，胸口那團堵著的東西奇異地鬆動了一些，不是消散，而是沉澱成了更堅硬的東西。他甚至微微向前傾了傾身，用那種平穩的、近乎殘忍的清晰語調，繼續用生硬的日語說：“松本一郎，被我，在李家溝村東頭，老槐樹下，打死。他用孩子的屍體，擋在身前。”

佐藤的咆哮戛然而止。他像是突然被扼住了喉嚨，眼球凸出，佈滿血絲，死死瞪著白良。李家溝，老槐樹，孩子的屍體……這些詞彙串聯起來，指向一個他或許知情、或許默許、但從未直面過的具體場景。而此刻，這個場景被眼前這個冷靜得可怕的軍人，用最直白的方式，釘在了他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