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李成鋼又帶著小朱去了轄區的各個廠礦轉了一圈，熟悉廠礦公安科（處）民警和經警隊負責人與所裡的管轄範圍。
轉到快中午時，兩人開始騎車返回派出所，衚衕裡飄著各家各戶做飯的香氣。
快到派出所門口時，李成鋼忽然看見一個八九歲的小男孩在門口徘徊。孩子穿著洗得發白的藍色上衣，褲子膝蓋處打了補丁，揹著箇舊書包，在派出所大門外走來走去，想進又不敢進的樣子。
李成鋼停下車，對小朱做了個“噓”的手勢，然後輕輕走過去，在小男孩面前蹲下身子，讓自己的視線和孩子平齊。
“小朋友，”李成鋼的聲音放得很輕，很溫柔，“你是有甚麼事需要民警叔叔幫忙嗎？”
小男孩嚇了一跳，往後縮了縮，抬頭看著李成鋼身上的警服，眼神裡既有期待又有害怕。他嘴唇動了動，小聲問：“民警叔叔……你們真的能幫助普通老百姓嗎？真的能為老百姓做主嗎？”
這話從一個孩子嘴裡問出來，讓李成鋼心裡一緊。他點點頭，語氣更加溫和：“小朋友，民警叔叔就是為人民服務的。你有甚麼事，跟叔叔說說，叔叔幫你做主。”
小男孩眼睛紅了，但還強忍著沒哭出來。
李成鋼站起身，輕輕拍了拍孩子的肩膀：“走，跟叔叔進去說。”
他把小男孩帶進派出所，沒去大辦公室，而是直接帶到了所長辦公室。辦公室裡相對安靜，只有一張桌子和幾把椅子。
“坐。”李成鋼讓孩子坐下，自己也拉過一把椅子坐在他對面，“告訴叔叔，怎麼了？是不是被人欺負了？”
小男孩低著頭，手指絞著衣角，不說話。
李成鋼也不急，又問：“吃飯了沒有？”
小男孩搖搖頭。
李成鋼轉頭對小朱說：“小朱，去食堂打份飯菜來，記得多打點肉菜的。”
“哎！”小朱應聲去了。
不一會兒，小朱端著一個鋁製飯盒回來了。裡面是米飯、炒白菜，還有好多片肥肉。他把飯盒放在桌上，又拿了雙筷子。
“來，先吃飯。”李成鋼把飯盒推到孩子面前。
小男孩看著飯盒，嚥了咽口水，但沒動。
“吃吧，沒事。”李成鋼溫聲說，“吃飽了才有力氣說話。”
小男孩這才拿起筷子，開始吃飯。起初還小心翼翼的，後來就越吃越快，狼吞虎嚥，顯然是餓壞了。
李成鋼靜靜地看著，等他吃完，又遞過去一杯溫開水。
“慢慢喝，別噎著。”
小男孩接過杯子，一口氣喝了大半杯，這才放下杯子，打了個小小的飽嗝。吃飽喝足，他的情緒明顯穩定了些。
李成鋼這才開口：“現在能告訴叔叔了嗎？你叫甚麼名字？家住哪裡？發生甚麼事了？”
小男孩抬起頭，眼圈又紅了：“我叫曾賢……今年九歲，在街道小學上三年級……”
他的聲音很小，但說得很清楚。
“我爸爸是木材廠的工人，一隻眼睛受過傷，看東西不太清楚。我媽媽是門頭溝農村的，所以……所以我的戶口也是農村的。”
說到這裡，曾賢的聲音低了下去：“我在學校是借讀生，每個學期要多交五塊錢借讀費……爸爸工資不高，交錢的時候總要借……”
李成鋼點點頭，示意他繼續。
“在學校……同學們經常欺負我，說我是‘鄉巴佬’、‘農村娃’……我都不敢還嘴。”曾賢的聲音帶了哭腔，“今天上午，班上一個叫王軍的同學說丟了兩塊錢，說是我偷的……我根本沒偷！”
他的眼淚終於掉下來了：“班主任黎老師二話不說，就把我帶到辦公室，說我手腳不乾淨，給學校丟人……我怎麼說她都不信，旁邊一個男的宋老師還幫腔，踢了我幾腳……說我要是再不承認，就把我趕回家，說‘鄉巴佬’不要在他們學校讀書……”
曾賢用手背抹著眼淚：“黎老師說，讓我把偷的錢還給王軍，再自己寫一張‘我是小偷’的紙，貼在衣服上貼到放學……這事就算了。不然以後都別進教室……”
“我根本沒錢賠……黎老師就讓我回家拿錢……我不敢回家，爸爸要是知道了，肯定會打我……媽媽也會難過……我在街上走了好久，不知道該怎麼辦……走到這裡，看見派出所，我想找民警叔叔，又不敢……”
說完這些，曾賢已經泣不成聲。
值班室裡一片寂靜。小朱站在旁邊，拳頭已經握緊了，臉上滿是氣憤。李成鋼的臉色也沉了下來，但他努力控制著自己的情緒，不想嚇到孩子。
他深吸一口氣，伸手輕輕拍了拍曾賢的肩膀：“曾賢，叔叔相信你。你沒偷錢，對不對？”
曾賢用力點頭，眼淚吧嗒吧嗒往下掉：“我沒偷……我真的沒偷……”
“好，叔叔相信你。”李成鋼站起身，“你先在這裡休息一會兒，等叔叔吃了午飯，帶你去學校，好好跟老師解釋清楚，好嗎？”
