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頭犯罪中，尤其是搶劫和入室盜竊轉化的暴力案件中，我們通常能看到混亂——慌張中掉落的物品，不必要的多次刺砍或槍擊，臨時改變計劃導致的現場矛盾。”
鄧恩的聲音更低了，“但這裡沒有。每一處現場都呈現出一種……剋制的完成度。就像有人在執行一份嚴謹的清單：製造搶劫或盜竊的現場表象——檢查；取走合理金額的現金或財物以強化動機——檢查；避免留下指紋、毛髮或其他可能指向身份的個人痕跡——檢查；迅速、乾淨地撤離——檢查。”
年輕探員搖頭：“你是在說，這是同一夥職業殺手乾的？在幾天內跑遍半個米國？就為了殺幾個雜貨店主和退休老頭？”
“我說的是‘行為模式上的相似性’。”鄧恩糾正。
“我沒有結論。我只是指出，這種超越普通街頭犯罪的計劃性與剋制性，為何會出現在地理上分散、目標身份各異的案件中？是模仿？是巧合？還是存在一個我們尚未發現的、將這些受害者和這種犯罪‘風格’聯絡起來的共同點？”
會議室陷入沉默。幾名洛杉磯探員交換眼神——懷疑依然存在，但已被一種更為嚴肅的深思所取代。
羅德里格斯最終開口：“鄧恩探員，我理解你的觀點。但這些‘相似性’太模糊了。沒有目擊者，沒有監控直接拍到兇嫌，沒有可靠的生物證據。我們現有的資源只能支援我們按常規路徑調查各自轄區的案件：排查受害者的社會關係，追查可能的仇家，檢視周邊監控尋找可疑車輛或人員。”
“我同意這些必須做。”
鄧恩點頭，“但我想建議增加一個跨州的調查方向：深入分析四名受害者的通訊記錄和銀行流水，尋找他們之間可能的隱形聯絡——不僅僅是直接認識，可能透過第三方、共同參與的活動或事件產生交集。”
“第二，協調三地警方，擴大現場周邊監控排查的時間視窗，不限於案發前後幾小時，要看案發前數天甚至數週是否有相同或類似的可疑人物、車輛模式出現在不同城市。”
“第三，調查各受害者所屬社群近期是否都有異常事件——非致命的威脅、騷擾、不尋常的拜訪者。”
“這需要三地，甚至更多部門的協調。”羅德里格斯坦言，壓力巨大。
“這正是總部派我來的原因之一。”鄧恩說，“我可以負責初期的資料整合與比對分析。至少，我們可以先弄清楚，這四個人之間除了都以這種‘特別’的方式死去之外，是否還存在其他交集。”
會議在一種懸而未決的氣氛中結束。
鄧恩知道，僅憑推理無法說服所有人，他需要更具體的發現。
他被分配到一個臨時使用的狹小辦公室。房間裡只有一張桌子、一臺老式電腦和一個檔案櫃。窗外是停車場，洛杉磯的夕陽將一切都染成橙紅色。
他將從三個城市彙集來的電報摘要、初步報告影印件和現場照片在寬大的辦公桌上鋪開，開始構建一個統一的時間線。沒有電腦螢幕的微光，只有檯燈下紙張的質感，以及他用鉛筆在大幅美國地圖上的標記。
首先是最基礎的：四名受害者的最後二十四小時。資訊零碎而遲滯，依賴於各地警方的電報通報和後續郵寄的筆錄副本。
佐藤健一（洛杉磯）：案發前一天正常營業，晚上七點關門後，據常去的日式澡堂店主回憶，他大約八點離開。獨自居住，無人在當晚見過他。電報查詢洛杉磯電話公司記錄顯示，其住宅電話在當天下午三點左右接到一通二十七秒的市內通話，主叫號碼屬於一個公共投幣電話，地點在幾個街區外。
卡洛·曼奇尼（洛杉磯）：獨居老人。鄰居回憶案發前一天他在咖啡館和長椅上的時間與往常無異。其孫子從紐約打來的長途電話記錄（由電話公司提供）顯示，他們在傍晚有過一次簡短通話。
山本達夫（芝加哥）：經營果蔬店，案發前一天有送貨商見到他進貨。晚上常去的圍棋俱樂部負責人證實他當天並未出現，這與習慣不符。對其店鋪和住宅電話的檢查記錄未發現異常通話。
鈴木裕（西雅圖）：同鄉會幹事。妻子證實案發前一天下午他們一起購物後，他因“突然頭痛”提前回家，取消了晚間活動。
值得注意的是，西雅圖警方在其家中發現一張揉皺的便條，上面有一個洛杉磯的電信局號碼，經查屬於洛杉磯市中心某旅館大廳的公用電話，通話時間約在案發前三十六小時。
而佐藤健一電話記錄中的那個公共電話亭，就在那家旅館對面。
鄧恩用紅筆在地圖上將洛杉磯與西雅圖這兩個點連線起來，並在旁邊標註了“公用電話”與“便條”。這不是電子訊號的關聯，而是物理的、需要人力傳遞的線索痕跡。
他繼續深挖，調閱的是透過FBI內部協調，從各地銀行取得的紙質賬單副本和匯款單據，過程緩慢而正式。
佐藤健一（洛杉磯）：每月透過郵政匯票向一個外地賬戶固定匯款。案發前一週，他從銀行保險箱中取走了一個小包裹，內容不詳。
卡洛·曼奇尼（洛杉磯）：養老金支票存入。但案發前一個月，他在一家並非其日常往來銀行的支行，存入了一筆5000美元現金，來源解釋含糊。
山本達夫（芝加哥）：生意賬目清晰。但案發前兩週，他收到一張透過外地銀行開具的現金支票，匯款方資訊經查存在問題。
鈴木裕（西雅圖）：個人賬戶顯示，案發前三個月，每月初都有一筆現金存入，存款地點分散，且其本人操作顯得生疏。
鄧恩將這些異常標記在索引卡片上。
四個受害者，生活在三個城市，死前都涉及一筆非常規的、難以追溯的現金流動。
模式的存在，超越了巧合。多年與隱蔽威脅打交道的本能在他腦海中尖銳地鳴響。
結合那種高度一致的、“清單式”的犯罪手法，一個清晰的結論在他腦海中浮現：這絕非普通罪案或孤立事件，其背後必然存在一個有協調能力的專業組織在運作。
他將初步判斷寫入備忘錄，建議總部關注此類“異常協同模式”。
儘管手頭線索尚不足以支撐大規模聯合行動，但他知道，調查的方向已經改變——從追蹤街頭可見的兇手，轉向挖掘那個隱藏在幕後的、無形的網路。
日後，鄧恩也將成為暗流最大的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