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城下的硝煙漸漸飄散，繳獲的武器還在清點，戰場的血跡尚未乾透。一份關於近萬名俘虜的處置方案，已在中革軍委的會議上敲定。不同於以往急於補充部隊的做法，中央決定成立一個臨時的新編師，將這些俘虜集中管理、教育、轉化。
白天，他們被組織起來，觀看《血淚債》活報劇，聽紅軍幹部講述階級壓迫的道理；夜裡，則以連隊為單位，開“訴苦會”，讓這些大多出身貧苦計程車兵，自己訴說在軍閥部隊裡挨打受罵、剋扣軍餉、被迫賣命的悲慘遭遇（這一套方案早已經從二十一師轉到了全軍使用）。紅軍的官兵平等、為窮人打仗的實實在在的行動，與他們的親身經歷形成鮮明對比。
思想上的堅冰，在日復一日的宣講、對比和最起碼的飽飯待遇中，逐漸消融。最終，近八成的俘虜兵——超過七千人——自願脫下舊軍裝，領到了綴著紅五星的灰色軍帽和三個沉甸甸的銀元。他們被分散補充到各主力軍團，尤其是傷亡較大的部隊。那些不願留下的，紅軍沒有刁難，按照政策發給路費，派專人將他們送出警戒線。
紅軍的實力在勝利和補充中悄然恢復，但更大的陰雲已在重慶上空凝聚。
蔣介石的專機降落在珊瑚壩機場。遵義大敗、兩個嫡系師被殲的訊息，讓他震怒之餘，更感到前所未有的緊迫。他判斷，紅軍在黔北立足未穩，下一步必然尋求與活躍在湘西的紅二、六軍團會合，以圖開啟新局面。
在重慶行營，對著巨大的軍用地圖，蔣介石親自拿起紅藍鉛筆，開始部署他心目中新的“鐵桶陣”：
命令郭勳祺（雖經土城之敗，但部隊已收攏補充）從松坎出發，向桐梓、婁山關方向穩步推進，施加壓力。
命令上官雲相率兩個師，由重慶急赴松坎地區集結，構成北面屏障。
命令吳奇偉（已因戰敗受到申斥）率領餘下的兩個師，駐守烏江南岸，警惕紅軍再次南渡。
命令周渾元縱隊的三個師，進駐遵義以西的魯班場、仁懷地區，採取守勢，扎穩腳跟。
命令第三縱隊滇軍孫渡部，向大定（今大方）、黔西一帶運動，封堵西面。
命令第四縱隊黔軍王家烈殘部，在金沙、土城地區收攏整頓，阻止紅軍向西。
命令薛嶽兵團主力在湄潭地區展開，積極搜尋紅軍主力，尋求決戰。
又電令何鍵，派湘軍第五十三師從鎮遠向石阡、思南地區急進，會同已在該地的另兩個湘軍師，依託烏江天險，嚴防紅軍東進與二、六軍團會合。
一道道電令飛向各路大軍。然而，與以往急令“進剿”不同，蔣介石此次特別強調：“穩紮穩打，步步為營，構築碉堡，鞏固防線，誘匪來攻，聚而殲之。”他要將在江西蘇區對付紅軍的“堡壘戰術”，在黔北山川間重演一遍。
這個命令，正中許多國民黨將領下懷。無論是新敗的吳奇偉，還是畏懼紅軍野戰能力的周渾元、王家烈，乃至地方軍閥孫渡，都樂於躲在堅固工事後面。一時間，從烏江岸邊到赤水河畔，從婁山關下到仁懷城外，響起了密集的斧鑿錘擊之聲。一座座碉堡、一道道壕溝、一條條鐵絲網，在山頭、隘口、交通要道迅速出現。
紅軍方面，則亟需打破僵局，尋求新的機動空間。雙方都在小心翼翼地試探，都試圖誘惑對方離開堅固陣地，在運動中露出破綻。但在“避戰保實力”的普遍心態下，國民黨軍這次“縮頭烏龜”戰術執行得更為徹底。無論紅軍小部隊如何挑釁、襲擾，他們大多緊守工事，只是用槍炮還擊，絕不輕易出擊。戰場出現了奇特的相持局面。
相持，對兵力處於絕對劣勢、缺乏穩固後方的紅軍而言，是致命的。時間拖得越久，敵人的堡壘防線就越完善，合圍圈就越緊密。
1935年3月13日，一份由野戰軍總部發布的命令，打破了表面的平靜。命令要求紅軍主力向遵義西南方向轉移，意圖在運動中調動敵人。同時，一個精心的伏擊計劃也隨之制定：以部分兵力佯動，引誘駐紮在烏江南岸地區的吳奇偉部（第90師歐震部、第92師梁華盛部）渡江北進，紅軍主力則在預設陣地予以殲滅。
然而，吳奇偉在遵義城下吃過大虧，變得異常謹慎。他的部隊渡江後，並未冒進，反而在長幹山地區停下腳步，加緊構築工事，擺出一副“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的架勢。紅軍設伏的部隊在寒風中潛伏多日，始終不見“大魚”上鉤。
伏擊不成，只能強攻。紅軍將目光投向了已進駐魯班場、仁懷地區的周渾元縱隊三個師。這裡碉堡林立，工事堅固，是一塊硬骨頭。但若能敲開它，就能開啟西進的通道，打破敵人的合圍態勢。
紅二十一師在遵義戰役中連續經歷婁山關、老鴉山、三合阻擊等數場惡戰，雖戰果輝煌，但自身傷亡亦重。各團在補充了部分新兵和俘虜轉化的戰士後，一直在進行休整和恢復性訓練。因此，在即將發起的魯班場戰鬥中，二十一師被指定為全軍預備隊，負責拱衛中央縱隊安全，暫不投入一線攻堅。
與此同時，一項更為隱秘的行動已在悄然進行。幹部團上干支隊奉命，以極其隱蔽的方式，偷偷佔領了仁懷縣城以北的重要渡口——茅臺鎮。一支精幹的工兵連隨之抵達，在夜幕和有利地形的掩護下，開始在赤水河上秘密架設浮橋。中央的意圖已然明確：無論魯班場之戰結果如何，紅軍都必須儘快第三次渡過赤水河，將主力轉移到西岸，重新贏得機動主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