曾賢抬起頭，眼睛裡有了希望的光：“真的嗎？叔叔您真的願意幫我？”
“真的。”李成鋼認真地說，“民警叔叔就是幫老百姓解決困難的。你沒做錯事，就不應該被冤枉。”
李成鋼站起身，走到窗邊點了支菸，卻沒有馬上抽。他需要整理一下思緒。
作為一名從基層摸爬滾打上來的老公安，他深知“兼聽則明，偏信則闇”的道理。剛才曾賢哭訴時，他並沒有完全沉浸在那令人揪心的敘述裡，而是用多年曆練出的職業眼光，冷靜地觀察著這個孩子。
他盯著曾賢的眼睛。那是一雙黑白分明、尚未被世故浸染的眼睛。在講述被同學欺負、被老師冤枉時，那雙眼睛裡湧上來的是真實的屈辱、恐懼和急切想要自證清白的無助。淚水滾落時，眼神沒有閃爍，沒有刻意迴避李成鋼的注視，而是直直地迎上來，彷彿要把所有的委屈都攤開給他看。
李成鋼辦過不少案子，也見過各色人等說謊時的模樣。成年人說謊，眼神往往會有下意識的飄移，或者過度用力地“真誠對視”，肢體語言也會有不協調的地方。而一些半大孩子撒謊，要麼是眼珠亂轉不敢看人，要麼就是背得滾瓜爛熟卻缺乏細節和真情實感。
但曾賢的敘述，充滿了孩子視角的、具體的細節：“班上的王軍”、“丟了兩塊錢”、“黎老師二話不說”、“宋老師還幫腔，踢了我幾腳”、“寫一張‘我是小偷’的紙貼在衣服上貼到放學”……這些描述帶著孩子特有的觀察和情緒色彩，尤其是說到被踢和要寫“我是小偷”時，他肩膀下意識地瑟縮了一下，那種混雜著疼痛和巨大羞辱的反應，很難偽裝。
而且，一個九歲的孩子，如果真是偷了錢還被老師當場“抓住”，在公安民警面前編造如此完整、細節豐富且情緒飽滿的謊言，那心理素質未免太過驚人，簡直可以稱得上天生的演員。以李成鋼的經驗來看，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
更重要的是，曾賢的眼神深處，除了委屈，還有一種近乎絕望中抓住最後一根稻草的期盼。他問“你們真的能幫助普通老百姓嗎？”，這句話背後的試探和不信任，恰恰反映出他可能確實遭遇了不公，並且對尋求幫助曾經失望或心存畏懼。
李成鋼吐出一口煙，心裡已經有了七八分判斷。但他也提醒自己，判斷歸判斷，事實需要證據。孩子的敘述固然可信度高，但也不能排除其中可能有誤解、誇大的成分，或者忽略了某些關鍵資訊。一切還需要到學校去核實。
他走回曾賢面前，蹲下身，目光平和而堅定地看著孩子：“曾賢，叔叔相信你現在說的都是實話。但叔叔是警察，辦事要講證據，講規矩。等下到了學校，叔叔會先聽老師怎麼說，也會找那個王軍同學，還有其他可能瞭解情況的同學問問。你怕不怕跟他們對質？”
曾賢用力搖頭，眼神亮了起來：“我不怕！我真的沒偷！我可以跟他們說清楚！”
“好。”李成鋼點點頭，“記住，沒做就是沒做，在任何人面前都要理直氣壯。不過，跟老師和同學說話要有禮貌，把事情經過原原本本說出來就行，不要哭，也不要喊，能做到嗎？”
“能！”曾賢挺了挺瘦小的胸脯。
看著孩子因為得到信任和支援而煥發出的神采，李成鋼心裡那點剩餘的疑慮也消散了大半。他幾乎可以肯定，這孩子受了冤枉。退一萬步講，就算兩塊錢的真相另有曲折，那兩位老師處理問題的方式——踢打學生、強迫寫侮辱性字條貼身上——也絕對超出了教育懲戒的底線，是必須嚴肅對待的問題。
他轉頭對小朱說：“小朱，你先陪著曾賢，我去食堂吃點東西，很快就回來。”
“李所，您去吧，我陪著。”小朱說。
李成鋼走出辦公室，卻沒有馬上去食堂。他站在院子裡想到，九歲的孩子，因為農村戶口，在學校被歧視、被欺負，還被老師冤枉偷錢，要求寫“我是小偷”貼在身上——這已經不是簡單的教育方法問題了，這是侮辱人格。
他想起自己女兒，兒子小時候，在學校從來都是被老師喜歡、被同學尊重的。不是因為成績有多好，而是因為她是城市戶口，父母都是公安民警。
城鄉差別，戶口制度，就像一道無形的牆，把孩子們隔成了兩個世界。
李成鋼掐滅菸頭，走進食堂。他快速吃完飯，然後回到辦公室。
曾賢已經平靜下來了，正和小朱說話。看見李成鋼進來，他立刻站起來，眼睛裡滿是期待。
“走，曾賢，叔叔帶你去學校。”李成鋼說。
“李所，我也去！”小朱說。
李成鋼想了想：“行，一起去。”
三人走出派出所。李成鋼讓曾賢坐在腳踏車後座上，小朱騎另一輛車跟在旁邊。