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已深，成都基地的會議室裡，燈光卻依舊明亮如晝。
閻埠貴坐在橢圓會議桌的主位，面對著國家“十五”規劃調研組的四位領導。
窗外是黑沉沉的夜色，遠處園區廠房裡透出的點點燈光，像散落在大地上的星辰。
“林組長，各位領導，”
閻埠貴喝了口茶，清了清嗓子，
“剛才在論壇上，我講的是‘成都模式’的內涵。現在關起門來，我想說點更深的東西。”
調研組的林組長五十出頭，戴著金絲眼鏡，鏡片後的眼睛透著學者的睿智和官員的嚴謹。
他開啟筆記本，示意閻埠貴繼續。
“這一切的起點，其實很卑微。”
閻埠貴的聲音在安靜的會議室裡迴盪：
“1965年冬天，我還在北京紅星小學教書。那時候，一個小學教師的月工資是四十二塊五毛，要養活一大家子人。”
“我記得最清楚的是那年冬天，學校裡有個叫李曉蘭的女學生，因為家裡成分問題，餓著肚子來上課。”
他的目光變得深遠，彷彿穿越了時空：
“我偷偷塞給她半個窩頭。那孩子看著我，眼睛裡全是淚。她說：‘閻老師，我想讀書，我想上大學。’”
“可那時候，大學停辦了。”
閻埠貴頓了頓：
“但我告訴她：‘只要你想，就一定有機會。知識永遠不會過時。’”
“後來呢？”
坐在林組長旁邊的王副主任忍不住問。
“後來她成了我的學生，我的兒媳。”
閻埠貴笑了，
“78年恢復高考，她是北京理科狀元，上了北大物理系。現在在外貿部工作，今天也在論壇現場。”
會議室裡響起輕輕的讚歎聲。
“我講這個例子，是想說，”
閻埠貴回到正題，
“‘成都模式’的核心，其實就藏在這個故事裡——給人希望，給人機會，然後他們就會創造奇蹟。”
他切換PPT，螢幕上出現一張老照片——四合院的青磚灰瓦，屋簷下掛著冰凌。
“這是我家住過的四合院。七十年代，我在那裡組織了一個秘密學習小組。晚上，孩子們擠在一盞煤油燈下，學數學，學物理，學英語。”
照片切換，是幾個年輕人的合影——年輕的閻解放、李曉蘭、何雨陽，還有更小的閻解睇、何雨水。
“就是這些孩子，後來有的考上了清華北大，有的出國留學，現在都在為國家建設出力。”
閻埠貴的聲音有些哽咽：
“所以當我創辦‘振華’，最先想到的，就是要把這種‘給人機會’的理念融入企業——給年輕人機會，給技術人員機會，給每一個有夢想的人機會。”
林組長放下筆，認真地說：“閻老師，您這是在用人，也是在育人。”
“是的。”
閻埠貴點頭，
“企業不只是賺錢的工具，更是培養人、成就人的平臺。‘振華研究院’裡，現在有三分之一的高管，都是當年我從高校、從基層一手帶出來的。”
他調出另一組資料：
“截止去年，‘振華’累計投入教育、培訓的經費超過八億，培養了六千多名技術骨幹。”
“這些人裡，有三百多人後來離開‘振華’，去其他企業、去高校、去創業。我不覺得這是損失，這是貢獻。”
“您不怕技術外流？”
王副主任問。
“不怕。”
閻埠貴說得很堅定，
“技術是人創造的。只要人在，技術在。而且，一個健康的市場，需要競爭，需要交流。‘振華’不怕競爭，我們在競爭中成長。”
他喝了口水，繼續：
“這就是‘成都模式’的第二層——企業不只是市場主體，更是創新主體、育人主體。”
夜越來越深，牆上的時鐘指向十一點。
但會議室裡沒有一個人露出倦意。
四位調研組的領導聽得全神貫注，不時記錄，不時點頭。
“第三層，”閻埠貴調出成都基地的規劃圖，“是東西聯動。”
他指著地圖：
“為甚麼要來成都？因為東部已經相對飽和，而西部有空間、有資源、有政策。”
“更重要的是，西部有人才——四川、陝西、甘肅，這些地方的高校培養了大量優秀畢業生，但過去留不住。”
“所以我們來了，帶著產業，帶著機會。”
螢幕上出現一組資料：成都基地開工一年，已吸引西部高校畢業生兩千三百人，其中本科以上學歷佔比85%。
“這些人不用再背井離鄉去沿海，在家門口就能找到好工作，實現價值。”
閻埠貴說，
“這就是東西聯動的意義——不是簡單的產業轉移，是機會的重新分配，是人才的合理流動。”
林組長突然問：“閻老師，我聽說你們在成都給員工的待遇，比在北京總部還高？”
“是的。”
閻埠貴坦然，
“同樣的崗位，成都的薪資比北京高15%。因為我們要吸引人才，更要留住人才。”
“而且成都的生活成本比北京低，這15%的溢價，能讓員工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他頓了頓：
“一個工程師，如果整天為房貸、為孩子上學發愁，他怎麼能安心搞研發？所以我們在成都建了員工公寓，配套了幼兒園、小學，還和電子科大合辦了子弟中學。”
“您這是在辦社會。”林組長感慨。
“企業辦社會，在計劃經濟時代是個負擔。”
閻埠貴說，
“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應該為員工解決後顧之憂。員工安心，企業才能安心發展。”
會議室裡安靜了幾秒。
窗外的夜風吹過，帶著初秋的涼意。
閻埠貴站起身，走到窗前，看著遠處依然亮著燈的晶片廠房：
“林組長，各位領導。我今年七十五歲了，按理說該退休了。但我睡不著。”
他轉過身：
“因為我看到，我們的晶片還在用別人的光刻機，我們的作業系統還在用別人的核心，我們的工業軟體還在用別人的程式碼。”
“這不是技術問題，是戰略問題。”
他的聲音變得沉重：
“八十年代，我們缺錢，可以‘市場換技術’。九十年代，我們缺時間，可以‘引進消化吸收’。”
“但到了二十一世紀，我們再也不能用市場換技術了——因為核心的技術，人家不賣。”
“所以必須走自主創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