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十月，甘肅會寧和將臺堡。
紅軍三大主力——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在此勝利會師。從江西到陝北，從湘西到甘南，幾路鐵流穿過了無數道封鎖線，翻過了數不清的雪山，蹚過了記不清的草地，終於在這片黃土高原上匯合了。
長征結束了。
但新的困境接踵而至。陝北地瘠民貧，溝壑縱橫，養活原有的老鄉已是不易，數萬紅軍將士從南方遠道而來，糧食、被服、彈藥、藥品，樣樣緊缺。各部隊報上來的存糧數字一天比一天少，有的部隊已經開始宰殺馱馬充飢。戰士們穿著單薄的軍裝，在西北十月的寒風中瑟瑟發抖。傷病員擠在簡陋的窯洞裡，缺醫少藥，傷口感染、肺炎、痢疾，每天都在吞噬著生命。
更大的威脅來自四面八方。蔣介石調集了近三十萬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和地方軍閥部隊，配備一百多架飛機，正從東、南、西三個方向向陝甘寧地區壓縮。胡宗南的第一軍已過平涼，毛炳文的第三十七軍抵達靜寧，王均部佔據天水，于學忠部在蘭州一線佈防。一張大網正在收緊，唯一敞開的口子是北面——寧夏，綏遠，蒙古。
與此同時，共產國際承諾：待紅軍奪取寧夏後，可提供一點五萬至兩萬支步槍、八門火炮、十門迫擊炮及相應彈藥，計劃於同年十二月集中在蒙古南部邊境交付。
這是救命的東西。
有了這批武器，紅軍就能裝備新部隊，就能在陝北站穩腳跟，就能有底氣應對蔣介石的圍剿。要拿到這批武器，就必須打通從陝北到蒙古的通道。要打通通道，就必須奪取寧夏。要奪取寧夏，就必須西渡黃河。
會師第二天，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釋出了《十月份作戰綱領》，即寧夏戰役計劃。核心方案是：由紅一、四方面軍兵分兩路，西渡黃河，合力奪取寧夏，打通國際交通線。
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承擔造船和先遣渡河的重任。十月二十四日晚，第三十軍第八十八師第二六三團在甘肅靖遠虎豹口強渡黃河成功，突破馬家軍河防。隨後，第九軍、紅四方面軍總部及第五軍相繼渡河。至十月三十日，西渡黃河的部隊總人數達到兩萬一千八百餘人。
然而，戰局突變。
紅軍總前指原定發起海打戰役，集中兵力打擊胡宗南部，迫其不在追逼，這樣紅軍可以從容全軍渡過黃河。但由於指揮協調出現問題，擔負關鍵鉗制任務的紅四軍和紅三十一軍被調離了預定作戰位置。這不僅打亂了整體作戰部署，也使紅軍防線出現缺口。海打戰役計劃被迫中止。胡宗南部趁勢於十月底至十一月初迅速推進，佔領靖遠、打拉池等關鍵渡口。
河東紅軍主力與河西部隊的聯絡，被完全切斷。
同時共產國際來電，改為透過新疆進行物資的移交。
奪取寧夏已無可能和意義，寧夏戰役計劃被迫中止。已經渡過黃河的那兩萬一千八百人，從此成為一支孤軍。
三大主力會師前後，秋成抵達紅軍前敵總指揮部。
他沒有選擇留在後方。就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部作戰局局長後，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向中央請求隨前指行動，後方交給張宗訓留守。理由很直接：作戰局的工作是制定作戰計劃，制定計劃的人，必須待在能最快感知戰場變化的地方。中央批准了，畢竟秋成的作戰局長只是職位，作戰局早就有自己穩定的運轉體系的，因為葉局長去東北軍促談去了，剛好空了個局長出來，秋成始終還是會回到作戰單位去的，在作戰局只是過渡，現在去了解了解兄弟部隊也能夠成長。
