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腦子飛速運轉。豐慶的舊檔案……他首先想到的是市檔案館，或者公安局的檔案室。他在豐慶工作期間，因為產業基金和調查趙瑞龍，確實調閱過不少歷史資料，包括一些企業的工商登記、改制記錄，甚至一些陳年舊案的卷宗……難道，是在那個時候，無意中接觸過，或者劉強後來發現了甚麼，將關鍵證據（錄音）藏在了某份舊檔案裡？
錄音的內容是甚麼？是關於趙瑞龍的？還是關於梁家甚至趙立春的？馮凱作為公安局長，怎麼會留下這樣的錄音？
現在不是細究的時候。劉強用如此隱秘的方式，冒險告訴他這個資訊，說明這份錄音極其重要，可能是打破僵局的關鍵，而且處境危險，隨時可能被王有福他們發現或銷燬。
他必須儘快弄清楚“舊檔”具體指甚麼，並想辦法將資訊傳遞出去，或者……如果可能，自己利用起來。
他回覆劉強：“明（M-I-N-G）白（B-A-I）。等（D-E-N-G）機（J-I）會（H-U-I）。你（N-I）保（B-A-O）重（Z-H-O-N-G）。”
劉強回覆：“小（X-I-A-O）心（X-I-N）。林（L-I-N）是（S-H-I）三（S-A-N）。”
林是第三步？林靜！那個“心理諮詢師”！她是“三步計劃”的最後一環，或者說是執行者？李正心中凜然。林靜的溫和麵目下，果然藏著更深的圖謀。她的心理攻勢，可能就是王有福他們準備發起的最後總攻，旨在徹底擊垮他的心理防線，讓他“自願”認罪。
時間更緊迫了。
就在這時，樓下209房間的方向，透過下水管道，也傳來了輕微而有規律的“噠噠”聲！聲音很輕，但節奏分明。
李正立刻走進衛生間。樓下傳遞的是一串新的數字敲擊。這次，不再是之前的四位密碼，而是一組長串數字。李正凝神記憶，並用手指在佈滿水汽的鏡面上劃寫記錄。
數字是：1， 0， 2， 4， 0， 9， 1， 5， 3， 0， 0， 1， 5， 7， 2， 4。
？這麼長？李正皺眉。他嘗試分割。1024？像是日期10月24日？0915？9月15日？是之前的人員程式碼。
會不會是“10月24日09點15分，人員，有行動”？
還是說，這是某種電話號碼或通訊頻率？
他暫時無法解讀。但他將這段數字牢牢記住。
就在他準備回應樓下時，走廊裡傳來了清晰的腳步聲，正朝著他房間的方向走來！不是送餐或守衛換班的規律腳步，而是帶著明確目的性的、不疾不徐的腳步聲。
李正迅速擦掉鏡面上的痕跡，回到房間，坐到書桌前，拿起筆，做出一副正在“寫檢查”的樣子。
腳步聲停在了他的門口。
鑰匙轉動。
門開了。
站在門外的，正是林靜。她依舊穿著那身米色開衫，戴著金絲邊眼鏡，臉上帶著溫和的、無可挑剔的微笑。但這一次，她手裡拿著的不是筆記本，而是一個資料夾。
“李正同志，晚上好。沒打擾你學習吧？”林靜的聲音一如既往的柔和。
李正放下筆，站起身：“林老師，請進。”
林靜走進來，很自然地在椅子上坐下，將資料夾放在書桌上。她的目光掃過桌面上的信紙和那本理論書，最後落在李正臉上。
“看來你這兩天思考得很認真。”她微笑著說，“字寫了不少。能跟我分享一下，你都思考了些甚麼嗎？”
真正的第三步，開始了。李正能感覺到，林靜那溫和目光下的壓力，比上次更加凝實，也更加……志在必得。
他深吸一口氣，讓自己平靜下來。
“林老師，我正在深刻反思我在工作中的不足……”他開始背誦那些準備好的套話，同時大腦卻在飛速運轉，思考著劉強透露的“錄音”資訊，樓下傳來的長串數字，以及如何應對眼前這場更加危險的、溫柔的心理攻堅戰。
牆壁那邊，劉強一定也在屏息聆聽。
樓下209房間，那位未知的盟友，是否也感知到了危險的臨近？
這座囚籠，正緩緩收緊。而他，必須在這收緊的縫隙中，找到那一線生機，並握住那把可能藏在“舊檔”中的、名為“錄音”的鑰匙。
林靜坐在那裡，像一尊精心雕琢的玉觀音，嘴角噙著永恆不變的溫和笑意，目光卻透過鏡片，細細地掃描著李正臉上每一絲細微的表情變化。房間裡的空氣彷彿因為她的話語而變得更加粘稠，帶著一種無形的壓力。
“反思不足……嗯，這是個很好的開始。”林靜輕輕頷首，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資料夾光滑的表面，“但反思不能只停留在工作方法、個人性格這些層面。有時候，我們需要往更深處挖掘，看一看，某些根深蒂固的觀念，或者……某些來自外界的、深刻的影響，是不是從根本上，就讓我們偏離了正確的方向。”
她開始深入了，從“反思工作”轉向“反思思想根源”，這是更高階別的“幫助認識”。
李正保持著平靜，沒有說話，做出認真傾聽的姿態。他知道，此刻任何辯解或反駁，都可能被林靜抓住，作為“抗拒幫助”、“思想頑固”的證明。他需要讓對方多說，從中捕捉資訊，同時尋找應對的縫隙。
“比如說，”林靜翻開資料夾，裡面似乎是一些列印的材料，但她沒有看，目光依舊鎖著李正，“你對民營經濟的態度，對像趙瑞龍這樣有實力、有背景的企業家，似乎總是帶著一種……嗯，先入為主的警惕，甚至是排斥。這種心態，是不是和你早年的一些經歷，或者受到的一些理論影響有關？我瞭解過，你的碩士導師，在經濟學觀點上，似乎比較強調國有經濟的主體地位和監管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