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時分，陳墨回到了位於深水埗石峽尾邨附近的一處私人住宅樓，來到三樓的一間屋子，拿出鑰匙開啟了房門。
房子不大，按照香江這邊的習慣，總共387尺（一尺就是一平方英尺，一平方米等於平方英尺。），換算成平方米，剛好是36平。
就是這樣一套房子，已經是香江大多數普通人的夢想。
香江的平均收入雖然要高，但人口密度大，住房壓力大，很多人都買不起房子。
在香江，評價一套房子是不是豪宅，只要你進到他家裡，能夠看到一張一米五的大床，就能夠算是豪宅了。
對於大多數普通人來說，一家幾口人能夠擠在十幾平方的房子裡，已經相當不錯了。
還有許多的底層居民，居住在籠房、棺材房、寮屋裡面。
所謂的籠房，就是在一間房間內，放置多個三層的上下鋪，每一個上下鋪用鐵絲網圍起來，就像火車上的臥鋪一樣。
有些擁擠的籠房，甚至有一百多號人，擠在一間六七十平的房子裡。人就像被關在籠子裡的鳥一樣。
棺材房和籠房相似，同樣都是無法站立的。
至於寮屋，是非法搭建的棚戶。就像之前抓捕朱滔時，被陳家駒等人開車撞毀的貧民窟。那樣的棚戶區，不提供水電，結構不穩定，缺乏保障，一旦有大風颳來，房頂隨時可能被掀飛。
還有許多的上班族，普通市民，透過輪候政府公屋（如屋邨單位）解決住房問題。
就連大多數底層警員，如果分配不到警員宿舍，也會選擇輪候公屋。公屋屬於政府為了安置底層居民建造的房子，租金比私人住宅低很多，但需要輪候。
深水埗、旺角、油麻地、觀塘等一些舊區，因近警署、交通便利且租金較低，成為了警員聚集地。
陳墨一個人，能夠獨立擁有一套這麼大的私人住宅，已經是相當不錯了。
就像警長陳家駒，目前都還在和別人一起合租。
而且，系統這次除了贈送這套房子之外，還送了點別的東西。
客廳靠牆立著一個深棕色的老式中藥櫃，三排四十個小抽屜，每個抽屜的黃銅拉環都被摩挲得發亮。
櫃頂整齊擺放著幾個大玻璃罐，裡面是常見的枸杞、菊花、陳皮。藥櫃旁是一張鋪著白色亞麻布的推拿床，牆上掛著人體經絡圖和一個針灸用的銅人模型。
另一面牆邊則是一個西藥櫃，透過玻璃門能看到阿司匹林、青黴素、腸胃藥等常見西藥，都分門別類貼著手寫標籤。
客廳中央的木桌上，放著一套血壓計、聽診器和幾本翻舊了的醫書——《傷寒論》《實用內科學》。
這是陳墨的“雙重身份”——油麻地警署的高階警員，以及一傢俬人小診所的醫生。
這年代的香江，醫院的醫療費並不便宜。許多底層百姓都捨不得去醫院，一些相對便宜的小診所就成了最佳選擇。
由於陳墨醫術高明，收費較低，在附近也積累了一定的名氣。尤其是居住在石峽尾邨的居民，基本上都會跑到他這兒來看病。
陳墨脫下警服外套掛好，換上家常的棉布襯衫，然後走到窗前，開啟了掛在窗外的燈牌。燈牌是手製的，白底紅字，簡單的“陳醫師診症”五個字。
當紅色的燈光亮起，在漸濃的暮色中格外顯眼，附近的許多居民就知道：陳醫生回來了。
燈亮後不到十分鐘，敲門聲就響了。
“陳醫生在嗎？”門外是一個略帶沙啞的女聲。
陳墨開門，是住在對面五樓的陳婆婆，手裡牽著個七八歲的小男孩。孩子臉頰通紅，不住咳嗽，眼睛水汪汪的。
“阿明這是發燒了？”陳墨側身讓兩人進來。
“是啊，放學回來就說喉嚨痛，一量體溫三十八度半。”陳婆婆滿臉憂慮，“他爸媽加班要十點才回來，醫院又...”
“坐，我先看看。”陳墨示意孩子坐到桌旁的椅子上。
他先用體溫計給孩子量體溫——三十八度七。然後檢查喉嚨，紅腫明顯。聽診器聽肺部，呼吸音粗重但尚無囉音。
“扁桃體發炎，有點支氣管炎的早期跡象。”陳墨一邊寫病歷一邊說，“我先給他打一針青黴素控制感染，再開三劑中藥清熱解毒。今晚要密切觀察，如果明天還燒，我又不在家，一定要去瑪麗醫院。”
“那...多少錢？”陳婆婆小心地問。
“診金十五塊，藥費三十。”陳墨說著已從藥櫃取藥。
藥費基本上是按照成本加上幾塊收的，畢竟買藥製藥也需要費時間。
陳婆婆連聲道謝，從手帕包裡數出四十五元港幣，皺巴巴的紙幣疊得整整齊齊。
孩子打針時哭了幾聲，陳墨從抽屜裡拿出一粒糖：“勇敢，吃了糖就不苦了。”
送走陳婆婆祖孫，陳墨剛準備整理藥方，敲門聲又響了。
這次是住在隔壁棟的搬運工李伯，五十多歲，腰背佝僂得厲害。
“陳醫生，我這老腰又不行了，今天搬了兩車貨，現在直都直不起來...”