為甚麼秋成的局長只是個職位。
瓦窯堡。一九三六年七月。
那幾天的會開得很不痛快。
秋成把整套方案攤在桌上——不是寫在紙上的那種攤，是口頭。這種事不能留文字。他從察哈爾講到蒙古，從空中走廊講到兵工廠，從趙和、烏雲飛北上講到對蘇聯的說辭。
講了很久，講得很細。
問的人也問得很細。尖銳。他一一答了。
真正讓窯洞裡安靜下來的，是他最後說的那些話。
即建後勤，也謀蒙古。
首長坐在靠窗的位置，一直沒開口。等所有人都問完了，他才說話。聲音不高。
“你知不知道，你這是在玩火。”
場面再次沉寂下來。
“蘇聯是老大哥。你這一套，說好聽點叫留一手，說難聽點——”他沒說下去。窯洞裡沒人接話。
秋成站了很久。
“首長，我知道您擔心甚麼。”他的聲音不高，但穩。“您擔心的都對。”
他頓了頓。
“但有一件事，比這些都重要。”
他看著首長的眼睛。
“國家統一，寸土不失。”
“總有一天，中國會再次站起來。烏梁海、蒙古，我們不管，以後會被站起來的人民戳脊梁骨的。”
秋成說完，窯洞裡安靜了很久。久到能聽見外面風吹過黃土塬的聲音，久到能聽見搪瓷缸子裡茶水涼透的細微聲響。
會又開了幾天。爭論還在繼續，但方向變了。不再是“要不要做”，而是“怎麼做”。秋成知道，最難的那道坎，邁過去了。
後來的事，就是現在這樣了。
中央給了暗令：仍由秋成總領，滕代遠負責指揮作戰，李福順負責後勤，康世俊總領情報，候曾組織地方武裝，林龍發負責兩面政權。對外，口徑統一。蘇聯那邊，秋成“已經走了”。面子上過得去就行。
離開抗聯的秋成知道，自己只要一個名就行，在“絕對統御”影響下，滲透也好、後勤也好、作戰也好、地方政府也好，開展工作就輕鬆多了，秋成自己也可以偷點閒。
回到現在，來到紅軍總前指，秋成沒有發表甚麼意見。他做的是作戰局長的本分——看地圖，看戰報，彙總各方情報，掌握敵我態勢。前指的參謀們很快發現，這位新來的局長對地圖有一種近乎苛刻的敏感。他能從等高線的疏密判斷出一條山路的通行速度，能從敵情通報的隻言片語中推算出對方的行軍節奏，能把零零碎碎的情報碎片拼成一幅完整的敵軍部署圖。
有人問他，這些是怎麼練出來的。他說，在察哈爾，情報不準是會死人的，逼出來的。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很淡，像是在說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問話的人卻沉默了——他知道這位局長在察哈爾打過甚麼樣的仗，也聽說過那支叫抗聯的隊伍。
會師之後，秋成向前指提出了第二個請求：去四方面軍總部。
理由同樣直接。作戰局要為全軍制定作戰計劃，必須對每一支主力部隊的實際情況瞭如指掌。四方面軍剛從川西草地走出來，編制序列、裝備水平、指揮體系、通訊習慣，都有其特點。光看檔案不夠，得實地瞭解。
請求獲准。
十月的西北，風已經帶上了寒意。黃土高原的溝壑在暮色中變成深深淺淺的灰色，像老人臉上的皺紋。秋成騎在馬上，走得不快。沿途遇到四方面軍的部隊，他就停下來，和帶隊的幹部聊幾句——問編制，問裝備，問這一路從川西走過來的情況。有時候聊到天黑，就在部隊的宿營地借住一宿，第二天繼續走。
他聽到很多。草地上的泥濘和飢餓，藏區的冷漠和猜疑，掉隊的戰友，宰殺的戰馬。說這些的時候，那些幹部們的語氣很平淡，像是在說別人的事。但秋成注意到，他們在說到“掉隊的戰友”時，眼神會不自覺地飄向遠方，像是想從地平線上找到那些再也回不來的人影。
秋成聽著，沒有多問，只是在本子上記下一些東西——部隊的實際行軍速度，彈藥消耗情況，各級指揮員的名字和特點。有時候他會多問一句：戰士們的情緒怎麼樣？傷員怎麼安置的？過冬的衣服有著落嗎？這些問題很細，細到有些幹部答不上來，只能撓頭。秋成也不催，只是說，回去幫我問問，下次見面告訴我。
