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因在金庫裡待了一整天。
他測量了牆壁的厚度，檢查了通風管道的每一個介面，用手電筒一寸一寸地照過地面的灰塵。
第二天，他又來了。
第三天，他在金庫裡過了一夜，關了燈，坐在黑暗裡，聽地下五十米深處的聲音。
甚麼也沒有。
沒有水流聲，沒有岩石開裂的聲音，沒有老鼠爬過的聲音。
只有沉默，一種厚重的、古老的、屬於地底的沉默。
布倫納沒有催他。
他每天來金庫看一眼，然後回到樓上的辦公室裡抽菸、看檔案、接電話。
第三天下午，奎因從金庫裡出來，在走廊裡站了很久。他的褲腿上沾了灰，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和布倫納差不多。
“我需要看那些盤查記錄。”他說。
布倫納帶他回到辦公室，把一摞檔案推到他面前。“三百四十七個人。銀行職員、店鋪工作人員、行人。所有人的行蹤都查過了，沒有可疑。”
奎因坐下來，開始看。
他一頁一頁地翻，看得很慢。
三百四十七個人的名字、職業、行蹤、不在場證明。
有鐘錶店的學徒，有咖啡館的服務生，有在附近工地幹活的工人，有退休的老人，有從外地來的遊客。每個人的行蹤都對得上，每個人的不在場證明都有人證實。
他翻到第一百多頁的時候，手指停了一下。
那一頁上登記的是一個讓他不得不停留的人
名字那一欄寫著“肖恩·威爾遜”，國籍是“米國”，職業是“米國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
行蹤那一欄寫著：“在麗茲酒店餐廳用餐，而且是和奧斯卡影后奧黛麗赫本。身份已核實，外交豁免權，放行。”
奎因的手指在紙上停了幾秒，然後繼續往下翻。
他把三百四十七個人的記錄全部看完了，沒有發現任何明顯的問題。
所有人的行蹤都清清楚楚，不在場證明都有人證實。
“布倫納探長。”奎因抬起頭，“我需要您幫我查一件事。”
“甚麼事？”
“查一下這三百四十七個人裡，有哪些人在過去一年去過米國。特別是去年四月。有沒有人去過洛杉磯。”
布倫納愣了一下。“洛杉磯？”
“孔家的黃金失竊案發生在去年四月。”
奎因的聲音很平，“如果這兩起案子是同一個人或者同一夥人乾的，那個人在去年四月應該在米國。不一定在洛杉磯，但至少在米國。孔家的老宅在洛杉磯，但作案的人可以從任何地方飛過去。”
布倫納沉默了幾秒。
他拿起桌上的電話，撥了一個號碼，低聲說了幾句話。然後他放下電話，看著奎因。
“查出入境記錄需要時間。瑞士這邊的好辦，米國的要慢一些。可能要幾天。”
奎因點頭。“我等。”
等待的日子很慢。
奎因白天在金庫裡待著，晚上回酒店整理筆記。
他畫了金庫的結構圖，標註了每一個通風口的位置、每一面牆的厚度、每一扇門的方向。
圖紙越來越細，但他離答案越來越遠。
第四天下午，布倫納的電話響了。
他接起來，聽了幾分鐘，臉色變了幾次，然後結束通話。
“出入境記錄來了。”他坐在奎因對面，翻開一個筆記本，“過去一年去過米國的人，有5個。”
奎因坐直了身體。布倫納翻開筆記本，開始念。
“第一個，卡爾·馮·施泰因，銀行家。蘇黎世聯合銀行的董事。”布倫納的聲音平穩，像是在唸一份普通的名單，“去年九月去紐約，住了三週。他在曼哈頓上東區有一套公寓，每年都會去住幾個月。和洛克菲勒家族有生意往來，去紐約主要是談投資。行程很清楚，每一天都有會議記錄和社交安排。”
奎因在筆記本上記下這個名字。
“第二個，弗里德里希·霍夫曼，鐘錶商。寶嘉爾鐘錶店的老闆。”布倫納翻過一頁，“去年十一月去洛杉磯，談鐘錶代理的事。住了兩週。他住在比弗利山莊的酒店，見了幾個好萊塢的明星和製片人——那些人有的是他的客戶，有的是他想發展的客戶。有酒店記錄、機票存根，還有和幾個電影明星吃飯的賬單。行程很清楚。”
“第三個，漢斯·韋伯，銀行經理。”布倫納的聲音低了一些，“他去年三月去紐約參加一個金融會議。四天。會議記錄、酒店登記、同行人員的證詞，都有。他是這家銀行的經理，但算不上富豪，只是一個高階職員。他的薪水不低，但和馮·施泰因、霍夫曼不是一個階層。”
“第四個，安娜·布倫納。”他頓了頓，“和韋伯同行的，他的秘書。也是四天。她的行程和韋伯完全重合。”
“第五個，彼得·施耐德，退休教師。”布倫納繼續念，“他去年五月去洛杉磯旅遊。兩週。他兒子在加州理工學院讀書，他去看兒子。有他兒子的證詞和租車記錄。他是這五個人裡唯一一個普通人。退休金過日子，坐經濟艙，住汽車旅館。”
他合上筆記本。“就這些。過去一年去過美國的人，一共五個。”
奎因在筆記本上寫完最後一行，放下筆。
他看了一眼本子上的名單：銀行家、鐘錶商、銀行經理和他的秘書、退休教師。五個名字，五個在過去一年去過美國的人。
四個有錢人，一個普通人。五個人的行程都清清楚楚，每一條都有記錄，有證明人。
他沉默了很久，然後抬起頭。
“布倫納探長，你漏了一個人。”
布倫納愣了一下。“誰？”
“肖恩·威爾遜。”奎因的聲音很平，“米國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你忘了他？”
布倫納皺眉。“他沒有在名單裡。”
“為甚麼？”
“因為他是米國人。”布倫納放下筆記本，點了一根菸，“我調的是瑞士公民和歐洲居民的出入境記錄。肖恩·威爾遜是米國人。他在瑞士是短期停留，不屬於瑞士的出入境管理系統。瑞士警方沒有許可權調取米國公民的行程記錄，更沒有許可權向米國國務院要一個助理國務卿的日程表。他的行程不在我的調查範圍內。”
奎因沉默了幾秒。
他知道布倫納說的是對的。瑞士警察可以查瑞士人、可以查歐洲人、可以查在瑞士有居留權的人。
但一個米國外交官，帶著外交豁免權，出現在蘇黎世最好的餐廳裡，旁邊坐著奧黛麗·赫本——這種人，瑞士警察動不了。
不是不想動，是動不了。
法律上動不了，政治上動不了，權力上動不了。
“但他那天就在班霍夫大街上。”奎因說，“他在麗茲酒店用餐。他的車沒有被搜查，後備箱沒有被開啟。他帶著外交豁免權，大搖大擺地離開了。”
布倫納吸了一口煙。“我知道，但高層直接讓我放行，我沒有辦法查他。”
“而且，他那種人，還有調查的必要嗎？”
對於布倫納的話，奎因不置可否，
甚麼叫還有調查的必要嗎？
在他奎因的字典裡，任何人都可以是嫌疑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