陳墨扶李伯趴在推拿床上，熟練地在他腰部幾個穴位按壓：“這裡痛嗎？這裡呢？”
“哎喲喲，就是那裡！像針扎一樣！”
“腰椎間盤突出又加重了。”陳墨嘆氣，“李伯，我跟你說過多少次，重活要量力而行。這次我給你針灸加推拿，能緩解，但治標不治本。”
“我也知道啊，但一家五口要吃飯...”李伯趴在床上，聲音悶悶的。
陳墨不再多說，取出消毒好的銀針，在腎俞、腰陽關、委中等穴位下針。他的手法嫻熟穩定，進針快而準，李伯只感覺到輕微的酸脹感。
二十分鐘後起針，又配合推拿按摩。結束後李伯試著起身，驚訝地發現疼痛減輕了大半。
“神了！陳醫生，你這手藝真該去大醫院坐堂！”
陳墨笑笑，開了一副活血化瘀的中藥方：“去街口‘保和堂’抓藥，就說我開的方子，他們會算便宜些。診金二十，推拿針灸算我送你。”
“這怎麼好意思...”
李伯千恩萬謝地走了。陳墨看了看牆上的鐘，轉身走進廚房，給自己炒了兩個小菜，做了一頓簡單的晚飯。
飯剛吃到一半，又聽到敲門聲。
整個晚上，陳墨的小診所人來人往。
有感冒咳嗽的孩童，有胃痛腹瀉的上班族，有失眠頭痛的老人，還有在工地扭傷腳踝的建築工。他看診、開藥、打針、針灸、推拿，動作麻利，診斷準確，收費卻總是剛好覆蓋成本或略高一點。
九點半左右，來了位特殊的“病人”——住在附近的王嬸，帶著她二十三歲的女兒阿珍。
“陳醫生還沒吃飯吧？我煲了西洋菜陳腎湯，給你帶了一碗。”王嬸遞過保溫壺，眼神熱切地瞟向女兒。
阿珍靦腆地站在門口，穿著素色連衣裙，長相清秀。她在製衣廠做質檢員，是附近出了名的“乖乖女”。
“阿珍這兩天有點頭疼，陳醫生你給看看？”王嬸把女兒往前推了推。
陳墨心裡明鏡似的。這半年來，至少有七八個街坊用各種藉口帶適婚女兒或親戚來“看病”，實則“相親”。
在石硤尾這樣的底層社群，像他這樣有穩定工作（高階警員月薪四千八百元）、有房產、還有一門手藝的年輕男性，簡直是婚戀市場的“稀缺資源”。
“請坐。”陳墨還是拿出血壓計量了量，“血壓正常。最近睡眠怎麼樣？”
“還...還好。”阿珍低著頭，耳根泛紅，“就是有時加班晚了，會有點頭暈。”
“製衣廠經常趕工吧？長期低頭工作，頸椎容易出問題。”陳墨示意她轉身，輕輕按壓她頸後的風池穴，“這裡痛嗎？”
“啊...有點酸。”
“頸椎肌肉緊張，影響供血，所以會頭暈。”陳墨開了張簡單的方子，“葛根十五克，白芍十二克，甘草六克，每天一劑，喝三天。更重要的是工作間隙要活動頸部，別連續低頭超過一小時。”
他遞過藥方時，王嬸急忙問：“陳醫生，你今年真的才二十一？這麼年輕就有本事，真是難得。不知道...想不想談朋友啊？”
“工作太忙，暫時沒考慮。”陳墨禮貌而明確地回答。
阿珍看了一眼陳墨那張帥臉，心中有些失落，輕輕拉了媽媽一下：“媽，我們別耽誤陳醫生休息了。”
送走這對母女，陳墨終於能喘口氣。他清點了一下今晚的收入：今晚總共看了18個病人，診金加藥費總共548塊。除去醫藥費成本，淨收入352塊。
按平均每晚十五到二十個病人計算，再除去警局加班的情況，一個月診所基本收入約七千至八千元，加上警員工資，月收入確實過萬——在1985年的香江，這已是中產階級水平。
陳墨翻開自己的存摺和現金，加起來也有二十多萬，算是小有身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