秋成抵達四方面軍總部時，渡河的準備已進入最後階段。他沒有對作戰計劃發表意見——作戰局的職責是為決策提供情報支撐，不是代替決策。他把沿途記錄整理成一份關於四方面軍現狀的簡要報告，附上自己對部隊狀態、裝備水平、後勤能力的判斷，呈交前指和總部參考。
十月二十四日晚，虎豹口。第三十軍強渡黃河。數日後，秋成隨四方面軍總部渡過黃河，踏上西岸的土地。
秋成做出隨四方面軍前指渡河的決定，並非一時衝動。抵達陝北前後的那段日子裡，他反覆掂量過自己的處境和可能的選擇。
第一，關於紅八軍團。那是他一手帶出來的部隊，從贛南打到陝北，從三千人發展到數萬之眾。那些從血火中滾過來的老兄弟——他閉著眼睛都能說出每個人的脾氣秉性。
如果他開口，回到紅八軍團去指導工作，沒有人會反對，甚至會有很多人盼著他回去。那些老兄弟見了他，怕是又要嚷嚷著“司令員回來了”，然後把他按在凳子上，端出不知道從哪搞來的酒，逼著他喝。但他沒有開口。
原因很簡單。原班人馬乾得好好的，自己去幹甚麼？鄧萍、黃蘇把部隊帶得很穩，各師、團的幹部經過這幾年的歷練，早就能獨當一面。自己回去，除了吃飯喝酒敘舊，還能做甚麼？指揮？人家不需要。調整？那是添亂。他秋成不是去拉山頭的，紅八軍團是黨的部隊，不是他秋成的私人武裝。這個分寸，他心裡比誰都清楚。
第二，關於即將到來的西征。他當然知道一些事。那些事，來自他無法言說的來處——西渡黃河的兩萬多人，將在河西走廊經歷甚麼。祁連山的冰雪，馬家軍的騎兵，零下三十度的嚴寒，斷絕的補給，打光的子彈，一個接一個倒下的身影。他知道結局。
但他也知道，他說不出來。
西征的失利，是多重原因交織的結果。指揮協調的問題，兵力部署的問題，敵情判斷的問題，後勤保障的問題，共產國際的遠端壓力，還有那些無法預見的戰場變數。每一個環節都出了岔子，才最終導向那個結局。他現在站出來說“不能這樣打”，誰信？憑甚麼信？他拿不出證據，說不清來源，只能空口白話。搞不好，還會被扣上一頂動搖軍心、散佈悲觀情緒的帽子。他不是怕戴帽子，是怕戴了帽子之後，就甚麼都做不了了。
第三，關於自己的位置。要想改變一些事情，是需要力量的。但三大主力會師，紅軍看似兵強馬壯，實則將多兵少。抗大里面塞了一堆軍長、師長、政委，都是打過硬仗、帶過大兵團的老將，現在都在當學員，聽課、記筆記、寫心得。現在哪有主力空缺給自己帶？回紅八軍團不合適，留在前指能做的有限，去別的部隊，人家有自己的指揮體系，自己一個外人插進去，名不正言不順。
所以他選擇先混進去再說。
好在自己和紅五軍——也就是紅五軍團——熟。從延壽阻擊戰開始，到湘江邊上的並肩血戰，再到跟隨中央縱隊北上，他和紅五軍團的很多指揮員都打過交道。董振堂、陳樹湘、韓偉、蘇達清、呂宮印，這些名字他都不陌生。尤其是陳樹湘，在灌江河畔那個夜晚，兩人一起蹲在殘破的土坯房裡，對著地圖研究阻擊部署，外面是敵軍的炮火，裡面是豆大的油燈。那一夜說的話，做的事，秋成記得很清楚。後來在板瑤村，紅三十四師斷糧，是二十一師勻出了三天的口糧。這份情誼，不是掛在嘴上的。
紅五軍團從長征開始就擔任全軍的鐵流後衛，湘江血戰、土城阻擊戰、金沙江殿後，哪一場硬仗都沒落下。部隊損失大，但骨架還在，士氣還在。更重要的是，這支部隊他熟悉，指揮員他認識，戰士們他也打過交道。不是外人。
所以他沒有猶豫。他想的很清楚——儘自己所能，最差也要讓紅五軍在這場註定艱難的征途中，少走一些彎路，少流一些血，多活一些人下來，如果能夠改變西路軍的結局那是皆大歡喜。不說扭轉乾坤，至少盡力而為。
至於其他的，走一步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