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的角逐進入白熱化。
夏一鳴砸下的鉅額公關費用，開始起作用了。
《好萊塢報道者》上開始出現一些微妙的聲音。
一篇頗具分量的評論文章，沒有直接比較各位提名者的演技高下，而是別出心裁地討論了“表演的廣度與時代象徵意義”。
文章花了大量篇幅分析範彬冰是如何在《飢餓遊戲》這部全球現象級的商業鉅製中。
將一個被迫成長的少女英雄演繹得既有脆弱感又有磐石般的意志。
認為這種“在龐大商業框架下依然能完成細膩人物弧光”的表演，本身就需要極高的掌控力。
文章末尾，不無深意地提到：“當一位亞裔女演員能夠憑藉一部非傳統奧斯卡口味的商業片獲得如此廣泛的全球共鳴時。
學院是否應該審視其評選標準的時代適應性？”
與此同時，一些資深影評人在社交媒體和播客上的口風也開始出現微妙變化。
他們依然盛讚詹妮弗·勞倫斯的才華橫溢，傑西卡·查斯坦的精準控制。
但也會“不經意”地提及範彬冰所帶來的“新鮮的、充滿力量的銀幕形象”。
以及她作為國際影星所代表的“文化橋樑”作用。
這些聲音看似客觀，實則都經過了“風向標”公關團隊精心的策劃和引導。
目標直指那些思想相對開明、注重影片全球影響力、或者對韋恩斯坦多年把持獎項有所不滿的學院評委。
夏一鳴坐在別墅的露臺上，聽著喬·德雷克興奮地彙報這些“積極訊號”。
臉上沒甚麼表情，只是淡淡道：“繼續。
火力不要停，尤其是在演員工會那邊。我要讓所有猶豫的票，在最後一刻都倒向我們。”
他掛掉電話，看著遠處好萊塢山上閃爍的“HOLLYWOOD”標誌，眼神深邃。
他知道，詹妮弗·勞倫斯的表演確實出色，韋恩斯坦的根基也深厚。
他們的背後，同樣站著實力雄厚的資本和精於算計的製片公司。
那些人也在砸錢公關，也在運作關係，但他們每一步都帶著利益權衡。
評估著投入與回報，計算著獎項帶來的票房增益、股價波動和行業地位提升是否足以覆蓋那鉅額的公關開銷。
他們的“力捧”背後，是一套複雜的利益公式，情感因素被壓縮到最低。
“但我跟他們不一樣。”夏一鳴對著窗外的璀璨燈火，低聲自語。
“在他們那裡，演員是資產，獎項是估值工具。可在我這兒……”
他眼前浮現出範彬冰在鏡頭前或哭或笑的模樣。
想起她為了一個鏡頭反覆琢磨的認真，想起她在孩子們面前柔軟的神情。
更想起她內心深處對錶演那份純粹的熱愛與追求。
“在我這兒，範彬冰首先是我老婆，然後才是演員。”
他眼神裡的算計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不容置疑的堅定。
“她想站上那個臺子，我就給她搭最穩的梯子，鋪最紅的地毯。
錢？不過是讓梯子更結實、地毯更長的工具罷了。”
其他資本在衡量“值不值”，而他夏一鳴，只在乎“她要不要”。
這其中的差別，帶來的能量級是天壤之別的。
當別人還在斟酌著投放多少資源“價效比”最高時，他已經可以毫不猶豫地祭出“飽和式攻擊”，用遠超常規的預算去碾壓那些精密的算計。
韋恩斯坦是地頭蛇不假，但地頭蛇也會評估對手的瘋狂程度。
當一個對手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甚至不在乎成本收益，只為了一個明確到偏執的目標時，那種壓迫感是完全不同的。
想到這裡，夏一鳴反而放鬆下來。
他拿起手機，給範彬冰發了條資訊，內容與奧斯卡無關：
“老婆，剛跟喬開完會。這邊月亮沒家裡的圓，糖糖秋秋今天乖不乖？想你。”
幾乎是在夏一鳴這條資訊發出的同時，好萊塢某個私人俱樂部裡，韋恩斯坦正與幾個核心幕僚密談。氣氛有些凝重。
“哈維，那個華國人，夏，他的投入……有點超出我們的預估。”
一個幕僚皺著眉，“‘風向標’團隊幾乎把所有資源都傾斜到了最佳女主角上。
他們在媒體、評委午餐會、甚至一些工會內部活動的滲透力度，非常……激進。而且似乎完全不計成本。”
韋恩斯坦，這位以強悍手腕和深厚人脈著稱的奧斯卡推手，抿了一口酒，臉上看不出太多情緒：
“詹妮弗的表演是無可爭議的，我們前期的聲勢也足夠。
一個憑藉商業片入圍的亞洲女演員，根基太淺。”
“話是這麼說，”另一個幕僚補充道，“但夏的資金似乎沒有上限。他正在用最簡單粗暴的方式。
砸錢來彌補時間和人脈上的不足。這打亂了很多原有的平衡。
一些原本態度模糊的評委，現在收到的‘資訊’和‘關懷’密度大增。
我們雖然也在做，但……我們的預算是有框架的，要考慮整個頒獎季和公司其他專案。而他，看起來只專注於這一件事。”
韋恩斯坦放下酒杯，手指在光滑的桌面上輕輕敲擊。
他經歷過無數頒獎季的廝殺，見過各種手段。
但像夏一鳴這樣，為一個獎項如此孤注一擲、彷彿背後有印鈔機支援的金主，確實不多見。
這已經不是單純的獎項競爭，某種程度上變成了資本任性的展示。
“繼續鞏固我們的基本盤，”韋恩斯坦最終沉聲道，“盯緊那些關鍵的搖擺票。
至於那個華國人……他願意燒錢就讓他燒。
奧斯卡，不是隻靠錢就能砸開的。不過，”他頓了頓，眼中閃過一絲精光。
“適當的時候，可以‘提醒’一下學院裡的老朋友。
過度的、目的性太強的外部資本介入，可能會損害獎項的……公信力。”
一場圍繞著小金人的暗戰，因為夏一鳴這種“不講道理”的投入方式，正變得愈發微妙和複雜。
但他相信，在足夠強大的資本力量和精準的輿論引導下，所謂的“藝術共識”是可以被影響，甚至被扭曲的。
他要的，就是在這場遊戲中，成為那個最大的變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