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九杏堂醫藥公司的樓裡終於有了些人氣。
一樓東側的兩間屋子被改造成了臨時實驗室。
說是實驗室，其實簡陋得可憐，幾張桌子拼成的工作臺，幾排木架子上放著瓶瓶罐罐，牆角堆著從各處蒐羅來的工具：
銅藥碾、鐵研缽、竹篩、天平，還有一臺民國時期留下的手搖式壓片機，鏽跡斑斑，不知道還能不能用。
但此刻，這間屋子裡卻聚集了七雙眼睛，專注地看著工作臺上攤開的手寫配方。
“銀翹解毒方，傳統劑量。”計九方用粉筆在小黑板上寫著，
“金銀花15克，連翹15克，薄荷6克，荊芥6克……一共九味藥。我們的任務，是把它做成方便服用、質量穩定的丸劑或片劑。”
他轉過身，目光掃過面前的七張年輕面孔。
這七個人，就是醫藥公司研究部門的底子了，
坐在最左邊的是李文瀚，藥學專業，父親是舊政府時期的藥劑師，此刻他正仔細抄寫著配方，字跡工整得如同印刷。
他旁邊是張明，那個父母分別是中醫和西醫的畢業生。此刻他眉頭微皺，顯然在思考著甚麼。
陳秀英和另一個叫周曉梅的女生坐在一起，兩人都是基礎醫學專業但自學了藥學。
“計老師，”張明舉起手，
“我查過資料，銀翹方直接做成丸劑或片劑，有兩個問題。一是藥材粉末的流動性差，壓片容易松裂；二是金銀花、薄荷等含有揮發性成分，制粒過程中容易損失藥效。”
“問得好。”計九方點頭，
“所以我們要分三步走。第一步，小試工藝研究，確定每味藥材的最佳粉碎細度、乾燥溫度和時間；
第二步，輔料篩選，找到合適的粘合劑、崩解劑；
第三步，穩定性試驗，考察成品在不同條件下的質量變化。”
他從抽屜裡拿出七個牛皮紙袋，每人發了一袋。
“這裡面是金銀花的樣品，來自三個不同產地。你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研究這三種金銀花在不同粉碎程度下的出粉率、細度，以及有效成分的含量變化，當然，我們暫時沒有精密儀器，就用最原始的方法。”
他走到工作臺前，演示起來。
“篩分法，用80目、100目、120目三種篩網，分別記錄過篩率和細粉得率。”
“浸出試驗，用熱水浸泡，觀察浸出液的色澤和氣味變化。”
“乾燥試驗，分別在陰乾、40度烘乾、60度烘乾條件下，觀察藥材顏色和氣味變化。”
“每人負責一個專案，三天後彙總資料。”
七個人接過紙袋，眼神裡既有興奮，也有忐忑。興奮的是終於能真正做研究，忐忑的是——這些方法太原始了，能行嗎？
“我知道你們在想甚麼。”計九方看穿了他們的心思，
“覺得這些方法太土，不科學。但我要告訴你們，在條件有限的情況下，先把這些‘土方法’做紮實，積累足夠的資料，等將來有了精密儀器，我們才知道該測甚麼、怎麼測。”
他頓了頓：“而且，這些‘土方法’裡，藏著老藥工幾百年積累的經驗。比如金銀花，老藥工看一眼就知道是幾月採的、存放了多久。這種經驗，我們要用科學的方法去理解它、驗證它。”
工作分配下去後，實驗室裡響起了研缽搗藥的叮噹聲、篩網搖晃的沙沙聲、還有低聲討論的聲音。
李文瀚負責粉碎試驗。
他先將金銀花仔細揀選，去掉雜質和黴變的部分，然後分成三份，分別用銅藥碾輕研、重研、反覆研。
每研一次，就過篩稱重，記錄資料。他的動作很慢，很細緻，彷彿在進行某種儀式。
“李師兄，你為甚麼每次只放這麼一點？”周曉梅好奇地問。
“藥材粉碎，不是越用力越好。”李文瀚頭也不抬，“金銀花質地輕脆，重碾容易發熱，揮發油會損失。要‘輕研多篩’，慢慢來。”
張明和陳秀英在做乾燥試驗。他們在窗邊架起三個竹匾，分別標註“陰乾”“40度”“60度”。
陰乾的那匾就放在通風處；40度的用了自制土炕，下面放熱水盆，上面架竹匾；60度的更簡陋，直接用鐵皮桶改造的簡易烘箱，溫度靠經驗控制。
“計老師，”陳秀英記錄著資料，
“陰乾的顏色保持最好，但時間太長。40度烘乾的顏色稍暗，但時間縮短三分之二。60度的……顏色變深，氣味也變了。”
“記錄下來。”計九方說，“這些變化，可能意味著有效成分的損失。我們要找到平衡點——既要保證生產效率，又要儘量保留藥效。”
最困難的是趙志剛那組，他們要修復那臺手搖壓片機。
機器是錢洋從舊貨市場淘來的，銘牌上刻著“上海華美藥廠年”。幾十年沒用，齒輪鏽死，壓輪磨損，模具也不全。
“趙哥，這能修好嗎？”孫濤看著那堆鏽鐵疙瘩，心裡沒底。
趙志剛沒說話，蹲下來仔細檢視。他用煤油浸泡鏽死的螺絲，用銼刀打磨磨損的齒面，用遊標卡尺測量模具尺寸。
從下午一直忙到天黑，沒幹過重活的手上磨出了水泡。
晚上八點，實驗室裡還亮著燈。
計九方提著幾個油紙包進來：“先吃飯。”
油紙包裡是窩窩頭和鹹菜，還有一壺熱水。七個人圍坐在一起，就著熱水吃冷窩頭，但沒有人抱怨。
“計老師，”張明啃著窩頭，含糊不清地問，“我們做的這些資料，真的有用嗎？”
“有用。”計九方肯定地說，
“現在可能看不出，但等我們積累了幾十種藥材的資料，就能總結出規律。比如甚麼藥材怕熱，甚麼藥材怕溼，甚麼藥材粉碎到甚麼程度最好。這些規律，就是制定生產工藝的基礎。”
“將來有一天，我們會有自動化生產線，會有精密檢測儀器。但再先進的機器，也要人來設定引數。我們現在的每一組資料，都是在為將來打基礎。”
李文瀚突然開口：“我父親常說，做藥如做人，要實在，不能取巧。他那個年代，沒有這麼多儀器，全憑經驗和良心。現在我們有條件做更細緻的研究，就更要對得起這身白大褂。”
他說的“白大褂”，其實是普通的藍色工作服——醫藥公司還沒配發正式的工作服，蔣晴從療養所協調了幾套舊的。
但此刻，這七件洗得發白的藍色工作服，在昏黃的燈光下，確實有了一種“白大褂”的莊嚴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